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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带着老师杨昌济亲笔写的信，来上海通章士钊见面，为湖南学子筹集留学所缺的费用。

信件一打开，在场的三个人都愣住了。

杨昌济在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或许眼前这位大脸庞、高鼻梁，举止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让章士钊有了惊为天人之感，很快就帮毛泽东和蔡和森筹集到了两万银元。

这件事情也让毛泽东记了一辈子。

章士钊之于湖南学子的帮助，之于湖南革命运动的帮助，哪怕在建国后毛主席也不忘这份恩情。

那么，两人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毛主席又是怎样回报这份恩情的呢？

章士钊的爱国思想

章士钊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无党无派，但却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和强烈的正义感，与中共有着长期合作，也具有充沛的爱国主义思想。

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曾称赞他——“行严皎皎如云中之鹤，苍苍如山上之松，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

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将章士钊先生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进行了高度概括。

事实上，章士钊亲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尽管他不加入任何党派，却阅尽时事之变迁，尽显扑朔迷离之个性。

尤其是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他经过了慎重考虑，受到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

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统一作为毕生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

从章士钊本人来看，他的思想也是经过巨大转变和转折的。

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同时也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想的人，生活在新旧思想冲击时代的他，在思想认识上和政策倾向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矛盾。

这是时代赋予他的特点，也是无法避免的。

但章士钊本人又极富正义感，早年间他鼓吹民主革命，策划暗杀清政府要员，还提倡苦读救国，赞成资产阶级待遇值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他寻求救国之路的试探和努力。

但对于革命他又是十分矛盾的。

他曾经接触过袁世凯，但后来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

他不赞成在中国成立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但是又资助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革命活动。

国民革命时期，他投靠过段祺瑞，帮助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的使用。

但是，他又设法营救李大钊等被捕的共产党人，并在法庭上为陈独秀辩护。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还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参加国共和谈；而和谈破裂后，他脱离了国民党反动阵营，又公开站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这一边。

尽管这些行为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但其中无不透露出他强烈的正义感和高尚的民族情操。

恰恰是这些矛盾的地方，反映出了他忧国忧民，终身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精神。

作为民主人士，他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正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思想基础。

而章士钊此类的民主人士，之所以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从他们自身来说，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本身就是坚定的爱国者。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他们都曾致力于救国救民。

不论是教育救国，还是科学救国，抑或是实业救国等主张，都是他们探求救国之路的实验。

但这些实验都失败了，使他们意识到只有同共产党合作，坚定地走革命道路，才能取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胜利。

同许多民主人士一样，章士钊在前进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这是因为，他在不同的人生历史时期，思想政治追求也是复杂多变的。

尤其是在民主认同方面，游离于反对派和进步分子之间，他的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

这就决定了他在前期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同自身内部的某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并且逐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

“两只鸡”的恩情

1918年俄国十月党人革命取得胜利，在我们国家也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新青年》等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层出不穷，李大钊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传播俄国革命。

段祺瑞又在北京搞起了安福国会，狼子野心，企图阻拦中国革命的进程。

新思想和旧势力的斗争，使国内的许多年轻人开始觉醒。在这众多的觉醒青年中，毛泽东就是其中显著的代表。

191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

当时国内掀起了一股赴法留学的热潮，毛泽东为的筹集新民学会成员赴法留学的资金，于是来到北京寻求支持。

10月正值金秋，新民学会一行11年来到北京。此前，有人告诉毛泽东和蔡和森，有一笔资金他们可以争取。

这是清末铁路风潮中修粤汉铁路时，曾经向湖南集资200万元，另有粮盐税款128万元，长沙捐的4万元都存在北京里，由熊希龄把持着。

在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帮助下，毛泽东和蔡和森找到了熊希龄和范源濂，对他们进行晓之以情，动之以情。

熊、范二人颇受感动，于是从这两笔钱中拿出利息一万六千元送给了这批湖南学子。

虽然他们成功筹集到了第一笔资金，但缺口仍旧很大。

于是，毛泽东、蔡和森又找到了杨昌济，告诉他，他们要到上海去，利用先前筹集到的这笔款项，送走第一批赴法留学的学子。

但这个时候，杨昌济已经病入膏肓了。

他强撑着从床上坐起身来，告诉眼前的这两个年轻人，如果要去上海可以去，可以寻求行严的帮助。

接着，杨昌济又说，行严在上海颇有人脉和名望，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川资就有望了，并且也不会是熊希龄的这区区的一万六千元。

