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11 15:23·白马茶馆撤离瓦窑堡我们于1935 年11 月上旬到达瓦窑堡后不久，便听到老百姓传颂刘志丹的事迹。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与谢子长等同志一起，经过多年的艰苦战斗，建立了一个拥有20 多个县的苏区，在陕北遐迩闻名。但是，在1935 年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北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运动，逮捕了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关押在瓦窑堡。一些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迫害致死，使革命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当我们到瓦窑堡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已派王首道（红军保卫局局长）等同志先期到达此地查处这一问题，并把被捕的刘志丹等100 多名干部释放出来，从而使陕北根据地转危为安，出现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当时，若“左”倾冒险主义者把陕北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了，我们红军长征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到瓦窑堡不久，中央决定把中央红军随营学校与陕北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学员近千人，周昆任校长，吴岱峰任副校长（不久调走），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成立后，便进行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虽然学校的物质条件比较差，住的、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但大家的学习情绪很饱满，求知欲旺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克服了学习、训练中遇到的不少困难。当时已是隆冬，雪花纷飞。很多南方的同志，刚到陕北，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患了病。因大家开始只穿单衣单裤，进屋有火炕，出屋易着凉，有些人发高烧，加上部队的药物已在长征路上用尽，这里较偏僻，买不到西药，故有些同志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真是饿会死人，饱也会死人；冻会死人，暖也会死人，多灾多难！我们想方设法，逐步帮学员解决了棉衣问题，大家也慢慢适应了。同年11 月下旬，中央红军的元气尚未完全恢复，便同西北红军一起，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区的“围剿”，发起直罗镇战役，取得了歼灭国民党109 师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这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我们听到这一胜利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听说张云逸代表中央军委带一个剧团前往前线慰问。12 月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正确分析我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决议还改变了一些不适应抗日要求的政策，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必须坚决加以纠正。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转变，我们学校认真组织学习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开始，有些学员的思想转不过弯来，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与工人阶级联合抗日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对一些政策的改变也想不通，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好在我们靠近党中央，大家通过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认识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的“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的决定，以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 1936 年 1月，党中央决定把红军学校改名为西北红军大学。仍由周昆任校长，原政委宋任穷已调离学校，改由袁国平任政委，我仍任政治部主任。学员扩大至1000多人。当时，毛泽东同志对红军干部的培养、训练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红军大学的办学情况。我们住在山坡上，坡下就是毛主席住的石窑洞，离我很近，毛主席经常叫我去汇报学校的学习和工作情况，给我讲当前党的政治路线，使我受益匪浅。有一天，毛主席叫我到他的窑洞里，谈有关培训干部和学校招收学员问题。旁边站着一位身骨壮实的年轻战士，毛主席看了一眼这位战士说：“我这里有一个战士，是经过长征考验过的好同志，我想把他送到你那里学习好吗？”我点着头，连声回答说：“欢迎！欢迎！”于是，毛主席就指着旁边的战士说：“他叫陈昌奉，是我的警卫员，已跟我五六年了，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现在，我们的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各种工作都需要干部，你把他带到学校让他系统地学习，学好以后，让他出来更好地为党工作。”