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赫先生与赤峰的文物考古【邵国田

笔者与苏赫先生共事多年,可谓忘年交,据我们长期的交往了解,我认为苏赫先生对于赤峰考古学和文博工作所做的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60 年代初至“文革”前。这一阶段是我市文物考古工作的起步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苏赫先生离开公安队伍,来到文化界便组建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对他来说,文物考古是一个新的领域,但他勤奋好学,加之天资聪慧,很快便掌握了调查和整理考古资料的方法,如发表于 1963 年第十期《考古》杂志上的《内蒙古昭乌达盟石羊石虎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这是一篇当时全国没有可对比的新的考古资料。他在对出土的器物进行分析之后,认为这是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墓葬,“彩陶盂上的红陶衣及黑纹彩,均为绘好以后再经烧过,制法已与红山文化的红衣彩陶不同。其陶盂的器形,则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盂很接近。因此,推测墓葬的年代可能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晚于红山文化”。

石羊石虎山墓新发现的材料即后来被命名的“小河沿文化”,是当时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墓葬。文章发表后,一时在全国考古界引起轰动,苏先生的观点亦被后来发掘的小河沿、大南沟遗址所证实,足证先生的见远识卓。

他还参加了宁城县南山根的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在“文革”前,文字稿基本完成,因“文革”而未能及时公之于世。第二阶段为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的十余年。这一阶段是我市文博工作走向正轨的时期。1973 年初,苏先生正在盟“五七干校”“改造”,但为了整理和发表南山根的考古发掘材料,他被提前“解放”,并参加了全市自治区以上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复查工作。那时他尚未恢复站长职务,但对情况较熟,自然处于那次复查的主持位置。也就是那年夏季,进行沙通铁路沿线考古调查,他率队参加了白斯朗营子至羊场的调查,又一次见到“小河沿文化”的聚落。在与铁路部门的交涉中,他据理力争,使这处后来被确立为一种新文化的遗址得以科学发掘。因此,“小河沿文化”的发现是与苏先生有直接关系的。

1976 年,他恢复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站长职务之后,即从培养各旗县的文物干部入手,恢复《昭乌达盟文物工作通讯》。在大甸子工地举办了全市文物考古培训班,让各旗县的文物干部通过田野发掘和请中国科 学院考古所的专家讲课,掌握田野工作的基本技能。这次培训班的学员以后均成为市博物馆和各旗县的文物工作骨干,如今仍活跃在各旗县区文博战线上。

进入 80 年代后,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他组织了全市的文物普查工作。他以抓点带面的形式开展这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普查工作。经过 1974 年至 1976 年的大甸子考古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为敖汉旗培养了一批能够独立在田野普查的基础队伍。苏赫先生首先抓敖汉旗这个典型,亲自布置 这次普查,包括带什么课题,使用什么样的地图,普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事无巨细地一一指点。敖汉旗 1981 年第一期文物普查的三个乡就发现遗址近千处。他将敖汉旗的普查经验推荐给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在伊金霍洛旗召开的全区文物工作会议上,敖汉旗介绍了经验。继之,他又召集全市的主管旗县长和博物馆长在敖汉旗开了现场会,推广敖汉旗的文物普 查工作经验。

这一时期,他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们在昭苏河调查,发现了兴隆洼文化的线索。其后中国社科院印发的简报中提到了苏赫先生。其次,他认为翁牛特旗出土的大型青铜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在当地铸造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一位权威人士说这些铜器属“宋仿”,他在一次全区学术会议上十分气愤地说“: 这不是否定苏赫本人,而是否定北方少数民族考古学。”他还涉猎契丹文字的破译等属于世界性的课题。苏赫先生研究契丹文有他的优势,既通蒙古语、汉语,又通日语,他为此又钻研朝鲜语,故成为全国课题攻关小组的成员之一,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翻译了日本学者秋山进午关于青铜短剑的研究文章及国外的考古学方法论。

第三阶段属 1982 年先生离开文博界直至去世这 20 年。这一阶段是我市文博工作的繁荣期。他于 1982 年春离开了赤峰文博界,任赤峰市政协副主席,站在更高层次关心和支持文博事业。1993 年和 1998 年的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均是在苏赫先生参与或倡导下召开的,使 我市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在全区、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他的着眼点也由全市的文博界扩展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如赤峰市社科联、政协文史委、赤峰师专等部门和单位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利用 人文资料进行研究和弘扬本地历史的人才,有的在全国也是很有名气的专家。

在 1983 年契丹考古学术会议上,他发表了《崇普碑考述》,认为在巴林右旗赛汗罕乌拉发现的辽代石碑是一通崇善祈福碑,碑上所刻的契丹、汉人姓名应是斡鲁朵即宫帐所辖宫户。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由于他对辽金史的研究有独特的贡献,因此在全国契丹、女真、蒙古史等领域的学术界中享有盛名,被选为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副会长并得以连任。这是赤峰学术界引以为自豪的。在他的倡导下赤峰建立了北方文化研究中心,从而改变了赤峰古文化研究的格局。

就在 1998 年夏召开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他病倒在床上,集聚赤峰的好朋友及同仁纷纷前去看望,他对挚友刘观民先生说:“敖汉旗博物馆正为会议举办展览,我去不成了,你代我到敖汉旗把关吧!”刘观民先生听后,随即到敖汉旗指导布展。研讨会在敖汉旗举行闭幕式,新办的三个展览均受到海内外专家们的高度评价。1998 年 10 月初,我们去看望他时,他还提出一系列学术课题,引导我们去探索,足见先生即使在重病期间仍然关心着全市的文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