摘 要：清末民初，为了寻求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抵御列强的侵略的途径，蔡锷努力研习王船山著作，并在王船山全民战争、军队建设以及战略战术等军事思想的影响下，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军事特点和要求，先后撰写了《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等军事著作，在义务兵役制、军队建设、军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军事思想和主张，为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军队建设思想

在军队建设方面，蔡锷也深受王船山思想的影响，并结合近代战争的要求有所突破、创新和发展。

（一）关于将领的素质。王船山十分重视军事指挥员在战争中的作用。在《读通鉴论•五代上》一文中，他通过对比“项羽不足以持败，一摧于陔下，遂愤恚失守而自刭”与“汉高一败于彭城，再败于荥阳，跳身孤走，而神不为怵，故项羽终屈其难折之锋”两个事例，说明指挥员良好的品德和心理素质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他认为：“成而不倾，败而不亡，存乎其量之所持而已，智非所及也。量者心之体，智者心之用。用者用其体，体不定，则用不足以行；体不定而用或有所当，惟其机也。机者发而可中，而不足以持久，虽成必败，苟败必亡。故曰非智所及也”。在他看来，项羽之所以败，是因为“量不足以胜之”；而刘邦之所以成，是因为“在量而不在智”。因此，他认为，作为军事指挥官，“既以身任天下，则死之与败，非意外之凶危；生之与成，抑固然之筹画。生而知其或死，则死而知其固可以生；败而知其有可成，则成而抑思其且可以败。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以受之，如丸善走，不能逾越于盘中。其不动也如山，其决机也如水，此所谓守气也。气守而心不动，乃以得百里之地而观诸侯、有天下，传世长久而不危。岂徒介然之勇，再鼓而衰，不足恃哉？智足以制胜，而俄顷之间，大忧大喜之所乘，声音笑貌传其摇荡无主之衷，倾败即成乎莫挽。豪杰之与凡民，其大辨也在此夫！”

受王船山以上关于军事将领素质论述的影响，蔡锷也十分重视将官在军队中的骨干作用，既强调“将材之体”，又重视“将材之用”，主张军事将领除了要具备孙武提出的智、信、仁、勇、严五条标准外，更要具有“良心、血性”，“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因此，蔡锷特在其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中设“将才”和“尚志”二章，使二者统一，即将校不能“以跻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不能“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并强调：“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可见，“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就是蔡锷所倡导的军事将领的志节精神。这既是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蔡锷对封建社会勤王忠君和捍卫礼教的建军宗旨的否定，又是其反帝爱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反映其对王船山关于军事将领既要有“身任天下”的志向，又能将“生死死生，成败败成”置之于度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关于军队的构成。在军队的组织构成上，王船山在总结了唐朝十六卫兵制经验的基础上，主张将军队分为边兵、战兵与守兵，分别担负着不同的作战任务。他认为，“边兵不可以更戍而无固心”，“守兵者，欲其久住，而卫家即以卫国者也”，“战兵者，欲其揣往而用其新气者也；一战之勇，功赏速效，虏退归休，抑可无长征怨望之情”。在王船山看来，这样区分，就可发挥各兵种之长，使之相互配合，共同保家卫国。对于王船山的以上主张，蔡锷深以为然。他从西方近代军队编制的发展和中国军队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出发，将王船山所主张的三个兵种发展为五个兵种：一是以常备役为主体的野战军，这是“国中之最良之质，负最重之任，以从事于野战者也”。二是以后备役为主体的守备军，“所以守卫国内及占领地。若野战军不敷用，则以守备军助之”。三是以补充役及开战年度之新兵为主体的补充军，“所以备野战军、守备军之死伤疾病，欲维持其兵力不少衰者也”。四是以民兵役为主体的国民军，“当存亡危急之时，则召集以当国内守卫之任者也”。五是以常备军为主体的特种队，“所以任技术上之专门任务”。蔡锷认为，国家有此五种军事力量，“于是有战于外者，有守于内者，有维持于后方者，有应变于临时者，而国乃可言战”。

