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民初，为了寻求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抵御列强的侵略的途径，蔡锷努力研习王船山著作，并在王船山全民战争、军队建设以及战略战术等军事思想的影响下，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军事特点和要求，先后撰写了《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等军事著作，在义务兵役制、军队建设、军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军事思想和主张，为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战略战术思想

在《读通鉴论》等著作中，王船山还善于通过对历史上一些王朝生死存亡及其原因的评述，说明战略战术在战争中重要作用。这些对于蔡锷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军事布局的战略思想。为了抗御清军的入侵，王船山根据当时全国各地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战略特点，主张在战略部署上，将全国划分为18个战区，每个战区担负不同的战略任务：即“置河北、山东为一使，江北、济南为一使，河南、荆北为一使，燕南、河东为一使，关陕、秦陇为一使，荆南、江右为一使，江南、福、浙为一使，巴西、泸南为一使，南赣、岭海为一使，岭西、桂、象为一使，滇、黔、洱海为一使。此十一区者，用武地六，用文地四，兼错犬牙率得险者，或十六七，或十三四。因舒蜿，随原隰，各固其圉，取材其产，搜其军实以听边关之不时。畿辅为一使，左辅为一使，右辅为—使，大同为一使，延绥为一使，宁夏为一使，河西为一使。此七区者，战地十九，内地十一，大司农因漕委输，转十五司之粟米以灌注之”。这样，18个战区各司其职，有利于发挥其独立作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抗敌，从而使“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氓，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他还指出：“梧州控肘楚峤，垂臂琼海，是漓潭、牂牁洒江之下游，逆邀其所趣。土、汉噤喉之要区也，岭西、桂、象行台治之。”

受王船山将全国划分若干战区的战略布局构想启发，在广西练兵期间（1906-1910），蔡锷就认识到梧州的重要性：“桂江者，即与湖南湘江同发源于广西兴安海阳山之漓江也。三江合流于梧州，为广西众水会归之地。云贵两广之商旅，多会于此，实为西江之要地，为两广之中枢。故王船山先生经划南部，欲置两广行台于此焉。”基于此，蔡锷针对当时英、法两列强竞相侵略我国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现实，曾产生编写《西南计划》，联合西南诸省抵抗英、法的想法，但限于当时人事、时势等方面的条件，未能如愿。1913年，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对此并未忘怀，积极倡导滇、桂、粤、川、黔五省联合边防，并发起在昆明召开五省联合边防秘密军事会议，邀请桂、粤、川、黔四省都督府军事代表及陆军部、参谋部代表参会，共同商议了出师、集中、作战、兵站设置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蔡锷主持制定了5万余字的《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

关于五省联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蔡锷认为，从政略上而言，五省联防之必要有三：第一，“民国初立，国基未固，疮痍未复，民生凋疲。居今日欲为实际上国际之战争，恐不免为理想之谈。俄蒙问题之迁就，亦固其所然。强硬之宣言，亦为外交手段之一端。故联合足以间接为对俄外交之后盾”。第二，“英窥三藏、滇、蜀，法窥滇、桂、黔、粤。交涉日益纠纷，增兵既已见告。故联合足以直接为对英、对法外交之后盾”。第三，联合对外凶，有利于减内争，中央自收统一之效。从兵略上而言，五省联防之必要有四：第一，英伺于西，以求达其侵略全蜀，雄据扬子江上游之目的；法伺于南，以割两广。五省联合有利于挫败英法之阴谋。第二，“滇为川、黔之屏蔽，而桂、粤之辅车也。无滇则川、黔无屏障之益，桂、粤失相依之利，无川、黔、桂、粤，则滇无策源之望，而有后顾之忧”。五省联合有利于避免后顾之忧。第三，对英作战，滇、黔两军可出腾冲、缅宁，以为主攻，川军出藏边，以为助攻；对法作战，则桂、粤两军出镇南关、谅山、高平、海宁，以为主攻，滇、黔两军出老开、河阳，以为助攻。五省联合有利于密切配合、共同对敌。第四，滇、桂、黔贫瘠，有强大兵力，无雄厚资源；而川、粤物资丰富，加以交通较便。五省联合有利于取长补短，负担自均。通过以上分析，蔡锷认为，“联合为滇、川、黔、桂、粤生死之关键，而民国安危存亡之问题也”。如能联合，“救亡图存事或可期，不然，则省制划分，畛域见存，各拥集权力、据其提封，画地而不犯，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亡而已矣”！根据以上战略，蔡锷又主持详细制定了五省联防的计划方针、计划要领和实施方案，为保卫西南边疆、维护新生民国的安全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1933年，时任陆军大学教务主任兼兵学教官的邹燮斌发现此书稿后，认为“其内容虽仅及滇、黔、桂、粤、川，然立案主体实含有中国全部政略之眼光。……凡此荦荦大端，皆松波先生公忠爱国之伟怀”。“因整理付印，以公同好，兼志景慕”，并亲自为之作序。

