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她沉痛的对侄女周秉德说：“秉德啊，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啊！”
此后，她将己和周恩来的三个干女儿的身故原因一一列出，指出自己的干女儿当中，叶挺的女儿小叶子小小年纪却不幸发生空难，孙维世和她最为情长却这样痛苦离世……
因为语境关系，邓颖超也简要提到了另一个干女儿，却没有提及她的名字。后来的人，对邓颖超和周恩来的第三个干女儿也不甚了解。
那么，除了孙维世和小叶子，另一个“苦命”的、邓颖超没提及姓名的干女儿又是谁？她的一生又有怎样的遭遇呢？
第三个干女儿
1939年夏天，时任周恩来秘书的谌志笃，面带忧虑地带着大女儿谌曼里，找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的住处，提出要将女儿谌曼里托付给他们照顾。
谌志笃和周恩来相识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曾与周恩来共同组织过天津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两人志趣相投，在相识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长江局，1938年冬，南京、上海先后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在长江局出任副书记的周恩来工作也忙碌起来，需要一个人协助他开展工作。
而谌志笃此时恰好在武汉，周恩来几经周折后，联系到了谌志笃，提出想要聘用他为自己的秘书。
谌志笃欣然同意，并协助周恩来开展了很多工作，而繁忙的工作之余，谌志笃却要时不时担心自己的大女儿谌曼里。
出生于1922年的谌曼里，和中国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热情澎湃，胸有报国之志，加上来自家庭的爱国教育，早在少年时期，谌曼里就想为抗战救国做出些贡献。
“七七事变”后，重庆成为“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大量有志青年满怀报国之志，相继奔赴重庆，而时年十六七岁的谌曼里也自贵州向重庆而去。
正在贵州谋职的谌志笃听闻消息时，谌曼里已经到了重庆。
经历过革命洗礼的谌志笃，比谌曼里更知道革命斗争以及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他放心不下女儿独自漂在重庆，便放下手头工作来到重庆寻找谌曼里。
可谌曼里留在重庆的心意坚决，开明的谌志笃也没有横加阻拦，而是通过关系，将她安排进了重庆涪陵野战医院做护工，随后又独自回到贵州。
与父母分隔两地，但谌曼里心中依旧充满激情，她尽力做好自己的护工工作，竭尽所能想为抗战做出贡献。
而很快，谌曼里的心中就涌起失落之感。身在医院的她，每每看到从前线抬回的血肉模糊的伤员，就不由得心中悲切，心中的抗战之意也越发浓重。
可同时，身在重庆的高官却常常置国难于不顾，醉生梦死地在后方享受，这些反差让谌曼里对重庆感到失望。多年所受的教育告诉她，这不是自己想要的抗战。
在心中酝酿了一段时日后，谌曼里和同有此感的几位同学一起，沿着长江东下来到了汉口，那里驻扎着国民党军102师，师长柏辉章也同意接收他们。
而那里距离前线更近，谌曼里和她的同学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更方便抗战。
然而，几个月后，他们就发现，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1938年3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大捷后，受到来自日军的猛烈反扑，徐州很快失守。而102师也因无法抵抗日军进攻，全师防线崩溃。
溃军争相逃走，谌曼里和她的同学也被乱军裹着，一路跑到了河南杞县的荒郊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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