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蒋军最核心的电报密码，掌握在蒋军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手中。红色特工李克农和钱壮飞商量认为，如果能获取到徐恩曾手里的密码本，便可掌握敌人最核心的军事机密。
为了获取密码本，俩人着实费了一番功夫，经过讨论之后，决定针对徐恩曾“好色”的缺点入手。
从公开身份来说，钱壮飞是徐恩曾的私人秘书，帮助徐处理秘密电报。全国各地发到南京的电报，都是钱壮飞先看一遍，然后才交到高层的手中。甚至蒋氏还没有看到的电报，就已经摆到了周公的办公桌。
当时，敌人的秘密电报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机密电报、机要电报、以及特密电报，特密电报就是特别机密。
机密电报传到南京，由普通的特务接收，而机要电报传到钱壮飞这里，再汇总上报给徐恩曾。
三种电报当中的特密电报，密码本在徐恩曾的手中，而且次次都是他本人亲译，汇总之后交给陈家兄弟，再交给蒋氏。
钱壮飞早就想注意到特密电报的密码本，经过几次尝试都没能拿到，主要是因为徐恩曾每天进出，都把密码本装在贴身兜里。
李克农跟钱壮飞私下里分析，只有拿到徐恩曾随身携带的密码本，才能够获取核心军事机密。
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徐恩曾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色，应当好好利用这一点，从而获取密码本。
钱壮飞想起一件事，徐恩曾在上海有个姓王的相好，徐担心丑事暴露，所以让王氏住在很偏僻的地方住，居住环境较差，王氏因为此事常常抱怨。
于是，钱壮飞私下里跟徐恩曾说，他在上海的那套房子挺大，可以把前楼腾出来，让王氏居住。
徐恩曾点了点头，认为这样安排很好，可以避免别人发现丑事。从那之后，徐每次去上海执行公务，夜里便去钱壮飞的寓所，认为这位私人秘书很会办事，考虑得周到。因为这件事，徐恩曾更加信任钱壮飞，放下了几分戒备。
有一次在上海开会的时候，钱壮飞和李克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在开会的间隙，俩人对徐恩曾说，哪里有个女人很漂亮。
徐恩曾是好色之徒，闻听此言怦然心动，决定立刻去钱壮飞说的那个地方，找那个漂亮的女人。
（青年李克农）
李克农眉头一皱，对徐恩曾说：“你不能带密码本到那里去，万一出了事情，你可承担不起。”
“一语惊醒梦中人”，徐恩曾认为李克农说得很对，万一丢了特密密码本的话，损失可就太大了，幸亏手下及时提醒。
徐恩曾思考后，解开了西装的扣子，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小本子，让钱壮飞暂时保管一晚上，明天一早再上交。
钱壮飞总算是拿到了特密电报的密码本，回去之后连夜拍照片，复制了一份随身携带。
1931年3月，陈昌浩和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红军去工作的时候，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顾顺章从鄂豫皖回到武汉时，在汉口离大智门车站不远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
顾顺章
这个时候，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叛变后特务机关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须找到共产党员。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眼看限期将到，王竹樵正愁无法交账，来到江岸徘徊。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刚过，顾顺章适由武昌乘渡轮回到汉口，下船刚到江汉关门口，刚好被这个叛徒撞见。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顾顺章被捕后，当天就叛变。
顾顺章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机密，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的住处都了如指掌，他的叛变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个可耻的叛徒也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同志在那里为党工作，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可以向蒋介石请赏。因此一被敌人抓住，他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叛徒的账，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
顾顺章被捕后要求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我党在武汉的组织供了出来。当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务机关已经给陈立夫、徐恩曾打电报的时候，急得顿足惊叫：“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敌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共产党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当机要秘书。顾顺章叛变这天，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立即将情况向南京报告，电报到达南京时，已是这天的夜晚，徐恩曾早已跳舞、玩女人去了。
钱壮飞接连收到“十万火急”绝密电报
这一夜，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接连收到了从武汉来的六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
这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顺章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上海整个党中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飞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就把原电封好，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
