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前后,我国曾经有过一段“严打”时期:为了治理当时的社会乱象,打击街上随处可见的盗窃与抢劫行为,还人民以清平社会和美好生活,公安机关在三年时间内对各种犯罪行为从严从重打击,共查获了17.6万个犯罪团伙,并抓捕了177.2万名犯罪嫌疑人,可见处罚力度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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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罪”就是这样一个在特殊时期诞生的罪名。“流氓”一词原本指的是不务正业、到处惹是生非、没有工作的人,自1979年开始,国家法律将流氓罪定义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

别看这个罪名听起来不起眼,它的量刑可以很重: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在三年“严打”期间,流氓罪最严重的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在“严打”期间,被判刑的人中不乏被“误伤”的无辜者,如一些女子因为追求时尚、喜欢开舞会,在当时较为保守的社会风气中便被认为是在乱搞男女关系、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因此被判刑。

如西安一名叫做马燕秦的妇女,只因为她喜欢在家中举行宴会、和男性一同跳舞,便被判处死刑,甚至牵连了三百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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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名叫做牛玉强的男子也被判处了“流氓罪”,而起因仅仅是他抢了别人的一顶帽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牛玉强又是否真的无辜?这还要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

牛玉强出生于1965年的北京,他的父母都是北京某个国企的职工,这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算是十分优越的家庭条件了,毕竟父母都是铁饭碗。

然而,或许由于父母都忙于工作,无暇教育孩子,从小牛玉强就喜欢调皮捣乱,经常和几个混混出去逛街、惹事生非。

在父母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叫做“菜刀队”的小团体,总是学着影视里的剧情,动辄就喊打喊杀。

1983年的5月,牛玉强和往常一样与几个混混朋友一同在街上到处游荡,寻找乐子。这时,牛玉强忽然眼尖地发现,有个路人戴的帽子既昂贵又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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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牛玉强的心里产生了要将那帽子占为己有的冲动,于是他走上前去,勒令这个路人将帽子送给他。

牛玉强如此无法无天的行径,显然是因为平时被骄纵惯了,仗着年轻气盛,天不怕地不怕。谁知,这个路人却不像平时那些人顺从地被他欺凌,而是严词拒绝。

在一众混混朋友面前,牛玉强深感下不来台,一怒之下,开始对路人拳打脚踢。

这名路人虽然英勇反抗,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被打晕了过去。随后,警察赶到现场,把牛玉强和他的混混朋友们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牛玉强犯的事还不止这一件,他们这个叫做“菜刀队”的小团伙平时就经常寻衅滋事、到处和别人打架,而在“严打”期间,他们便是撞上了枪口,于是牛玉强被以“流氓罪”的罪名判处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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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牛玉强被押送到了远在新疆的监狱,这里十分荒凉,没有享受的条件,他只能在监狱中积极劳动,希望能够争取到减刑的机会。最终,经历数次减刑后,他的刑期只剩下了18年有期徒刑。

1990年,牛玉强因身体不适而申请了保外就医,在出监治疗的时候,他认识了一名河北姑娘,并产生了和她结婚的念头。当得知牛玉强的过去后,这名姑娘并没有介意,而是表示愿意和他结婚

此时的牛玉强已经不再是那个年轻冲动的小伙子,在监狱中服刑的多年磨灭了他当年的傲气,如今他只想像个普通老百姓一样好好过日子。

当发觉监狱方面并没有再来信催他回去服刑后,牛玉强不由得萌生了侥幸心理,与河北姑娘结了婚,住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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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玉强本来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就会这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谁知到了2004年的一天,他家忽然又有几名警察上门。

见了牛玉强,这些警察当即就说:“新疆的监狱方面曾经多次给你来信,让你返回监狱,但你一直不回去,所以你现在已经是受到通缉的逃犯了!”

牛玉强一听,大惊失色,连忙向警方解释自己并非有意逃避服刑,而是始终没有收到监狱方面的消息。

经过当地民警的验证,他们发现,阴差阳错之下,监狱所发布的通缉令并没有到达牛玉强的手中,当地民警也并不知晓。

见此,监狱方面并没有对牛玉强更多追责,而是要求他回到监狱内把剩下的刑期服完便可以刑满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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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时的牛玉强年纪已大,已经无法忍受监狱中艰苦的劳动,很快又得了重病,监狱方面只得再次通过保外就医手续,将他释放。

由于这起意外的延误,牛玉强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犯”。当他被要求再次服刑的时候,“流氓罪”这个罪名早已取消。

牛玉强的命运不仅令人扼腕叹息,也引发了法律界的讨论:牛玉强究竟应不应该继续为一个已不存在的罪名服刑?官方是否应给这样一个已经改过自新的人再次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