与此同时，蔡锷还结合时代的需要，将王船山的战区思想发展为军区制度，主张在全国划分若干军区，并建议中央对于“军事区域，则当视国防重轻，另为划分，而不必以行省为界限”。调中央工作后，蔡锷又结合征兵工作的需要，参酌近代西方军区制度，正式提出在全国实行军区制的主张，并指出：“军区制者，所以联络军队与国家之间者也。其最大原则，在其实行军事行政上之分权制。”他认为“军区制定，而军队乃有其根据，可以生生不绝焉。”基于此，蔡锷积极参与军区制实施方案的研究。

（二）“全军为上”的战略思想。通过分析和总结历史上战争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王船山认为，面临大敌时应当审时度势，如果打得赢就打，如果实在打不赢就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坚决反对把国家存亡的命运于赌注于完全无把握的战略决战中。在《读通鉴论•怀帝》一文中，王船山利用刘聪围攻洛阳时，怀帝不听周馥迁往寿春和苟晞迁往仓垣的建议，结果束手就擒以及“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出长安逃往四川暂避，后来唐军收复长安，唐玄宗重返长安的正反案例，说明那种死守一城一地的得失，正是造成历史上一些王朝之所以灭亡的重要的原因之一。胡林翼非常赞同王船山这种在强敌面前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保存实力为上的“全军”战略思想，并指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又说：“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王船山、胡林翼这种保存实力，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的“全军为上”军事战略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全局战争观。对此，蔡锷非常赞赏，认为他们“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民国成立后，担任将军府昭威将军、统率办事处国防会议副会长的蔡锷结合中西方近代战争的特性，又适时将王、胡的“全军为上”军事战略思想发展为“国本为上”的全面国防战略思想。他指出：“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内外周围之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国是。国是者，政略之所从出也。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用以实行其政略者也，所用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者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军者，国之华，而未有不培养其根本，而能华、能实者也。”也就是说，一切军事行动必须以保证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基础上，蔡锷在3万余言的《军事计划》中，从练兵之目的、国力武力兵力之关系、义务兵役制度、武器的研制与装备、军队的编制、军区的设立、军队的教育以及军队人财物的管理等方面，充分论述了国防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构建了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国防理论体系，揭开了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

（三）因地、因时制宜的战术思想。为了在战争中克敌制胜，王船山还结合历史上的战争事例论述了一系列战术问题，对蔡锷也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

一是正确处理战与守的关系。王船山认为，在战争中要辩证地处理好“战”与“守”的关系。他指出：“夫御夷者，诚不可挑之以战，而葸于战以言守，则守之心先脃矣；诚不可葸焉以守，而略于守以言战，则战之力先枵矣；抑以战为守，以守为战，而无固情也。故善御夷者，知时而已矣。时战则战，时守则守。”在他看来，指挥者要审时度势，随时处理好战与守的关系，该战则战，该守则守：“主者利于守，客者利于攻。主客无定，在因其时而迁。负荡平天下之大略者，尚其审此哉!”对于王船山以上的观点，蔡锷深以为然，并结合当时战争的特点，在《曾胡治兵语录》中特辟“兵机”与“战守”二章，阐述“主”与“客”、“战”与“守”的辩证关系，指出：“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并强调：“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利便，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

在《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中，蔡锷根据敌我形势的分析，确定了战与守、进攻与防御的战略战术：“对英作战，因彼我兵力上、交通上、形势上之比较，及其他种种之关系，我军战略上之决心，宜取攻势防御”；“对法作战，因彼我兵力上、交通上、形势上之比较，优劣利害大略相等，我军战略上之决心，宜纯取攻势”；“同时对英、法作战，则彼我交通上、形势上之比较，与对英、对法同。惟分兵应付，则兵力上之比较，我军愈形劣势，故战略上之决心，对英方面宜纯取守势，对法方面宜取攻势”。并在此基础之上制订出相应的详细作战计划，并指出：“此次军事联合，为我西南诸省利害关系而发生，亦即我西南诸省安危生死之问题，果能协同一致，实施以上计划，则西南半壁有磐石之安，而民国前途庶免覆巢之虞。”

