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张旭和徐渭是狂草艺术中最为著名的两位书法大家。张旭创造了狂草的新体势，成为大草派的开创性书家，被称为草圣。而徐渭的草书则癫狂逸态，超于法度之外，被公安派领袖袁宏道誉为散圣。

张旭《肚痛帖》

书法的五种字体中，以草书最具艺术表现性和抒情达意性，也正因此，狂草书法在历史上普遍受到历代众多书家的重视和青睐。

但要写好狂草却并不容易，因为它不但要求书家必须具备才情和灵性，还要有一定的功力、学养和创造力、表现力，因此，虽然历代热爱和研究狂草的书家很多，但真正有成就的、有巨大影响的却寥寥无几。

草圣张旭、散圣徐渭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徐渭《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张旭化点为线，徐渭点线面结合

张旭的草书就是在线条的盘旋缠绕、丝丝相扣中达到满纸烟云。徐渭的狂草则气势宏大，节奏上跌宕起伏如暴风骤雨。

自唐宋以来，古人关于书法的基本点画的理论有著名的“永字八法”，以“永”字的八个笔画作为中国书法笔画的概括，即“侧、勒、努、趯、策、掠、啄、磔”八个笔画。但是，“永字八法”侧重的是对楷书的总结，对于草书来说却未必适合。

因为在狂草中，只有“点”和“线”这两种笔画，很难找到一个较为完整的、标准的“横”、“竖”、“撇”、“捺”，张旭、徐渭的狂草也是如此。

张旭《心经》局部

但是，张旭、徐渭对“点”和“线”的组合和运用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张旭用笔线条圆畅而婉转、遒劲而凝练、峻逸而内敛。行笔以中锋为主，转折处以转为主、折为辅，行笔时笔锋内敛，束毫紧裹，粗细对比不明显，且强调“整”和线的连贯性。

他的行笔连多断少，且弱化提按，笔画之间和单字界间的界限不明显，并不因笔画和笔画、字与字的间隔而影响线条的整体性，有时好几个字用一根整线来贯穿，从上至下一泻千里。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如《古诗四帖》，这些笔画可谓是笔走游龙、行云流水。大部分线条不强调提按，而重视粗细均匀的线条中使转与速度的变化。

中侧锋并用，笔锋常落在线条端部的一侧，但立即转为中锋；同时流畅中又往往生出圭角，给人以不可端倪之感。

整幅字写得酣畅淋漓，已达到得心应手、落笔成趣的境界。

徐渭与张旭不同的是，徐渭在用线上时连时断，在用长线和强调“整”的同时，不时地穿插短线和“点”，形成了很强烈的形式对比，在“点”的衬托下长者更长，整者更整。

徐渭《草书杜甫诗轴》局部

徐渭的线条野逸、粗犷、厚重、古拙、生涩、古媚而恣放，其行笔在中锋的基础上较多的运用侧锋、散锋，转折互用，线条的起伏变化较大，粗头乱服，时而紧裹，时而重铺，不求细节的完美而更重视整体的效果。

如《草书杜甫诗轴》，作品中长短线交替使用，并在快速的节奏中将点、线、面有机的组织到一起，从构成要素上看有更大的丰富性。

徐渭《煎茶七类》

张旭狂草疏朗开阔，徐渭则中宫紧收

赵孟頫说：“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因时相易。” 暂且不谈用笔是否千古不易，但是说结字“因时相易” 则是完全正确的。

张旭、徐渭在结体上有很多的共性之处，且千变万化、随机生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狂草结体没有个性差异。

张旭重视笔势的贯通，结体多开张大度，字形外紧内松，字外空间紧凑而字内空间疏朗开阔，这给线条在字内作循环往复的运动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使张旭的线条在字内的运动更加流畅、自由而不受约束，更加突出线条运行的轨迹感。

张旭《断千字文》

如《断千字文》，笔法恣肆，结体开张，跌宕而不失规矩，字体大小错落有致，点画提按，使转清晰，线条穿插容让有数，运笔纵横开阖，点画却周到分明，不失法度，恣纵于严谨之中，绝无轻率之感。

外部空间紧凑，但是线条在其字形内部却是千变万化。通篇牵丝映带，气贯山河，气象超迈雄逸、豪放，变幻莫测。

与张旭结体外紧内松相反的是，徐渭的结体呈内紧外松的特点，中宫紧收。

徐渭的结体倾侧摇摆，体势生动，通过字形的摆动来达到行气贯通，所以徐渭的笔画不需要因为照顾行气的连贯而作回环往复之状。

徐渭《草书七言诗》

这使徐渭草书的用笔有较强的独立性，它可以根据章法或体势需要而做自由舒展，从而具有了独立的外在形态和美学意义。

如《草书七言诗》，运笔跌宕腾挪，跳动自如，线条强劲纵逸，即长拉硬扯，舒展放纵，大撇大捺，长枪剑戟，大开大合。

但字内空间紧缩，内紧外松，以中宫为圆心以散点式向四周伸展，恣肆雄强气势逼人，怪态百出，但又无不生动活泼。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结语：

明代钟惺的《唐诗归》里曾说：“颠者不是粗人，粗人颠不得。”可见，狂草绝非一时兴起的胡涂乱抹，而是蓄谋已久的厚积薄发。

癫张的狂草看似惊世骇俗，实则行笔婉转自如，点线相连，即使不懂书法的人，看了张旭的草书，也能看出灵动飞扬的韵律动感，所以说，书法艺术表达建立在雅俗共赏的层面是没有错的，为正途。

而徐渭的狂草是纯真本色与狂放性情的融合。点画狼藉，横涂纵抹，自成一家，用大写意的画法来表现草书，可惜时人却少有人能看得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