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飞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李克农转报中央。刘杞夫走以后，他先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天亮后，还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赶快逃走。
在4月26日（星期日）上午，他又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去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便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作了报告。可是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人没有来，但李克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设法迅速找到陈赓，陈赓马上又报告了周恩来。
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委员，又做过特科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因此国民党极为重视，阴谋用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对我党发动突然袭击，将我党地下组织一举破获。当时由于顾顺章知道中央的机密特别多，知道周恩来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他的叛变对中央机关的威胁危害确实特别严重。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立即向中央报告并采取紧急措施，把警报分送中央各部门。
周恩来全面负责处理紧急事变
面对着这种形势险恶、时间紧迫的情况，周恩来受党的重托，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紧急事变的重担。周恩来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企图：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都搬了家。同时命令陈赓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这是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紧张战斗，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我党领导同志的大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周恩来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所表现出的革命胆略，使敌人心惊胆战。他们因为阴谋的破产而十分恼火，对周恩来恨之入骨，于是将搜捕的最主要目标集中到周恩来身上。1931年9月，国民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同年11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但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敌人便又使出惯用的造谣诬陷伎俩，用“伍豪”的名义在1932年2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报登出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假启事。
当敌人在上海各报抛出这个伪造启事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离开了上海两个多月。他在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福建永定、长汀等地，于12月15日进入中央苏区。周恩来虽然已远离上海，但是，国民党伪造的启事登出以后，共产党立即予以揭穿，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申报》与《伍豪启事》
这一斗争是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进行的。2月20日，在上海散发了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的传单，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同时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我党代写的《伍豪启事》来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
申报馆不肯登，几经交涉，才用申报馆广告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用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所可能做到的公开否认的巧妙办法，写了一个实际上是辟谣的启事。这个启事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报刊以曲折的笔法登出辟谣启事的同时，共产党又在1932年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以伍豪的名义，登出了《伍豪启事》，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造谣诽谤。同时还刊登了《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一文，着重剖析了敌人抛出伪造启事的政治背景和惯用造谣污蔑的卑鄙手段，指出国民党企图以造谣中伤，伪造文件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污蔑中国共产党，但造谣只能证明反动派之无力与破产。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也于2月下旬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布告，郑重宣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地揭穿敌人对周恩来和共产党的造谣污蔑，中共中央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约请律师代登启事，进行辟谣。在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中国律师是难以承办这件事的。
