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两岸开放探亲13年。
海水不再冰冷,岁月不再阴暗。
一组名为《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的照片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
那段国民党大举枪杀中共地下党人的历史,以照片的形式,一帧一帧展现在两岸同胞眼前。
其中两张行刑前的照片,引起了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的注意,他们噙住泪水,无声地注解着背后的故事。
“临行前躬身签字的人,那是我的父亲,叫吴石。”
“凭栏伫立在吴石将军正前方的人,是母亲朱谌之,她的骸骨,至今寻觅无踪。”
一
1894年,吴石出生于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跟随讲国文的父亲在学校旁听,旁人形容他“记忆力之强,遂震惊侪辈。”
这一点为他日后从事情报工作,打下先天优势。
18岁,吴石在学校的倡议下参加北伐学生军,正式开启了军旅生涯。
他先是进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就读,毕业后又被保送保定军官学校,与白崇禧、张治中等人成为同学,结业再凭借过硬实力,一路荣升至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
1929年,他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留学日本陆军大学,以“十二能人”的成绩常年霸榜公示栏,震惊将来的日籍敌人同学。
最后于1934年,吴石习完为期一年的军事情报课程,宣布回国出任参谋本部厅长。
及此,吴石已具备了系统、出色的军事能力。
抗战伊始,由他紧锣密鼓三年编写而成的日军情报手册《参二室蓝皮本》,成为全军作战部署的不二参考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加印分发至各个指挥部研读。
武汉会战前后,他被蒋介石私下揽为重要情报顾问,每周都要召见一次咨诹建议。
毋容置疑,吴石是一位受到各方青睐的优秀情报军人,但在家庭方面,他并不尽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
吴韶成评价父亲性格内向,不单止对外寡言少语,对内同样沉默少言。
自打抗战起,吴韶成就和母亲弟妹随军转战各地,一家人聚在身边,吴石却不曾与子女有过亲切交谈。
上海局势危急的时候,吴韶成尚年幼,一颗炸弹在楼下轰得稀碎,他生平第一次亲历战争,亲历尸横遍野,吓得神志不清。
吴石急匆匆找到他,说不出一句安抚关心的话,仅仅确认儿子安全后,便转身离开,走之前轻描淡写交代说:
“日本人来炸我们了,爸爸要去前线抬尸体,你要听妈妈话。”
不善感情,不善表达,没时间陪家人,吴石给自己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1944年,吴石随部南下桂林,亲眼目睹了桂系军队和中央军之间因分歧重重、政令不一而导致指挥出现重大失误。
最终桂柳大战惨败,难民溃军像洪水爆发一样蜂拥逃亡。日军追击凶悍,路上饿殍遍野,死的死伤的伤,人间地狱不可言状。
吴石下令调集军车转运难民,救得了多少是多少。
没想到这个过程中,他忽略了自己那患有肺炎,缺医少药颠沛流离的幼子。
在与家人近在咫尺却聚少离多的岁月,他与他的幼子,于贵阳天人永隔。
幼子夭亡的噩耗给吴石心灵上予以极大的打击震荡。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百姓水深火热,权贵日夜偷欢。
他一路辗转各地,看到太多太多的政府官员发国难财,是国民党的腐败不堪导致战争的失败,导致人民的多灾多难,导致自己小儿子的夭折。
他从没如此痛恨怀疑自己信奉已久的党国,后来回到南京,他经常在家里大骂国民党为何还不亡?又常常苦恼于自己作为职业军人必须愚忠国民党而惆怅不已。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想明白了,自己效忠的不是国民党,而是人民。
效忠人民的信仰是无法更改的,但为人民服务的平台可以更改。既然国民党丢失民心,那就等于与自己的信仰背道而驰。自己另择平台完全正当合理。
简而言之,哪个党向着人民,就奔向哪个党。
彼时以清廉爱民著称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吴石新的选择,他开始私下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建立地下党关系。
图 | 吴石将军
1949年初,吴石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情报,协助解放军在战场上战无不胜。
照理说,吴石的接洽人吴仲禧也是国民党内部的高级官员,二人身份均不易被怀疑。
但“国安部”不知是嗅到了什么,分了一套房给吴石一家,而他家隔了一面墙的邻居,是赫赫有名的保密局头子毛人凤。
尽管周遭气氛吊诡,吴石却不慌不忙继续着情报收集工作,只不过收敛了在家中大骂国民党的嗜好。
有可能他一家仍被监视,有可能毛人凤查不出什么,总之吴石过着如履薄冰却相安无事的生活,毛人凤也不敢无证无据打搅一位高级官员。