毛主席还特地交代要我帮陈昌奉同志识字、学文化，他说：“对红军干部战士的培养，首先要提高其文化水平，不识字的从识字开始。”过了几天，陈昌奉同志带着毛主席送给他的两个本子和两支铅笔等学习用具来到学校报到。我把他编班后，便指定专人教他认字。他也刻苦学习，进步很快。学了40 天，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西北保卫局保卫队当指导员。他离校后，不仅自己认识不少字，还能教保卫队的战士识字了。学校根据毛主席的有关办学指示，制订出一个教育计划，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即于同年4月26 日给我校写了批复信。信中说：“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培养），是整个教育计划中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从此，我们学校便把文化教育当作一项重要教学内容来抓，安排学员学文化时间占总学时三分之一左右。学习的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自然和史地常识等。陕北的春天比南方来得迟，但其山野很美，绿绿的山坡上，开着红艳艳的山丹丹花。布谷鸟也不时地在拉长嗓门尽情地歌唱。瓦窑堡会议像一股强劲的东风，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我国正处于一个伟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前夜。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估计到内战将停止，新的抗日民族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为了加强对红军干部的培训工作，提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的战略转变，党中央决定：以西北红军大学为基础，筹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6 年5 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强调各军团单位应该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部队各级党委要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红大去，以此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完成。当时国内战争尚未停止，中央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就创办了红军大学，并下决心抽调大批红军主要领导干部进红大学习，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形势任务的转折关头，为培养干部，造就人才，迎接伟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到来豹一个重要战略决策。6 月1 日，瓦窑堡的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近百名优秀的红军干部，集合在这里，举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简朴、隆重、庄严。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一条红布横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同学校的主要领导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主席的讲话，阐明了创办红大的目的、意义和办学方向。会上宣布，毛泽东同志兼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林彪和罗瑞卿既是学校领导，也是学员。全校分为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师以上干部， 40 人，科长为陈光，政委为罗荣桓；第二科主要训练营、连级干部， 225 人，科长周士第；第三科主要训练班、排干部，由原西北红军大学改编而成，约800 人，科长为周昆，政委为袁国平。全校学员超过千人，学员主要是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干部。我趁学校整编之机，请求到红大学习。因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低，任务重，过去没有机会坐下来学习。但袁国平政委不表同意。我遂去找总政治部代主任杨尚昆，他同意我到第一科当学员。因红大不设政治部，他叫我兼任红大党总支书记，管第一、第二科的政治工作，并明确规定，近日如有行动，随第三科。我表示同意。第一科驻在城北面隔一条小河的祁家湾。我立即搬到那里住，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红大一科的学员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边章武、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莫文骅、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肖文玖，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一科科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同志也是学员兼领导干部。一科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战略学等，还有党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军事政治并重。毛主席、洛甫（张闻天）、博古等领导同志，曾到校讲课或作报告。6 月21 日，是星期天。学员们都到街上去了。因我对这小镇已很熟悉，故留在学校里预习“资本主义”这一章的讲义，还看了一些参考书和地质学方面的书。过去长期处在战争环境里，自己没有机会住校学习。现在，有了较安定的学习环境，觉得很难得，故自己也较用功学习。上街的学员陆续回来了，见我还在埋头苦读，纷纷开玩笑说：“喂！你星期天还这么用功，是想当孔夫子还是当马克思？”我只微微一笑，继续看我的书。