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中国人手机里都装着微信。截至2023年3月31日，微信及WeChat的合并月活用户数13.19亿。几乎每个人的微信里都有至少一个“家庭群”，这些群通常以“相亲相爱一家人”“一家亲”等等命名。2018年，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93.8%的受访者加入了家庭微信群，它已成为家人间沟通的重要方式。

每个家庭群都由年长世代和年轻世代构成。线下，长辈与年轻人遵循着传统礼数——中国几千年来“长幼有序”“父为子纲”的文化根深蒂固，尽管有所松动，长辈有权威，晚辈尊重长辈的相处模式仍是主流。

但当这一关系被转移到互联网——人们通常认为年轻人是这里的主体，一切是否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你跟你的爸妈叔伯阿姨姑姑们，在网上与线下的交流方式一样吗？在你如鱼得水的互联网，你是否引领和重塑着家人间的交流方式？

2019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炎龙与学生王石磊开始了他们的调查。他们好奇的是，当深谙传统礼数的长辈进入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时代，他们会如何表现、互动，他们是否会将生活中的传统礼数带入互联网世界中？

受访者│王炎龙&王石磊

作者│北游

王炎龙与王石磊决定将选题视角放在年长世代身上。因为无论学术研究还是行业报告，对象永远是年轻人。他们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拥有较高的媒介素养，老年人似乎被下意识地忽略了。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深圳和北京都有一些学者在研究老年人，但在中国一线城市的老年人，他们拥有很高的媒介素养和文化层次，我就想着，为什么不从农村出发，关注一下身边的老年人。”王石磊说。

王石磊是山西省阳城县北留村人。他发现，人们常常将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视为“数字时代的落后者”。社交媒体上，人们普遍认为年轻人“游刃有余”，中年人“亦步亦趋”，老年人则始终“望尘莫及”。他们似乎被赋予了这样的形象：被动、受困于数字时代、努力追赶年轻人却显得笨拙。王石磊好奇：“他们会不会积极构建属于自己的网络使用方式？我们站在所谓精英、熟练者的视角自上而下地俯瞰他们，觉得他们笨拙，但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真是被动、不快乐吗？”

作为一名95后，他不是家族群中的活跃者。恰恰相反，他将多数群聊设置了“免打扰”。家族群更特殊些，早早被他收入群助手中，只在假期回家时，将它从群助手里放出来，和亲戚们说说话。

这几乎是年轻世代的共性。7个接受调查的家庭群中，年轻人都表现出类似的倾向：他们很少主动开启话题，往往在长辈发起话题时扮演“捧场者”的角色，浅浅地回应与互动。

看上去，“网络原住民”们正不断让渡权利。比如，他们都将群聊命名权都交给年长世代。你的家庭群名大概也包含以下关键词：“相亲相爱”“幸福”“一家亲”——这是长辈们对美好家庭关系的愿景。

再比如，年长世代热衷于转发“谣言”，年轻人总能一眼辨明，却缺乏纠正意愿。调查过程中，只有一位年轻人喜欢在群里纠正谣言，为此，他专门花时间上网搜索验证内容的真实性，研究生身份和有理有据的“回击”赋予了他权威，他很快成为家庭群里的科普达人。但对其他年轻人而言，为纠正谣言与长辈起冲突毫无必要，“一方面可能不屑，另一方面为什么要和家里长辈起冲突？在一个共同的场域里，他们会更多地觉得，就应该让他们说了算。”

年轻人有丰富的、不断向外扩展的生活，家庭群只是他们众多聊天群中重要但不太关注、甚至很少打开的存在。是“大广场”式的，“不艾特你，你可能都不会理。”

但对年长世代而言，家庭群意义重大。他们拥有的聊天群数量有限，家庭群往往由他们发起建立。接受调查的7个家庭群中，有4个都是由长辈建立的。一位长辈这样形容家庭群的作用——家族如同枝叶，“家族大就是枝叶大，家族小就是枝叶小。有了这个群以后，好像这些枝叶又被收拢了回来。”

现在，枝叶被收拢回来，投射到网上，长成“家庭群”独有的模样。

王炎龙他们借用了“驯化”理论。这一理论原本指的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将野生动物、植物的自然繁衍变为人工控制的过程，比如，把野生动物变成家养动物，宠物猫狗就是这么来的。

微信群同样如此。作为交流工具，当它进入到私人世界中，它也开始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毕竟，人们开启群聊，动机各不相同，根据需要，使用者不断“驯化”它们。“这个群有一些区别于家庭群、朋友群、同学群的不同的东西，才能够成为一个家庭群。一些东西要在对比中得出，只有对比，你才能感觉到它的特性所在。”

家庭群中，驯化的主导者是年长世代，在这里，他们比年轻人更努力、积极构建着家庭群的样貌。调查中，一位长辈觉得微信群对家庭凝聚力、融合有所重要帮助。“谁家有什么事都重视，谁生病了都赶快问候，这个比较快一点，这时候就能看出凝聚力。需要后辈，他们有车，马上就能回来。”