暗流涌动的博弈尽在不言中。
1949年早春,解放军势如破竹进逼南京。
国民党当局连夜开会讨论如何处置留在南京的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
白崇禧、陈诚主张速速直运台湾,吴石则以“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由,建议将资料暂移福州。
最终会议采纳了他的方案。
吴石不露声色地得意一笑,他将要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这500箱资料一旦运到福州,他多多少少能克扣一部分下来。
到了5月,台湾当局不厌其烦地加紧催促吴石将资料运台,吴石以“军运紧,调船难”为由,搪塞敷衍地分类出一百来箱不太重要的参考资料先行运抵台湾,剩下的军事机密资料,全被他下死命令转移到秘密地点匿藏。
直至7月,他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剩下的资料仍然原封不动躺在秘密地点。
台湾当局当然还惦记着那几百箱未运抵的资料,但籍此间国民党内部鸡飞狗跳,俨然无暇跟进,发来的电令均是敦促吴石速到台湾走马上任。
得知吴石即将前往台湾,他的接头人吴仲禧忧心忡忡找到他,问道:“此去台湾,还有把握回来吗?没有把握的话,现在可以直接转赴解放区。”
吴石语气夹杂着惭愧说道:“我醒悟得太迟,决心下得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又算得了什么?”
分别时,吴仲禧以悲壮的目光,目送了吴石潇洒离去的背影。
8月16日,应蒋介石急电,吴石带着妻子和最小的一儿一女,飞抵台湾。
得益于吴石千方百计的拖延,福州解放时,国民党来不及运走的298箱资料,全部为我所用。
留在大陆的吴韶成,收到父亲留给他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困难找何康。”
或许吴石也不知此去一去不回,故而没有给大儿子留下太多特别叮咛的话。
吴韶成捏紧纸条,心中五味杂陈,他此刻一无所知自己未来要面临什么。
但这都是他自己的选择,那个年轻气盛的选择。
南京解放前夕,他在南京大学门口,拒绝了父亲派去接送他离开的专车。
他冲父亲的老朋友诘问:“走?往哪儿走?我一千多个同学都留在这儿,我怕啥?”
“你父亲让你非走不可,跟我一块走,就坐这个车走。”
“我没做亏心事,凭啥要走?”
这位受委托的炮兵司令部军官拗不过初生牛犊的吴大少爷,只好作罢离开。
“我本来可以和父亲团聚,一起去到福州,又一起全家到台湾去,即使我不到台湾去,至少至少,我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谁曾想这微不足道的执拗,造就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路。我当时完全搞不清楚情况,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说不上是对是错,两种结果都不是好结果。”
图 | 吴石和夫人幼子在台湾
二
她传递了吴石的最后一份情报。
她的名字叫朱谌之。
她以不同的方式,与吴石走到了相同的终点。
1905年,朱谌之出生在浙江宁波府镇海县的一个富商家庭。
家里送她到月湖女子师范读书,没想到她在学校跟同学搞革命,还把家里给她的零花钱全捐给了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又嫁给了一名叫朱晓光的共产党员。
这完全出乎家族对她的期望,只得嗟叹女大不由娘。
与吴石一样,朱谌之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她把女儿丢在台湾的一个少年团八年,独自跑去前线抗日,期间她与丈夫朱晓光一个被国民党抓了,一个被日本人抓了,但都逃出生天捡回小命。
由于在狱中受尽种种酷刑考验依然守口如瓶,组织相信了她的忠诚,于1945年2月,批准她入党。
此后朱谌之一直活跃于危机四伏的情报网络。
1946年2月,朱晓枫从台湾回到上海与母亲团聚。
她没有告诉母亲,自己在台湾入了党。
朱谌之也没有告诉女儿,自己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只是表面看起来是一家公司的会计。
但母亲行为的诡异,让朱晓枫心中有数。有一次她带一个品性纯良的同学回家,受到母亲严肃的警告,说以后不许带人来家里。朱晓枫自此觉得母亲的工作不简单。
共同生活三个月后,相聚短暂的母女二人分道扬镳。
上级下达了赶赴香港执行任务的命令,朱谌之唯有将女儿送到苏北解放区安置。
吴淞口临别依依,朱谌之掏出一叠钱,犹豫了一下,又把钱揣回怀里,转而翻出一个金锁片,给朱晓枫戴上。
“妈给你钱没用,到那边这个钱行不通,你戴着金锁片,需求钱就揭一片下来换点用用。”
朱晓枫和母亲用各自的背影目送了彼此,谁也没有回头。
她不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人,说走就不会再回头,只要离别足够决绝,彼此都不会看到对方的眼泪。
朱谌之到了香港之后,朱晓枫与母亲彻底失联。
直到三年后的1949年5月上海解放,她才收到母亲从香港寄来的信。
朱谌之在信中要她去广州见上一面,朱晓枫困囿于严格的校规无法请假而推辞。
朱晓枫并不知道这无足挂齿的一次错过意味着什么?
