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2日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内突然贴出一大批醒目、且令人震惊的大字报，上面写满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标语字样。很快，大批的造反派冲进刘少奇的住处围攻、揪斗，甚至拿着大喇叭扬声高喊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文革”发展到如此地步，这是所有人都未曾预料的。彼时，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每日遭到揪斗、批判，而邓小平亦是失去了工作、以及出席会议的一切权力，只能坐在家里看部分文件。

到了1967年元旦之时，“中央文革小组”煽动造反派，指使北京20余所高校学生，聚集联络了数十万人，一同浩浩荡荡地前往天安门广场声讨、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些造反派不但在集会上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宣称刘少奇和邓小平，乃是中国头号和第二号走资派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还给他们扣上了二十大罪状、以及十大罪状，大肆制造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舆论。

除此之外，造反派还带人去中南海的围墙外安营扎寨，组织了“揪斗火线”大队等等，大声嚷嚷着要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从中南海揪出来批斗、游街。

眼看这群失去理智的造反派就要冲进去打砸中南海，还好在关键时刻周总理来了。他挺身而出怒斥造反派，坚决反对他们的如此行径。正是因为有周总理挡在前面，才使得造反派们此次的“揪斗火线”阴谋无法得以实施。

在林彪、“文革小组”一伙人的煽动操控下，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游街揪斗。不过在毛主席的心目中，却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看法。

5月的时候，毛主席派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去邓小平家中谈话，让他替自己转达对邓小平的3个意思：第一，暂时要忍，不要太着急；第二，刘和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毛主席写信。

听完汪东兴转达而来的毛主席意思后，邓小平立即表达：“大字报中提出的很多问题，其实与事实不符。我认为不能打倒刘少奇同志，一切有待斟酌。”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提出希望能与毛主席当面谈谈。

很快，汪东兴将邓小平为刘少奇求情、以及要求见面等等问题，都一一汇报给了毛主席。数日后的一个深夜，邓小平接到一个紧急来电。原来是毛主席的秘书徐亚夫打来电话，说是毛主席要和他谈谈。

听到这里，邓小平立即起身换衣服，连警卫员都来不及带，直接快速往毛主席的住处赶过去。

此次谈话直到黎明之时，邓小平独自一人才返回家中。进门后，只见妻子卓琳早就在堂厅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

邓小平开门见山地告诉卓琳，说毛主席问他20世纪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段期间的历史情况。

当时他没有多想，直接向毛主席详细讲了。毛主席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等等，而他亦是表示接受批评。

最后，毛主席的态度终于缓和了下来，批判的话语也不像之前那样严厉了。见此态度，邓小平这才放下心里，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和安慰。由此可见，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是非常肯定和支持的，所以邓公才会有后续的复出和卓越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