在长辈们眼中，家庭群应该是长幼有序的。2020年春天，王石磊去北留村的五金店拜访一位叔叔。那是他的调查对象之一，年过60，黑瘦、精干。两人在五金店门口坐下，升起炉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王石磊发现，大叔在家庭群里表现得十分威严。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很随和，大概是做生意的缘故，他嗓门大，为人开朗爽快。

聊着聊着，大叔掏出微信，打开群聊给王石磊看。在他的同学群中，氛围热闹松弛，他表现得活跃，爱调侃，爱说“胡话”。他与他的同学们从小在一个村子长大，岁数相仿，彼此熟络，每隔一两个礼拜就线下相聚，谁也不怕对方笑话。但家庭群不一样，“在这个群里，我们是长辈了，不能胡说么。有些笑话你也不能随便说么。有些话你说多了，就害怕说得不对么。要是在我们的朋友群，同学群了，那就敢乱说了，那不一样么。” 王石磊将这总结为一种朴素的“人设”维护，在这个社交场域中，长辈比晚辈生疏，“‘不胡说、少说话’就成了保持威严的最优途径。”

人们尽力避免在家庭群里起冲突。王石磊在一个家庭群中发现，群中有一对多年不和的亲戚。但他们从不会在群里正面冲突。在家庭成员的共同认知中，这是一个“相对公共的场合，要和气、容忍，但其实下面就是盘根错节的一些纠葛。”

一位56岁的家庭妇女告诉王石磊，在与家人联系时，比起在群里说话，她更倾向于私聊，因为总有“这家不想让那家知道”或“那家不想让这家知道”的事，“毕竟有时候嘴里没隔阂，但是心里有。”

但现在，微信群中，这些盘根错节被暂时掩盖了。在长辈们的设想中，它理所当然应该是积极的。因此，他们喜欢晒娃、分享好消息，夸赞别人，频繁使用大拇指这一表情包，热衷于将励志的、搞笑的、养生的文章和小视频转发到群中，他们以此进行着群聊的意义构建:“其实这就是一个快乐群，什么都能往里面发，说笑话了，提醒注意身体了，分享文章啦，都能在里面说，互相学习，互相支持。” 一位长辈这样告诉王石磊。

另一位61岁的女性知道，自己转发的那些关于养生、防疫的文章内容未必真实。但她依然这么做，出于一种朴素的念头：无论是真是假，总得让家人们先获知信息，哪怕是假的，“也给他们提个醒。”

在此过程中，年轻人们让渡了权利，但默认了长辈们对家庭群的定调，或以沉默，或以积极回应，维护着这样的环境。王石磊认为，人们通常认为，互联网环境下的时代已经进入“后喻时代”，意思是，晚辈们掌握了互联网技术——比如如何使用微信，将之反哺给长辈。表面上看，长辈是虚心学习的被动者，但他同时指出，这种“权力”是“短暂”的，教化完成后，权力将归还给长辈。这在家庭群中十分明显，在这里，长辈们的威严依旧存在，晚辈与长辈们延续着线下的相处模式。

不过，尽管熟练掌握家庭群的使用方式，在长辈们心中，微信群仍是休闲娱乐的非正式场所，无法成为家庭“议事厅”。

调查开始于2019年10月。那年11月，群聊“南留幸福之家”中，一位年迈的长辈去世，尽管丧事主办人在群中发起了讣告，事后，他仍打电话一一通知了所有亲戚。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无法线下拜年。“相亲相爱一家人”群中，一位长辈按辈分大小，挨家挨户打电话拜年。王石磊不解，问这位长辈：“不是都在群里拜年了吗？为什么还要打电话？”对方很惊讶：“这还有为什么？不能去走亲戚，打个电话拜年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挂掉电话后，这位长辈用微信红包为群里的小辈们一一打去零花钱。

“对于中国人来说，过程越繁琐，才越能显得礼数周到。”王石磊说。不过，这也许是暂时的。1992年播出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人们打电话拜年，已觉礼数不周，将电话视为不正式的交流方式。30多年后，电话“地位”上升，成了正式的交流手段，“有变迁在里面，也许有更新潮的方式取代微信，让微信成为一种正式的交流方式。”

作为一个将家庭群收进群助手中的年轻人，王石磊的手机常年处于静音状态，但他发现，长辈们很少屏蔽群消息，也很少将手机静音，哪怕夜里睡觉时。“他们内心有牵挂，他们可能五六十岁了，他们担心家里的长辈有什么事突然联系不到自己，担心工作上的事情。”

历时8个月的田野调查后，王炎龙和王石磊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家庭群中，年长世代并非被动的、亦步亦趋的跟进者，相反，他们充分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牢牢占据驯化主导者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其他互联网场域中，他们也积极构建着自己的使用方式。比如，在北留村，全民K歌十分流行，长辈们不见得擅长唱歌，但他们爱唱，且乐于分享，那位开五金店的大叔有自己的K歌群，里面都是年龄相仿的歌友，大家互相点赞，也彼此指正；他们还喜欢在网上“种菜”，“他们会很努力，种菜、收菜……一系列操作以后，一个月后，平台可能寄三斤苹果过来”——北方生产苹果，旺季时，一元就能买到一斤。从理性的经济角度考量，这不是一笔划算账，王石磊没有深入探究背后原因，但在他看来，他们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笨拙，他们积极构建着自己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且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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