下午3 时多，我突然想起晚上学校要开同乐晚会，于是，放下书本，穿好胶鞋，打好绑腿，准备晚饭后赴会。过了一会儿，第三科吹起了“嘀嘀哒哒”的开饭号。我心中纳闷：为什么这么早开饭？我们一科为什么不开饭？学员也正在议论着。这时，陈光科长急急忙忙跑来对司号员说：“快吹开饭号，快！快！”饭后不久，罗荣桓政委从外面回来了，挥着手对我们说：“快做好准备，马上出发！”大家知道有军事行动了，紧张地收拾行李和备马。勤务员、饲养员也来了，忙个不停。准备就绪，我叫饲养员拉着马随大队行动，自己则带警卫员张力同志到校部去打听消息，以便随三科行动。我到校部，才知道三科800 多人已全部出发上战场了。原来，国民党第86 师高双成部，趁我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之机，从榆林方向来偷袭瓦窑堡。而当时瓦窑堡是后方，除一个连负责警戒外，只有第三科这点武装力量。幸该科的学员，几乎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军政素质较好，战斗力较强。我带着警卫员到了北门城楼，见杨尚昆代主任、林彪校长、罗瑞卿教育长等领导同志正在那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此时，他们已与城外前线失去联系，城内已没有正规军，他们身边只带着警卫员，另有当地一个班的赤卫队。我问敌情，他们不清楚，只听到城西北桃源方向的枪声似乎越来越近了。我向几位领导说明来意后，即带警卫员出去找三科的队伍。罗瑞卿提醒我：“你要注意大路！”出城走了 1 公里左右，快过河时，突然看到一个穿女同志衣服的士兵，像是敌人。心想：我们第三科的学员已由周昆率领到前方去了，为什么敌人能钻到这里来呢？正在这时，左侧来了两个老百姓样子的人，向我们打招呼，摇着手，示意我们不要前进。我知道情况不妙，敌人已撇开我前方的主力（第三科）钻进来了。于是，我急忙往回跑，上城楼向领导报告敌情。城楼上正唱着“空城计”呢。罗瑞卿听了我的报告后，他用望远镜看了又看，说：“那不是敌人，是我们的部队。你不见么？他们的屁股是朝我们这边坐的。”我不好再说什么，便带着警卫员再出城去找三科的同志。因周昆科长紧急率队出发，来不及吃饭，他的警卫员陈炳群拿了一盒饭菜，随我也出了城。我们边走边加强戒备。快过河时，我们三个人成三角队形前进。到了河边，在第一次发现有几个人的地方，又发现有10 多个人隐蔽在树林里。由于阳光照射很刺眼，一时看不清前面的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警卫员张力大声喊道：“哪里的？”他们不作声。再连问几次，他们才回答：“保安队的”（保安队是当时陕甘宁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我再仔细看，有几个像戴着红军的帽子似的。于是，两位警卫员持驳壳枪先过河。看他们距树林只有10 多米了，我也下河踩着石头向河岸走去。当警卫员接近他们时，突然“砰！叭！砰！”一排枪向我们射过来，同时，夹杂着“抓活的”的喊声。啊！原来对面是冒称“保安队”的敌人，很危急！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河边，边打边往回撤。敌人的密集枪弹从身边、头上叫着飞过，陈炳群负了轻伤。我们一口气跑回城里，上了城楼，见到杨尚昆同志，他急忙问：“怎么样？”我指着河边回答：“那些人不是自己人，是敌人，追着我们过来了！”林彪向旁边左侧高山一指，对我说：“你去指挥山上的队伍，叫他们坚决顶住，不得后退！”我问：“那山上是什么队伍？有多少人？要守到什么时候？”他说：“那里有一个赤卫班，要尽力坚守！”这是一座海拔600 米左右的高山，光秃秃的，没有树木，看不见山上的人。我跑到山前时，口干极了，警卫员忙着找水去了。我来不及等他，自己先往上爬，刚爬了100 多米，见上边的人从侧边往下向南跑去。我判断敌人是从侧翼钻到山上来了，我已不能再上山了，想回头去找林彪，也来不及了，估计他们在城楼上也会看到的。于是，我立即下了山，沿城墙向南门方向走去，想跳城墙出去，又有壕沟，于是，再从南门下城内。心想，如果敌人进城，那就麻烦了。天已黄昏，夜色朦朦，敌人未敢贸然入城。城里一片寂静，街面上只见几只鸡狗，城里已是一座空城。我又转出南门，准备再去找第三科的队伍。走了300 多米，看到前边有几个人往城外走。我跑近一看，啊！毛主席！他是最后一批撤离的，身边只有几个警卫员。于是，我决定不再向前赶，拿着手枪，在毛主席他们后面跟着，如遇敌人，就在后面掩护。跟随了一阵后，见毛主席已脱离危险，我便向我军的警戒线走去，那里似乎有一连部队的样子，在散开防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正在指挥。他见我过来，即向我询问敌情。我简单报告后，便问杨尚昆、林彪、罗瑞卿等领导的情况。听了他说：“都过去了！”我才放心。随后，我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去后面找红大队伍归队。瓦窑堡战斗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被敌人突然袭击而急忙撤离到瓦窑堡附近小山村，政治上、军事上的损失是很大的。随后我们红军大学便随党中央及直属队行军一星期迁往保安。事后，人们对这场战斗议论开了：为什么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被敌人占领了瓦窑堡呢？第三科3 个营英勇善战，科长周昆曾任红1 军团师长、红8 军团军团长，而敌人只有一个营，为什么反而打输了呢？事情是这样：桃源方向原来有我军一个排的警戒部队，敌人进攻时被打散了。周昆率第三科学员出北门御敌，把少数部队放在大路上，以主力占领北山制高点。从正规战的战略眼光来看，是无可非议的。但敌人是突然偷袭，这样部署就不妥当了。结果，敌人撇开我主力，沿大路利用树林、沟坎、山腰死角隐蔽前进，钻了我们的空子。另一方面，既然抢占了制高点，本可以居高临下，向敌进攻，或截击敌人，是可以把敌人打退的。更何况敌人是从榆林地区经45 公里的奔袭，到达瓦窑堡时已相当疲劳，系强弩之末，我军虽无准备，处于守势，但战斗力强，精力充沛，以逸待劳，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击退敌人的。周昆却没有这样做，成了高山观战，贻误战机。他这次指挥上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因他担任红8 军团长时，在湘江战役中表现不好，打了败仗，被撤职，当然，8 军团的失败不能单怪他。尔后，他的政治情绪一直不佳，故在这次战斗中表现消极。1938 年2 月他携公款潜逃，成为可耻逃兵。瓦窑堡战斗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这次袭击我们的敌营长张廷芝，解放后被处决了。窑堡