（三）关于军队的纪律。在《读通鉴论•后汉更始》一文中，王船山通过总结“类皆群盗之长，贪长安之富盛”的刘玄集团最后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与“得士于起之中而任之，既无盗贼之习气”的刘秀集团最后取得天下，建立起东汉王朝的正反经验教训，认识到严明的军队纪律是得民心、得胜利的关键。蔡锷从中受到启发，并在《曾胡治兵语录》中强调：“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庭，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探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是自困也。”在广西练兵期间，蔡锷始终坚持“严”字当头。龙州讲武堂开办后，由于管理不善，“丑态怪状，罄竹难书”，“学兵营聚众殴官，围赌杀人之事，层见叠出”。广西巡抚张鸣岐见此急调蔡锷驰赴接任讲武堂代理总办兼学兵营营长。蔡锷到任后，对讲武堂和学兵营分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使其面貌迅速发生了变化：各种丑态怪状“不复萌故态矣。前此之全营出操之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今则适成反比例矣”。在护国战争中，由于蔡锷治军有方，他率领的护国军纪律严明，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北洋军形成鲜明的对照，深得四川人民的拥护。蔡锷在致唐继尧等人电报中说：“逆军所至，（人民）迁徙一空。其步哨、溃兵常被人民梃击，舁送本军。口操北音之人，非十人以上，不敢径行乡镇。我军所至，人民舞蹈欢迎，逃匿妇孺，相率还家，市廛贸易骤盛。甚至火线以内，常有人民携榼馈食。各属野老村妪，大率彻夜讽经，祝滇军之战胜。故俘虏供词曰：天时地利人和，都为滇军占尽，北军万无全胜之理。”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在《军事计划》中，蔡锷根据近代战争的新特点，又在军队的纪律的章节中特别增加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内容，指出“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战线亘数十里，地形既殊，境遇亦异，而使有各种任务几百万之军队，依一定之方针，为一致之行动，所谓合万人之心如一心者，则军纪也”，从而丰富了军队纪律的内容，使之更加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

（四）关于军队的训练。自古以来，军事家都很重视军队的教育和训练。王船山也不例外。他认为军队的训练，除了训练“张其旗帜，奏其钲鼓，喧其呼噪，进之、止之、回之、旋之、击之、刺之、避之、就之”等常规项目之外，更重要的要进行加强“战教”：“教战之道无他，以战教之而已矣。”也就是说，军队的训练要从实战出发，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王船山的“战教”思想对蔡锷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广西练兵时，蔡锷曾批评当时的新军教育“最大毛病，在以学为事，不以事为学，故一味虚饰，实际上毫无把握”，因而主张以实战为目标，加强军队训练。他指出：“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露营，或昼夜趱程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其精神，其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在他看来，“练兵之主旨,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宿。欲其效命于疆场,尤宜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临事之际，乃能有恃以不恐”。所以，他提出以培养军队“习劳忍苦”精神“为治军之第一要义”。在广西练兵期间，蔡锷举办南宁将校讲习会，对讲武堂及第一标下级军官进行图上战术、兵棋、现地讲话、服务提要、马术、击剑等方面的培训，“俾各将校学术逐日增进，将来新军教育方针，藉能同归一致，庶有补于万一”。到了1915年，蔡锷的军队的教育训练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军事计划》中，蔡锷提出以兵与器一致，兵与兵一致，军与军一致，军与国一致等四个“一致”为军队教育之纲领。其中在加强军队技能和纪律教育与训练的同时，强调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主张在军队中开展“闻国歌而起立”、“见国旗而致敬”、读中国历史、学国家地理以及讲历史上爱国英雄故事等教育活动，“而爱国教育乃可得而言焉”。

（五）关于军队的团结。在《读通鉴论·怀帝》一文中，王船山指出：“晋武分诸王使典兵，晋不竞矣。”他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各将领之间并不团结，而是互不相容，勾心斗角，甚至联合敌兵对内，互相残杀：“乂、颖、颙、越之交相残杀，哄然而前，颓然而熸，未尝有经旬之战守，而横尸万计。……不足以竞而欲相竞，于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为强。刘渊之起，司马颖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刘琨资之也；皆不足以竞，不获已而藉之以竞，而晋遂亡。”王船山强调军队将领团结的重要性，对蔡锷影响至深。他在《曾胡治兵语录》中特辟“和辑”一章指出：“古人相处，有愤争公庭而言欢私室，有交哄于平昔，而救助于疆场，盖不以公废私，复不以私而害公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万难强之使同，驱之相合，则睚眦之怨，芥蒂之隙，自所难免。惟于公私之界分得清，认得明，使之划然两途，不相混扰，则善矣。”他强调：“今后一有战役，用兵必在数十万以上，三十数镇之师，情谊夙不相孚，言语亦多隔阂，统驭调度之难，盖可想见。苟非共矢忠诚，无猜无贰，或难免不蹈既往之覆辙。欲求和衷共济，则惟有恪遵先哲遗言，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乃可以言破敌。”在《军事计划》中，蔡锷又结合近代战争的特点，在“军队的教育”一章中强调要加强“军与军之一致”教育：“自征兵制行而兵之数目日以增，技术发达而兵之种类日以繁，文明进步而将校之知识日以高。于是，军与军之一致，其事愈难而其要益甚。自其纵者言之，则将将之道，有视乎天才。自其横者言之，则和衷共济有视乎各人之修养。此种一致，盖与国家存在之源同，其根据历史之传统，一也；伟人之人格势力，二也；智识锻炼之一致，三也；人事系统之整齐，四也。”这些都反映了蔡锷以历史上内部交哄而亡国的教训为戒，重视军队将领团结的思想。

(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