二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读通鉴论•炀帝》一文中，王船山通过隋炀帝杨广对杨玄感起兵造反“一闻其反，全力以争生死”，结果不到两月就将其扑灭和对山东农民起义“不在独夫心目之中”，而毫无准备，结果一败涂地，身亡国灭的正反两个军事案例，说明了有准备与无准备对战争结局的重要性和不打无准备之仗的道理。在王船山以上思想的影响下，蔡锷也十分重视战前准备工作，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认为曾国藩、胡林翼“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在《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中，蔡锷明确规定战前要做好出师准备（动员计划）、举办乡兵、扩张初级将校及军士教育、添购新式军械器具及改良兵工厂、规划集中掩护阵地之假备筑城、测绘兵要地图、修筑军路、各方面谍查之派遣、沿边各土司之经营等九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并对每个方面的准备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以确保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发动护国战争之前，为确保不战则已，战则必胜，蔡锷与梁启超、王伯群、戴戡等人曾有前后三个月的“天津密会”，经过反复的分析和研判，最终敲定了反袁起义的具体计划：“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同时，他们还作了具体分工：戴戡、王伯群负责贵州；蔡锷负责云南；梁启超负责广西。会后，各方按既定计划行动。蔡锷智巧出京，“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经天津、日本、香港、越南，于1915年12月19日到达昆明，25日即宣布云南独立，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枪。戴戡随即率滇军直趋贵阳，促使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于1月27日宣布独立，投入讨袁护国战争。梁启超在云南起义后也历尽艰险，由上海经香港、越南潜入广西，促使陆荣廷通电讨袁，从而使护国战争有序推进，并不断取得胜利，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共和得以恢复，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蔡锷也被誉为“护国元勋”。

三是打持久战的战术。在《读通鉴论•怀帝》一文中，王船山批评司马越率军出外却将怀帝留在城中，结果导致死亡惨重，怀帝被擒的做法。他指出：“诚使怀帝亲将以御狄外，苟晞虽骄，山简虽慢，自不敢亢铁钺而坐视。琅邪输江东之粟，饱士马以急攻，（刘）聪、（石）勒其能入据空城以受四方之敌乎?”借此说明了在暂时强大的入侵者面前，弱小的一方不要争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要敢于让出城池，诱敌深入，使敌人“入据空城以受四方之敌”，再逐步积蓄力量，驱逐侵略者，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在《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中，蔡锷认为，王船山这种使敌人“入据空城以受四方之敌”的策略，与英波战争中，波尔人不能与英军抗，而采用步步退却、节节为防，一度令英军疲于奔命和俄法战争中，俄人不能与法军抗，而采取主动撤出莫斯科，坚壁清野，四处出击法军，使其人饥马乏不得不退出俄境的战略战术，用意相合。鉴于当时清军缺乏训练，加之军资、交通等方面不济，蔡锷主张“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并主张借鉴“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的坚壁清野方法。王船山“入据空城以受四方之敌”的策略以及蔡锷所主张借鉴的波尔人和俄国人抵御外敌入侵的战略战术，随着《曾胡治兵语录》的广泛传播而深入人心，并在抗日战争中被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发展为与日本侵略者打游击战和持久战的战略战术，从而为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正是因为《曾胡治兵语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蔡锷治军、作战、战略战术等军事思想，该书编成后立即被世人关注。1913年，《武德》杂志第4－7期上连载《曾胡治兵语录》全文。1916年8月至9月，云南《义声日报》又连载《曾胡治兵语录》全文。蔡锷逝世后的第二年（1917年），梁启超即将其整理后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印。自后，此书备受关注。1924年，蒋介石为此书增辑“治心”一章，并加序言后作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教材，对毕业于该校的国共两党高级将领产生过重要影响。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编辑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下发部队作为官兵的军事读物。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该书。近年来，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仍不断重印，并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之一，足见其对后世影响之巨。

总之，蔡锷既善于从王船山以及孙膑、吴起、司马穰苴、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军事思想中汲取养分，又善于学习和钻研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结合当时世界军事形势和中国军事发展的需要，在军事研究和军事实践中，创新思想观念，开展新的探索，为中国军事思想武库贡献了《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军事计划》等宝贵财富，并努力将其军事理论和思想付诸实践，从而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全文完）

(原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