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就开始在中国的统治问题上产生分歧。

于是乎，国共内战便拉开了帷幕。经过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激烈斗争，最终在北平展开了一场和平谈判。这也成为国民党败退大陆前的最后一次机会。

当时已经占领了优势的共产党只希望早点结束内战，连年的战争已经让百姓苦不堪言，想要发展就必须有和平的环境。而国民党方面则是已经江河日下，众叛亲离甚至被美国所抛弃，于是他们在当年元旦发表了《新年文告》来表示自己愿意和共产党共创和平，诚心谈判。

要知道在去年年底蒋介石还信誓旦旦发表言论，说国民党戡乱剿匪方针早已确定"必须全力贯彻到底"目前一切和谣只是为共匪宣传攻势张目"绝不影响我们政府和军民同胞为国除害的决心。

在多方面的推动下，尽管之前的形势险恶，但双方最终还是选择了坐下来进行谈判。

然而，这次谈判只是国民党寻找喘息机会的短暂插曲而已。而谈判中最为著名的一种说法是“划江而治”，这一说法在历史学界广为流传，并认为这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

什么叫划江而治，那就是以长江为界，共产党在江北统治，国民党在江南统治。

然而，据俄方在1994年发表的《近代和现代历史》杂志上的一篇关于《1949年1月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函电往来》原始内容来看，斯大林并没有任何要干涉内政，也没有提到"划江而治"这一说法。

因此，之前的说法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但是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肯定有出处的。根据查到的资料，是王方名在《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密谈话》中的内容：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其实他这句话十分有指向性，他之所以会用这句话，就是想告诉读者，要划江而治的人，是存在的，并且就是俄方的人，不是斯大林，还有谁呢。

有一个人选，当时的驻华大使罗申。

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就多次传播调停国共矛盾、调节江南江北掌控的言论，这给人一种俄更偏向于国民党的印象。

虽然这可能是俄方的一贯策略，但此言论在当时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王方名的著作中有相应的记载。

后来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位之后，毛泽东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并与傅作义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以实现和平解放的目标。

北平谈判的重点并非地盘划分，而是关乎解放军渡江方式。是采取和平手段，还是直接动手，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可以想到的。

国民党主动示好，中共提出了八项条件作为基础，分别是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根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和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些条件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们只能求着和谈，所以干脆下野了。

李宗仁则表示他可以接受这些原则，并建议商议“划江而治”。

但是中共并没有接受这个可笑的条件，他们坚定地表示，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战犯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而“划江而治”更是无稽之谈。

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以至于之后有人回忆说，这场谈判并不像是双方的谈判会议，而是国民党单方面的投降仪式。

会议的结果就是，谈判以4月20号为最后的期限，但是李宗仁等人回复不同意签字，不接受过江。

这就意味着，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从1949年4月20日开始，到6月2日，42天的拼死决斗，以我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的代价，解放了南京、上海、安徽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地，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场胜利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解放了广大群众，更在于彰显了我军的坚韧不拔和英勇无畏，为中国革命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