撤离瓦窑堡

我们于1935 年11 月上旬到达瓦窑堡后不久，便听到老百姓传颂刘志丹的事迹。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与谢子长等同志一起，经过多年的艰苦战斗，建立了一个拥有20 多个县的苏区，在陕北遐迩闻名。但是，在1935 年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北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运动，逮捕了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关押在瓦窑堡。一些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迫害致死，使革命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当我们到瓦窑堡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已派王首道（红军保卫局局长）等同志先期到达此地查处这一问题，并把被捕的刘志丹等100 多名干部释放出来，从而使陕北根据地转危为安，出现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当时，若“左”倾冒险主义者把陕北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了，我们红军长征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到瓦窑堡不久，中央决定把中央红军随营学校与陕北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学员近千人，周昆任校长，吴岱峰任副校长（不久调走），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成立后，便进行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

虽然学校的物质条件比较差，住的、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但大家的学习情绪很饱满，求知欲旺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克服了学习、训练中遇到的不少困难。当时已是隆冬，雪花纷飞。很多南方的同志，刚到陕北，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患了病。因大家开始只穿单衣单裤，进屋有火炕，出屋易着凉，有些人发高烧，加上部队的药物已在长征路上用尽，这里较偏僻，买不到西药，故有些同志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真是饿会死人，饱也会死人；冻会死人，暖也会死人，多灾多难！我们想方设法，逐步帮学员解决了棉衣问题，大家也慢慢适应了。

同年11 月下旬，中央红军的元气尚未完全恢复，便同西北红军一起，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区的“围剿”，发起直罗镇战役，取得了歼灭国民党109 师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这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我们听到这一胜利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听说张云逸代表中央军委带一个剧团前往前线慰问。12 月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正确分析我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决议还改变了一些不适应抗日要求的政策，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转变，我们学校认真组织学习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开始，有些学员的思想转不过弯来，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与工人阶级联合抗日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对一些政策的改变也想不通，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好在我们靠近党中央，大家通过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认识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的“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的决定，以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 1936 年 1月，党中央决定把红军学校改名为西北红军大学。仍由周昆任校长，原政委宋任穷已调离学校，改由袁国平任政委，我仍任政治部主任。学员扩大至1000多人。当时，毛泽东同志对红军干部的培养、训练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红军大学的办学情况。我们住在山坡上，坡下就是毛主席住的石窑洞，离我很近，毛主席经常叫我去汇报学校的学习和工作情况，给我讲当前党的政治路线，使我受益匪浅。

有一天，毛主席叫我到他的窑洞里，谈有关培训干部和学校招收学员问题。旁边站着一位身骨壮实的年轻战士，毛主席看了一眼这位战士说：“我这里有一个战士，是经过长征考验过的好同志，我想把他送到你那里学习好吗？”我点着头，连声回答说：“欢迎！欢迎！”于是，毛主席就指着旁边的战士说：“他叫陈昌奉，是我的警卫员，已跟我五六年了，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现在，我们的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各种工作都需要干部，你把他带到学校让他系统地学习，学好以后，让他出来更好地为党工作。”毛主席还特地交代要我帮陈昌奉同志识字、学文化，他说：“对红军干部战士的培养，首先要提高其文化水平，不识字的从识字开始。”

过了几天，陈昌奉同志带着毛主席送给他的两个本子和两支铅笔等学习用具来到学校报到。我把他编班后，便指定专人教他认字。他也刻苦学习，进步很快。学了40 天，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西北保卫局保卫队当指导员。他离校后，不仅自己认识不少字，还能教保卫队的战士识字了。学校根据毛主席的有关办学指示，制订出一个教育计划，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即于同年4月26 日给我校写了批复信。信中说：“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培养），是整个教育计划中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

从此，我们学校便把文化教育当作一项重要教学内容来抓，安排学员学文化时间占总学时三分之一左右。学习的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自然和史地常识等。陕北的春天比南方来得迟，但其山野很美，绿绿的山坡上，开着红艳艳的山丹丹花。布谷鸟也不时地在拉长嗓门尽情地歌唱。瓦窑堡会议像一股强劲的东风，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我国正处于一个伟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前夜。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估计到内战将停止，新的抗日民族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为了加强对红军干部的培训工作，提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的战略转变，党中央决定：以西北红军大学为基础，筹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1936 年5 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强调各军团单位应该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部队各级党委要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红大去，以此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完成。当时国内战争尚未停止，中央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就创办了红军大学，并下决心抽调大批红军主要领导干部进红大学习，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形势任务的转折关头，为培养干部，造就人才，迎接伟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到来豹一个重要战略决策。