朱谌之也以为错过了没什么,因为她已接到调回上海工作的通知。
但谁能想到,就在她将要返程上海时,组织对她说:“个人的事情先放一放,现在『密使1号』取得大量重要军事情报,需要精干力量赴台联络取回。”
这个代号隐秘的『密使1号』,正是台当局高官吴石。
鉴于朱谌之有亲属在台当局情报部门任职,并且与她关系较好又不知她地下党员的身份,组织当即拍板她为与吴石接触的最佳人选。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给三年多不见,一辈子相处时光也短暂得可怜的女儿留下最后一封信,随后毅然决然登上了从香港开往台湾的客轮。
12月初,朱谌之在国民党内部成功与吴石会面,一批藏有绝密情报的微缩胶卷交到她手上,再通过定期往返两岸三地的特别联络员传到北京中央。
这些情报在中央引起极大震动,主席指示要记一大功,但没人知道被记功人的真实名字。
吴、朱二人始终以『密使1号』和女特派员两个代号活在高层心目中,而且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
图 | 朱谌之
三
金门战役和舟山战役的连续失利打破解放军战无不胜的神话,也重重敲了北京方面一榔头,令我军指战员清醒解放军对登岛作战和台湾沿岸布防了解得实在太少。
北京方面经吴、朱联手得到了很多情报,但还想要更多情报,不过出于人性化考虑,朱谌之立了大功,理应获批返回。
1950年1月,朱谌之托一位富商给上海家里寄了一封信,告知说:“月内返沪,请勿挂念。”
与此同时,以超强能人著称的蒋经国,亲自领导成立起来的反间谍机构,正以飓风之势,对藏匿台湾的地下党组织进行扫荡破坏。
台湾当局的整个军队和保安机构,统统在蒋经国的24小时密切监视之下。
被捕的共产党员,有人宁死不屈,有人怕死叛变。只要一个人掉转枪头,一张偌大的情报蛛网便可焚毁殆尽。
朱谌之与大多数和接头人失联的地下党员一样,在不安中等待,等待着被揭发,等待着被逮捕。
2月2日,望穿秋水,总算来人了。却不是一个好消息。
吴石派副官紧急约见朱谌之,交给她一张吴石冒险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令她即日转移。
朱谌之意识到她与吴石之间的中间人“老郑(蔡孝乾)”必然是出事了,急忙拿着这张《特别通行证》搭乘在海空封锁下,唯一一架起航的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她甫一离开,台当局便正式下发对她的逮捕令。
而吴石,早已在叛徒蔡孝乾的出卖下,经毛人凤呈报蒋介石、周至柔批准逮捕。
眼下他正身陷囹圄,遭受严刑拷打。
另一边,整个舟山的国民党特务都在掘地三尺寻找一个女地下党员的下落。
人山人海不需要出示户口的医院成为朱谌之的暂时庇护所,她像一只惊慌的小鹿在人流中乱撞,结果撞在了无处可躲的枪口上。
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捕。
此时她与祖国大陆仅一步之遥,哪怕搭上任意一艘船,她都可以安睡到家。
而如今,等待她的,除了死亡,还有刑具。
押解途中,朱谌之伺机吞金自杀,无奈看管极严未能成功。与吴石再次见面时,已在狱中。
吴、朱口风严实,皮开肉绽的刑讯逼供徒劳无功。
一个是比石头还硬的女人,一个是比钢铁还硬的男人,他们筑起铜墙铁壁,牺牲自己,保护了仍处在隐蔽战线的秘密伙伴。
保密局见撬不开二人的嘴巴,恼羞成怒起了杀心。
1950年6月10日,吴石和朱谌之被押上马场町刑场。
这两个见面次数屈指可数,相互还不算熟悉的陌生人,因为相同的信念,走到同一个终点。