中共中央便通过一定的关系和渠道，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由他在1932年3月4日的《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同志的别名。
启事说：“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这个启事，在措词上非常巧妙，既合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又澄清事实真相，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是共产党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至此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阴谋彻底破产。
钱壮飞破译顾顺章叛变密电，48小时拯救组织
北京大观楼现存一张特殊的电影海报，这是1926年一位名叫“钱西溪”的人手绘制作的。“钱西溪”多才多艺，他不仅为这部名为《燕山侠隐》的电影制作宣传海报，还亲自出演了里面的角色。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才貌俱佳的青年没过多久就淡出了影视界，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
图｜钱壮飞
四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又出现在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办公室里，那时他已经改名“钱壮飞”。身份转变的背后是他对信仰的坚定，他身负秘密使命而来，隐藏在敌人最为核心位置，在党中央机关遭叛徒出卖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避免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钱壮飞一生从事秘密工作，留下的遗物极少，目前仅发现一篇以“钱壮飞”为署名的文章，其题为《特种陈列所概况》。那“特种陈列所”指的是什么呢？钱壮飞又为何会写这样一篇文章呢？循着历史的足迹深入探索，一个有关他才华、信仰与抉择的故事得以浮现。
1896年，钱壮飞出生于湖州的一户富商之家，30岁时的他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党在当地的地下工作，他与妻子在护国寺附近经营了一家影片公司。入党后的第二年，李大钊被捕牺牲，革命遭受挫折，由于自己党员身份的暴露，遭到通缉的钱壮飞不得已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图｜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当时，上海的敌我形势也很不乐观。敌人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使得党组织遭到重创，为了反击敌人，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专门“特科”机构，负责通报了解敌情动向、保卫机关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以及惩办党内叛徒。
同时，为了更好地掌握敌人动向，党中央还准备寻找合适机会将部分优秀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做侦探和破坏工作。
此时，初到上海的钱壮飞人地生疏，生活得十分艰难。在摸索了一年多以后，他凭借努力考入了国民党的无线电训练班，毕业之后被顺利分配到了上海营业处工作。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工作的钱壮飞，此时才算是在上海站住了脚跟。
钱壮飞在这份工作中负责的业务范围主要是从事广告画和招揽生意，他所处的工作单位属于国民政府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他们的目标客户主要是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专门替他们发国际往来电报。
这虽不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但是却十分利于我党隐蔽骨干、掌握技术、获取情报。因此，在组织的安排下，钱壮飞不再参加其他活动，在此准备长期潜伏。
图｜陈立夫
1929年冬，为了扩大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势力，陈立夫千方百计地培植党羽，想方设法地将他们安插到政府的要害部门，钱壮飞所在的无线电管理处自然也没逃脱他的魔爪。在原来的处长被陈立夫设法排挤走之后，陈立刻将自己的同学兼老乡徐恩曾安插了进去。
新领导的到来也为在此潜伏的钱壮飞带来了新的机遇。很快，钱壮飞的才华与能力引起了上任不久的徐恩曾的注意。徐恩曾后来成为了国民党臭名昭著特务头子，而当时的他还只是一个无线电营业处的主任，也就是钱壮飞的上司。
钱壮飞熟练的业务能力以及沉稳的处世作风很受徐恩曾的青睐，加之两人又是湖州老乡，徐恩曾便对他十分看重，不久之后，徐便交给钱一个重要任务。
当时正是1929年，国民政府正在杭州筹备一次盛大的博览会，就是在这次博览会上，钱壮飞接到了徐恩曾交给自己的一个特别的任务——布置一个关于无线电器材的展馆。凭借自己的才华与能力，钱壮飞成功将这个展馆打造成了整个博览会上的一大亮点。
在当时，中国百姓们刚刚接触到“电报”这一新鲜玩意儿，“无线电”在中国更是个新奇、时髦的概念。为了使这个名为“特种陈列所”的展馆更引人注意，钱壮飞特意在陈列所门前放了两个大音响，循环播放西洋乐曲，使得这一陈列所在整个展览会上更加出众。
在这次博览会上，这个陈列着无线电器材的展馆大放异彩，吸引了许多国民党要员前去参观，他们对这一陈列所的负责人徐恩曾十分满意，这也使得徐恩曾对钱壮飞更加器重。
也就是在这段筹备展览的时间里，钱壮飞在忙碌工作之余，为《旅行杂志》写下了那篇题为《特种陈列所概况》的文章，作为此次展览的宣传。
然而，此时的钱壮飞还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面临一次重大的抉择。
1929年12月，为了针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南京国民党内部，一项组织扩建工作正在秘密地进行，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正在组建。
徐恩曾如愿即将出任“调查科”科长，在上任之前他正四处留意，招揽人才，在筹备博览会中展露才华的钱壮飞顺利地成为了他的左右手。1929年年底，刚刚结束西湖博览会工作的钱壮飞，一回到上海，他就接到了徐恩曾的消息，说将要任命他为“调查科”的机要秘书。