6 月1 日，瓦窑堡的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近百名优秀的红军干部，集合在这里，举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简朴、隆重、庄严。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一条红布横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同学校的主要领导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毛主席的讲话，阐明了创办红大的目的、意义和办学方向。会上宣布，毛泽东同志兼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林彪和罗瑞卿既是学校领导，也是学员。全校分为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师以上干部， 40 人，科长为陈光，政委为罗荣桓；第二科主要训练营、连级干部， 225 人，科长周士第；第三科主要训练班、排干部，由原西北红军大学改编而成，约800 人，科长为周昆，政委为袁国平。全校学员超过千人，学员主要是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干部。我趁学校整编之机，请求到红大学习。因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低，任务重，过去没有机会坐下来学习。但袁国平政委不表同意。

我遂去找总政治部代主任杨尚昆，他同意我到第一科当学员。因红大不设政治部，他叫我兼任红大党总支书记，管第一、第二科的政治工作，并明确规定，近日如有行动，随第三科。我表示同意。第一科驻在城北面隔一条小河的祁家湾。我立即搬到那里住，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红大一科的学员有：

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边章武、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莫文骅、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肖文玖，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

一科科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同志也是学员兼领导干部。一科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战略学等，还有党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军事政治并重。毛主席、洛甫（张闻天）、博古等领导同志，曾到校讲课或作报告。6 月21 日，是星期天。学员们都到街上去了。因我对这小镇已很熟悉，故留在学校里预习“资本主义”这一章的讲义，还看了一些参考书和地质学方面的书。过去长期处在战争环境里，自己没有机会住校学习。现在，有了较安定的学习环境，觉得很难得，故自己也较用功学习。上街的学员陆续回来了，见我还在埋头苦读，纷纷开玩笑说：“喂！你星期天还这么用功，是想当孔夫子还是当马克思？”我只微微一笑，继续看我的书。

下午3 时多，我突然想起晚上学校要开同乐晚会，于是，放下书本，穿好胶鞋，打好绑腿，准备晚饭后赴会。过了一会儿，第三科吹起了“嘀嘀哒哒”的开饭号。我心中纳闷：为什么这么早开饭？我们一科为什么不开饭？学员也正在议论着。这时，陈光科长急急忙忙跑来对司号员说：“快吹开饭号，快！快！”饭后不久，罗荣桓政委从外面回来了，挥着手对我们说：“快做好准备，马上出发！”大家知道有军事行动了，紧张地收拾行李和备马。勤务员、饲养员也来了，忙个不停。准备就绪，我叫饲养员拉着马随大队行动，自己则带警卫员张力同志到校部去打听消息，以便随三科行动。

我到校部，才知道三科800 多人已全部出发上战场了。原来，国民党第86 师高双成部，趁我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之机，从榆林方向来偷袭瓦窑堡。而当时瓦窑堡是后方，除一个连负责警戒外，只有第三科这点武装力量。幸该科的学员，几乎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军政素质较好，战斗力较强。我带着警卫员到了北门城楼，见杨尚昆代主任、林彪校长、罗瑞卿教育长等领导同志正在那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此时，他们已与城外前线失去联系，城内已没有正规军，他们身边只带着警卫员，另有当地一个班的赤卫队。我问敌情，他们不清楚，只听到城西北桃源方向的枪声似乎越来越近了。我向几位领导说明来意后，即带警卫员出去找三科的队伍。罗瑞卿提醒我：“你要注意大路！”

出城走了 1 公里左右，快过河时，突然看到一个穿女同志衣服的士兵，像是敌人。心想：我们第三科的学员已由周昆率领到前方去了，为什么敌人能钻到这里来呢？正在这时，左侧来了两个老百姓样子的人，向我们打招呼，摇着手，示意我们不要前进。我知道情况不妙，敌人已撇开我前方的主力（第三科）钻进来了。于是，我急忙往回跑，上城楼向领导报告敌情。城楼上正唱着“空城计”呢。

