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七民三”到“官三民七”，明代广东轰轰烈烈的筑城运动|南方|士绅|广东|明初|明朝|筑城运动

在中国古代，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城墙，就不能算是一座城市一个标准的城市。北方城市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建造的。但南方城市则完全不同。只要不是特别重要的城市，都不会修建专门的城墙。

北方城市战乱频繁。修建城墙可以避免战争灾难，有效防御外敌。而南方本身战乱较少，百姓安居乐业，小桥流水。因此，并没有投入大量的精力来修建城墙。

南方的城市最突出的是广东的城市，在修筑城墙时采用了军民合作的方式，从朝廷、卫所的“军三民七”到“军七”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民三”，直至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官三民七”结束，这一变化体现了明初、中、晚期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个社会面貌的变化，也在史书中留下了明代广东轰轰烈烈的建城运动。

从明初洪武到明末崇祯时期，广东城墙的用途差异较大，经济水平对城墙起到了引导作用

明初，南方城市的建筑不被重视。广东及其下属州县约有60个城市，但有城墙的城市数量还不够。元代仅使用了34座城池，到洪武末年，数量逐渐增加。有城墙的城市约有41座，占整个广东城市的三分之二。

当时城墙的修建主要由官府和军士主导，还有一个专门的建筑指挥所——卫兵。

明朝初年，所有建筑细部均由侍卫负责。广东建城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保护百姓和政府官员，因为当时沿海的土匪和内陆的“盗贼”对城市的威胁还是很大的，而且南方战事也较少，但蛮族的入侵也会造成损失。

明初的营建活动基本集中在明代，直到宣德才出现新的营建记录。当然，广东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城市还没有建成。普遍原因是当地经济发展不好，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来修建城墙。据统计，当时没有城墙的城市有一半集中在南雄、惠州、琼州。这些地方人烟稀少，地亩分布也比较分散，自然没有什么好的发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城市的建立与当地经济、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从正统到正德，是明朝中期。城墙虽然前期是因为海盗、倭寇而建的，但毕竟杀伤力比较小，明朝正统时期以后威胁大大增加。民众发起的事件比海盗更难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

比如公元1448年，珠江三角洲爆发了黄晓阳领导的民间起义。这场动乱影响了很多城市，民族冲突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他们分布在广东中西部，广西少数民族经常闹事，甚至正统十一年瑶族起义，后来与广西少数民族联合，直到1459年才平息。

为解决内部纠纷，城市建设刻不容缓。与明前期相比，增加了许多有城墙的城市，城市建成率高达95%。

此外，城市的人事和主要机关也发生了小小的变动。早期，这项任务是由卫队中的军士负责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朝中期，地方官员也逐渐加重了修筑城池的任务，以往朝廷拨款因申请资金过多而缓慢甚至拒绝。军队完全由朝廷资助，城市建设受到诸多限制。经过近四十年的休养生息，百姓的力量逐渐强大，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守护住所的安全。

明朝后期，在中期的基础上兴建新城，那些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县城也受到青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琼州府。

此时，明代广东的建城率终于达到了100%，但建城者的比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军七民三”到“军三民七”，几乎全部由当地政府主导。没有警卫中士的踪迹。

从卫士一统到地方官民一统，“军三民七”到“军七民三”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

明朝初期，城池的建设主要由卫所官兵承担，不久之后就走上了军民合作的道路。城市建设等公共事务由朝廷分给地方政府。也可以看出当地政府的实力增强了，老百姓对公共事务也更加关注了。这是思想上的进步，反映了明朝人民也随着发展进步而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政治结构和责任感。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建设城市，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金、材料。从军民七三分配到三七分配，可以看出各地经济发展逐渐稳定，地方可承担较重的比重。

军民合作的方式最早出现在洪武时期。徽州府建城时，由地方知府千户朱庸主持。此后，地方政府经常参与此类建设活动，自然就形成了军民合作的建设模式。

明代中叶以后，军民合作建城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广州的地理位置使得这座城市经常遭受叛乱分子的袭击。成化六年，当地县令与侍卫都尉共同筑城。从此，出现了“军三人七”的分配方式。明朝末年更是如此。在项目建设和讨论过程中，军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基本消失。

“军三民七”的分配下，地方政府仍然需要支付高昂的建设成本，正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馆舍》所记载：

“今日之所以一切废，是国家取州县之财，归还于上，而官民有难，无钱修葺。当地官员要花钱，必须报批后才能使用。”

一些大型建设工程的需求量比较大，当地政府没有办法全面管理，所以朝廷会将资金拨给官方资金，而一些小型建设工程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小，便于地方政府财政拨出。

“军三七”的分配制度，意味着虽然给“民”的比例较大，但这里的“民”指的是地方政府，民众需要承担的负担较少。

只是当地政府也有与民众合作的计划。

受朝廷任命后，当地政府经常聚集各界有志之士，邀请他们共同探讨城市的建筑细节。最重要的是呼吁权贵绅士捐款建设。因为一座城市的建设是关系到社会治安和繁荣的重大工程，而那些有一定地位和财力的士绅也是促进地方繁荣稳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大多数士绅都支持城市的建设和建设。积极给予一些帮助。

万历二年记载了知县当时的所作所为：

“聚百官，召长辈，举士大夫，议城事。”

当地民众纷纷捐款支持城市建设。这是明初的一个例子。对于捐款，很多人都有想法。明代中叶以来，地方的比例越来越大，从而有更多的人为此类公共事务捐款和贡献。

结论：明朝非常重视南方城市的建设，不难看出明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面貌

总体来说，明朝初期，广东大部分地区和南方其他省份一样，没有城墙的保护，建城率一开始也只有30%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明朝政府逐渐更加重视修建城市，而南方城市沿海经常有海盗、倭寇出没，因此修建城市之类的事情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注意力。经过人民和士兵的不懈努力，筑城率逐步提高到66%。明朝中期，城市建设范围不断扩大，朝廷甚至颁布：

“凡是没有城的县，都下令修建。”

有了这样的命令，当时的筑城率就大幅提升，达到了95%之多。明朝初期，由于社会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修城经费大部分由朝廷拨给侍卫，再由侍卫士兵全权负责。后来，军民合作制度席卷了整个明社会，并在明朝中期，在该地区广受好评。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随之增强。事实上，“军三民七”也全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因为军士主要承担的砖灰银都移交给了政府，而军士没有相关城市。建设任务。

地方官员用筹集资金的方式实现城市建设，也是人民力量提高的集中体现。邀请当地有能力的士绅，积极捐款，资助政府建设公共建筑。他们或捐钱、或捐款，逐渐成为明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