听到消息后，钱壮飞的心里十分矛盾。他很清楚，这个特务机构是专门和共产党作对的，倘若自己加入，他少不了要看到特务们针对共产党内的同志们，不过，也有一点，他的加入或许能够获取一些有用情报，在关键时刻为党避免损失。
钱壮飞深感此事重大，必须尽快向党组织做汇报。这一突发情况被一级一级上报，最后报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做出表态，他认为这正是一个深入敌人内部的好机会。于是，根据周恩来的决定，一个特别的党小组成立了，钱壮飞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当年，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一路之隔的南京中山路上，聚集了众多国民党政府的重要部门。在1930年，一家名为 “正元实业社”的公司，就在这里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挂牌营业了。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家经营无线电器材的普通公司，但实际上它其实是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办公所在地。
图｜徐恩曾
作为该机构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很受刚刚走马上任、野心勃勃的徐恩曾的信任，凡是需要呈报给徐阅处的机密电文，都要由钱提前过目，就连徐批复的情报文件等资料，也都先交钱审阅并给出意见后，再交给徐签字了事。因此，这个敌人秘密“大本营”里的所有机密，几乎都在我党的掌握之中了。
就在刚刚上任不久，钱壮飞便碰到了一件重要的事。1930年，蒋介石决定调集十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计划用最多半年的时间彻底“消灭”红军。然而此时，被疯狂针对的红军实力还很薄弱，其中正规部队的人数非常有限，并且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敌强我弱，情况危急。
不过令老蒋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部队还没将他的命令执行到位，他们的部署方案就已经被中央苏区完全掌握了。那么，这份情报究竟是从何而来，又是怎么送到瑞金的呢？
原来，自1930年钱壮飞到南京以后，他趁国民党扩建的机会，利用自己机要秘书一职的便利，先后将许多共产党员安排进了国民党系统当中。国民党在天津、上海等地精心布置的情报网内，都安插了党内的同志，如此一来，敌人的动态几乎都在掌握之中了。
此次钱壮飞在获取情报之后，他先是选择以书信的形式传递，并大胆地利用国民党的通信系统，将其送达上海。上海的同志在接到情报之后，又利用党内的通信系统将情报送到了周恩来手上。
此次情报传送任务的顺利完成，极大地鼓舞了钱壮飞，之后的他同样运用这样的方式将敌人一次又一次“围剿”的情报及时送到了党中央。就这样，隐藏在敌人核心的他成为了在无形战场上对抗敌人“围剿”的英勇战士。
每当前线胜利的消息传来，钱壮飞在高兴之余，心中更多了几分责任，他深深体会到自己所身处位置的关键和重要，为了破获敌人的阴谋，为了党的胜利，若非万不得已，自己绝不能暴露。
图｜钱壮飞
但是，时隔不久，一件关系到党中央和众多同志安全的大事突然发生了，钱壮飞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1931年4月，一名叫做“化广奇”的魔术师，出现在武汉民众乐园的魔术表演当中，演出相当精彩，现场的氛围也十分热烈。然而，台下的观众并不知道，这个魔术师很不简单，他的实际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
此人一度受到党组织的培养与重用，曾经是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之后又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莫斯科参加特殊训练，再次回国后就已经成为了一名拥有高超技艺的红色特工。
1931年，组织安排他到武汉执行任务，在任务结束之后，他非但没有按要求立即返沪，反倒留在武汉四处游荡玩乐，甚至还当众上台表演起了魔术绝活。就在他沉浸在表演的乐趣中忘乎所以的时候，危险也正朝他步步逼近。
当时汉口一个正在到处搜捕共产党的叛徒盯上了顾顺章。顾顺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尽管自己已经乔装改扮，但是他还是被人认出来了。就这样，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在被捕审讯的当日便叛变了。
图｜蔡孟坚
一份旧档案记录了当年顾顺章案的一些细节，其中的主办人蔡孟坚，当时正是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的官员，当时顾顺章被捕后，就是他亲自审讯的。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顾顺章“从容就逮，态度镇定”，顾顺章说：“我有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请你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情。”
顾顺章在党内活动多年，资历颇深，并且身居高位，对党内的很多重要信息他都了如指掌。这样一个人突然叛变，无疑使得上海的党组织乃至党中央都处在了十分危急的境地。
1931年4月25日，趁着夜色，一艘戒备森严的轮船从武汉起航，目的地是南京，而这艘船上押送的正是叛徒顾顺章。随着轮船渐渐驶离码头，一场腥风血雨也正在悄然逼近。
这天晚上，钱壮飞正在南京中山路的办公室值夜班，一封武汉的绝密电报从电台传来，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二封、第三封……连续六封，并且每封都标有“徐恩曾亲译”字样。这样频繁地传送电报并非常态，这种异常情况引起了钱壮飞的警觉，他一面签收，一面思忖。
他的直觉告诉他，武汉肯定是发生大事了。预感不好的钱壮飞，迅速来到空无旁人的办公室内，赶忙翻出自己早早就掌握的密码本，抓紧翻译出了这几封电报的内容。
当第一封电文翻译完毕后，看着“黎明叛变”这四个字，钱壮飞不禁心中一惊。电文中提到的“黎明”正是顾顺章的代号，钱壮飞看着这份情报，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事发突发且关系重大，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对这份情报的真实性作出判断。
钱壮飞此时正潜伏在敌人心脏，好不容易才到了这样重要的位置，作为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要秘书，他所处的位置十分关键，面临的试探和考验也格外得多。他静下心来仔细分析所有的电文，凭借自己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作出了最终判断。