罗瑞卿听了我的报告后，他用望远镜看了又看，说：“那不是敌人，是我们的部队。你不见么？他们的屁股是朝我们这边坐的。”我不好再说什么，便带着警卫员再出城去找三科的同志。因周昆科长紧急率队出发，来不及吃饭，他的警卫员陈炳群拿了一盒饭菜，随我也出了城。我们边走边加强戒备。快过河时，我们三个人成三角队形前进。到了河边，在第一次发现有几个人的地方，又发现有10 多个人隐蔽在树林里。由于阳光照射很刺眼，一时看不清前面的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警卫员张力大声喊道：“哪里的？”他们不作声。

再连问几次，他们才回答：“保安队的”（保安队是当时陕甘宁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我再仔细看，有几个像戴着红军的帽子似的。于是，两位警卫员持驳壳枪先过河。看他们距树林只有10 多米了，我也下河踩着石头向河岸走去。当警卫员接近他们时，突然“砰！叭！砰！”一排枪向我们射过来，同时，夹杂着“抓活的”的喊声。啊！原来对面是冒称“保安队”的敌人，很危急！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河边，边打边往回撤。敌人的密集枪弹从身边、头上叫着飞过，陈炳群负了轻伤。我们一口气跑回城里，上了城楼，见到杨尚昆同志，他急忙问：“怎么样？”我指着河边回答：“那些人不是自己人，是敌人，追着我们过来了！”

林彪向旁边左侧高山一指，对我说：“你去指挥山上的队伍，叫他们坚决顶住，不得后退！”我问：“那山上是什么队伍？有多少人？要守到什么时候？”他说：“那里有一个赤卫班，要尽力坚守！”

这是一座海拔600 米左右的高山，光秃秃的，没有树木，看不见山上的人。我跑到山前时，口干极了，警卫员忙着找水去了。我来不及等他，自己先往上爬，刚爬了100 多米，见上边的人从侧边往下向南跑去。我判断敌人是从侧翼钻到山上来了，我已不能再上山了，想回头去找林彪，也来不及了，估计他们在城楼上也会看到的。于是，我立即下了山，沿城墙向南门方向走去，想跳城墙出去，又有壕沟，于是，再从南门下城内。心想，如果敌人进城，那就麻烦了。天已黄昏，夜色朦朦，敌人未敢贸然入城。城里一片寂静，街面上只见几只鸡狗，城里已是一座空城。

我又转出南门，准备再去找第三科的队伍。走了300 多米，看到前边有几个人往城外走。我跑近一看，啊！毛主席！他是最后一批撤离的，身边只有几个警卫员。于是，我决定不再向前赶，拿着手枪，在毛主席他们后面跟着，如遇敌人，就在后面掩护。跟随了一阵后，见毛主席已脱离危险，我便向我军的警戒线走去，那里似乎有一连部队的样子，在散开防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正在指挥。他见我过来，即向我询问敌情。我简单报告后，便问杨尚昆、林彪、罗瑞卿等领导的情况。听了他说：“都过去了！”我才放心。随后，我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去后面找红大队伍归队。

瓦窑堡战斗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被敌人突然袭击而急忙撤离到瓦窑堡附近小山村，政治上、军事上的损失是很大的。随后我们红军大学便随党中央及直属队行军一星期迁往保安。事后，人们对这场战斗议论开了：为什么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被敌人占领了瓦窑堡呢？第三科3 个营英勇善战，科长周昆曾任红1 军团师长、红8 军团军团长，而敌人只有一个营，为什么反而打输了呢？事情是这样：桃源方向原来有我军一个排的警戒部队，敌人进攻时被打散了。

周昆率第三科学员出北门御敌，把少数部队放在大路上，以主力占领北山制高点。从正规战的战略眼光来看，是无可非议的。

但敌人是突然偷袭，这样部署就不妥当了。结果，敌人撇开我主力，沿大路利用树林、沟坎、山腰死角隐蔽前进，钻了我们的空子。另一方面，既然抢占了制高点，本可以居高临下，向敌进攻，或截击敌人，是可以把敌人打退的。更何况敌人是从榆林地区经45 公里的奔袭，到达瓦窑堡时已相当疲劳，系强弩之末，我军虽无准备，处于守势，但战斗力强，精力充沛，以逸待劳，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击退敌人的。周昆却没有这样做，成了高山观战，贻误战机。

他这次指挥上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因他担任红8 军团长时，在湘江战役中表现不好，打了败仗，被撤职，当然，8 军团的失败不能单怪他。尔后，他的政治情绪一直不佳，故在这次战斗中表现消极。1938 年2 月他携公款潜逃，成为可耻逃兵。瓦窑堡战斗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这次袭击我们的敌营长张廷芝，解放后被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