紧接着，杨昌济又想到，如果二人贸然前去，章士钊不一定会接待他们，所以他又强撑着病体从病床上坐起来，为二人写了一封推荐信。

毛泽东和蔡和森带着这封信，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上海，来到章士钊的住处。

当他们将杨昌济的信递给章士钊时，三人看着信中的一段话，立刻呆住了。

杨昌济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看到这句话，章士钊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他还抬起头来，看着眼前这两位英姿勃发的年轻人，询问道，需要他帮忙做什么。

二人铿锵有力地回答，筹措川资，送湖南子弟赴法勤工俭学。

听到这句话，章士钊立刻点头答应了。他当时在上海滩的十里洋场，确实神通广大，很快就帮助毛泽东和蔡和森筹集到了2万银元。

毛泽东利用这笔钱，将第二批和第三批新民学会学员送到了法国。

正是这笔巨款，让毛主席日后记了一辈子。

这笔钱不仅解了新民学会的燃眉之急，资助了湖南子弟们勤工俭学之路。

更帮助了湖南革命运动的建设和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天，毛泽东让工作人员买了两只鸡，送给了章士钊。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毛主席给秘书田家英下了这个命令时，田家英一头雾水，不知道主席此举的用意是什么。

这时候，康生对田家英说，你回去看一看《三国志》，就明白主席自己的深意了。

原来，三国中在曹操还没有成名时，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但唯独乔玄觉得，将来安定天下者，非曹孟德莫属。

乔玄和曹孟德约定，如果百年以后，曹操真的发迹了，在经过乔玄墓地时，一定要带上鸡和酒来祭奠。

毛主席也正式用了曹操和乔玄的这个典故，以此来感谢章士钊的赏识。

章士钊看到这两只鸡时，顿时什么都明白了。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二人之间的默契和念旧，他们也保持了一辈子。

一直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还常常提起这两万银元的故事。

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原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英语老师，在60年代时，调到毛泽东身边做他的英文教师。

在1963年冬天的一天，傍晚两人在寒风中散步。走到一处花园时，毛泽东突然停下来，问章含之，“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

一开始，章含之以为主席在跟他开玩笑，他一头雾水地回答到，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

没想到毛主席却非常认真地说，或许是行老忘了，这笔钱，我一见到你就想起来了，这笔钱早就该还了。

紧接着，主席就对章含之说，回家后要转告父亲。

从现在开始还这笔欠了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十年还二十万。

章含之一头雾水，回家后将两人的对话转述给章士钊，章士钊听后哈哈大笑，说道，润之竟然还记得此事！

章士钊将当年的事情告诉了章含之，但是他却坚决不想收这笔钱。

章士钊说，当时，这2万银元是募捐而来的，实际上，我自己也拿不出这么大的一笔款项，而且当年我将这笔钱交给毛泽东时，是按照杨昌寄的意思处理的，所以我不能收这笔回馈。

但毛主席却不同意。

对章含之说，你家那位老人一生清贫，又爱管闲事，常常散尽钱财去帮助别人。我只是用自己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而已。

而且他这几年给我写信，都是想要替别人来解决问题。我如果明说给他补助，按照邢老的脾气肯定是不会收的，所以我才说还债。

章含之听后，非常感动，将主席的话原原本本带给了父亲。

从这次对话结束后，隔了几天，毛主席果然就派秘书送去了第一笔2000元，这笔钱就一直送到了1973年的春节。

到了1973年，主席仍旧念念不忘。今年春节，毛主席问章含之，今年行老的钱送去没有？

章含之听后，笑着说，“没有”。

原来，主席当年交代的十年分期偿还二万元，1973年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听到章含之的解释，主席又说，当时就说了，这个钱是给行老的生活补助，哪能真的十年以后就停止呢？我立刻安排秘书马上补送。

章含之说，父亲是不会收到，当时答应说10年，父亲都非常勉强了，这怎么能够没完没了一直收呢？

但主席仍旧坚持对章含之说，既然本金还完了，那从今年开始就开始还利息吧，这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楚应该是多少了，就按照每年2000元还吧，只要行老健在，这个利息就还要一直还下去。

毛主席用自己的实践进行了诺言，也深刻演绎了“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的佳话。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恩情，对有恩于革命事业的民主人士的一切关怀。

而面对共产党人得如此领域，章士钊也发出了“读书堂下，试问谁是人杰？”的感慨。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继续坚持了统一战线政策，帮助他们团结进步和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建设事业中，也与他们真诚合作。

而对于曾经友安与中国共产党的章士钊，党对他更是关怀备至，信任有加。

建国后，章士钊出任过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要职。

他发挥自己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政治上对章士钊的关怀和信任，在生活上也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除了毛主席以还账的名义给他发生活补助在，周总理还帮他安排了住处。

正是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将章士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友谊穿在了一条历史长线上。

这长达半个世纪多的相知相交，使章士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到坚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