顾顺章叛变是真的，虽然很残酷，但也确是现实。面对顾顺章已经叛变得无情事实，钱壮飞来不及愤怒，此时的他更加担心的是当时对此事尚不知情的上海党中央。
在当时，中共中央隐蔽在上海秘密进行工作，除此之外，在上海还秘密分布着数十个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织机构和许多共产党骨干。其中包括三个大的中共中央机关，另外还有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以及江苏省委。
图｜钱壮飞
几十个单位和联络点，钱壮飞感到自己手上掌握的情报重如泰山。危急时刻，他格外冷静。他对事态的发展迅速作出预判：当时正是25日深夜，押运顾顺章的轮船从武汉顺流而下，27日后的上午便可到达南京，敌人的大搜捕最迟也会在28日展开。
也就是说，现在他手上的这份情报，最迟也要在26日傍晚之前送到上海，否则当地的党中央将来不及作转移。这样算来，就只剩下48小时了。这48小时，生死攸关，钱壮飞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事不宜迟，一切以党的利益为先的钱壮飞来不及顾忌自己和家人，他迅速做出反应，将自己掌握的情况抓紧告知了自己同是中共党员的女婿——刘玘夫，并嘱咐他抓紧时间去车站，赶乘当日最后一班火车，前往上海，争取将这一重要消息最快地送达给上海的党组织。
在送走刘玘夫之后，钱壮飞又趁着夜色孤身前往组织在当地的秘密联络点。他按照原定的暗号将地图划破，暗示当地的同志们立即撤离。之后，他又冷静地整理出相关的秘密文件并全部销毁。
在南京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钱壮飞还是有些担心。事关重大，万一刘玘夫遇到特殊情况，没能按时将情报送到，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在斟酌再三之后，他最后还是决定，自己亲赴上海，为确保将此消息送到再加一道保险。
就在赶赴上海的临行前，钱壮飞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儿子钱江（此时钱壮飞的妻子正在上海侍奉老母，只有儿子随在他身边）。此时的他很清楚，自己此行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独留南京的儿子恐怕要九死一生了，可是若连同儿子一起走，怕是会立刻引起敌人的警觉，若是因此打草惊蛇，那党内的同志们就危险了。
权衡之下，钱壮飞痛下决心，他两眼含泪地问儿子：“你会做饭吗？”，12岁的儿子钱江一愣，回答道：“我不会做饭，我只会煮面条儿。”钱壮飞抚摸着儿子的头，却没有接着话题继续交代，只是说：“你上学去吧。”说完便转身出了门。儿子钱江万万没有想到，与父亲的这次分别，竟是永别。
28日，在叛徒的指引下，敌人在上海展开了大搜捕，然而却毫无所获，处处扑空。原来，接到钱壮飞消息的上海党组织，在周恩来的指挥下迅速进行了转移。就在最后撤离的五分钟以后，敌人大批的特务军警便赶来了，可以说当时的情况真的是万分危急。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正是由于钱壮飞的情报及时，驻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大转移，将一场浩劫化为无形。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等领导人和众多同志在这次危机中化险为夷，幸免于难。
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提到：“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手里。”
此次风波之后，钱壮飞的身份也随之暴露，他再没有返回南京，也没有留在上海，而是在经过多次辗转之后，安全转移到了在瑞金的后方根据地，并在那里开始了新的传奇。
当年10月，一次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重要大会将在瑞金举行，会址就定在叶坪村。为了阻挠大会的召开，国民党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为了保证这次重要大会能够万无一失地召开，接到大会保卫任务的钱壮飞和战友们专门准备了一套秘密方案。
大会召开前夕，在几十公里外的福建长汀一片开阔的坪坝上，一个会场正在紧锣密鼓地搭建。木质的主席台简朴庄严，几百条长凳有序摆放，会场四周红旗招展，格外显眼。然而，在瑞金的真会场却被巧妙地伪装起来。
1931年11月7日，大会在瑞金如期召开。就在当日，敌人的飞机果然出动了，然而他们的目标却不是瑞金，而是直接从叶坪村上方飞过，直奔福建长汀而去。假会场被炸得一塌糊涂，瑞金会场的大会得以顺利进行。此次大会的顺利召开，使得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领导和管理一个国家的伟大探索与实践。
在保卫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钱壮飞又被调到了主要负责红军情报工作的中央军委第二局。在这里，钱壮飞与战友们一道担负起了中央苏区周围50万敌军动态的情报任务。
在那个年轻人更愿去战场杀敌的年代里，钱壮飞坚守岗位，认真完成保卫工作和情报搜集任务。他曾说：“我们这个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同秘密的敌人打仗，同样光荣而艰巨。”
那时，从敌人巢穴来到革命队伍中的钱壮飞激情高涨，他身兼数职，工作之余，他还创作漫画，演出戏剧，设计建筑，留下了许多经典杰作。风风雨雨数十年，伫立在苏区大地的红色建筑，还在向后人讲述着这位革命战士的不凡才华，以及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
1934年10月，钱壮飞随部队踏上了长征之路。在到达贵州流长一带时，敌机蜂拥而至，向着红军部队狂轰乱炸，在躲避敌人空袭的过程当中，钱壮飞掉队失踪。随后，组织派人四处寻找，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多年之后，经组织调查确认，39岁的钱壮飞在与大部队失散后，被当地地主武装推下了山崖，已不幸牺牲。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宴请钱家人时，才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直到这时，钱夫人才知道了自己丈夫的下落，看着泪眼婆娑的钱夫人，周恩来也悲痛万分，他朝着钱壮飞牺牲的方向跪下，说道：“是我没照顾好他。”
多年来，周恩来夫妇一直悉心关怀钱壮飞的子女。逝者已矣，照顾烈士的后代，是生者的责任，也是人们慰藉英灵的一份心意。
图｜钱壮飞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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