临行前,狭窄的签字台上,八名荷枪实弹的宪兵面向栅栏,将二人团团围住,吴石在宪兵大队长的亲自监督下躬身签字,已签好死刑文书的朱谌之,依偎在栅栏边,双手交拢合实,凛若冰霜地目视前方。
图 | 吴石躬身写字,朱谌之凭栏沉思
他们还有父母高堂,他们的妻子丈夫、子女,还在等着他们回家。
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放不下的遗憾太多,做了交代的遗憾太少。
如此饮恨,收场太悲。
16时30分,枪声齐响,英雄倒下。
执勤宪兵再上前补枪,确认绝无生命体征,记者才得到允许上前拍摄。
一组“死要见尸”的照片,送达蒋介石办公室。
看着信任有加的心腹大将死状惨烈,无比震惊和愤怒蒋介石仍然难解心头之恨,下令查抄吴石的宅子,绝不放过任何可能揪出其党羽的蛛丝马迹。
兴高采烈负责抄家的保密局官员干劲十足,通宵达旦翻箱倒柜数日,走出吴家宅子时却垂头丧气,他手上掂量着一根搜查出来的,仅有四两重的金条,骂骂咧咧说道:
“还以为是个美差,才这点儿油水,就算全上交了,我恐怕也得遭人怀疑贪污籍没公款。”
叹了一口气,又补说道:“这么大的官,不敢相信。豁上性命,太不值得。”
提及吴石的联络员朱谌之,保密局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党性极强,学能优良,被捕后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视死如归,应付事变,早有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之纪律精神,诚为我所效法敬佩。”
四
炎热依旧附着在六月徘徊,吴韶成闲坐一家图书馆随意翻阅报纸,上海《字林西报》的一则不显眼的新闻直逼眼帘。
标题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副标题写着:“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
不能说五雷轰顶,只能说满腹狐疑。
吴韶成忐忑不安地剪下这则新闻的一角,拿去找父亲嘱托过的好友何康求证。
当何康向他证实新闻准确无误时,吴韶成才真切感受到万箭穿心的疼痛感,直接瘫软在地无力动弹。
除了吴石的死讯外,何康没有掌握到任何关于吴石在台家人的信息。
吴韶成惆怅离开,关于母亲的下落,弟弟妹妹的下落,从此杳无音讯。
何康让他谨记,往后无论谁问起,都不能透露吴石是共产党员的身份。
相比吴石的“暂时不能被承认”,朱谌之的牺牲很快被组织追认为烈士。
朱晓枫在1951年7月便收到了上海政府秘密颁发给她母亲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
但有关人员的嘱告与何康的口吻如出一辙。
“台湾未解放前,不宜公开纪念,以免造成在台人员的暴露风险。”
图 | 朱谌之被押上刑场
出于这一层保密措施的限制,即使吴石、朱谌之两位烈士居功至伟,他们的儿子、女儿却因不能说的身份秘密,受尽歧视和磨难。
被打倒,被揪斗,被迎头痛击。
所有关联人员在承受非人冲击的情况之下,仍然齐心合力保守一个天大的秘密。
明明是功臣之后,却被当成敌人来严惩,所有不实指控的委屈,也只能咬碎了牙往肚里咽,这种寒心澈骨的感受,如若不置身其中,绝非常人所能体会。
时间进入八十年代,经过漫长岁月的人事变更,有些秘密终于不再是秘密,姗姗来迟的公开纪念以及一张白纸的结论洗刷了过往的所有屈辱。
吴韶成透过民间渠道与台湾家人取得联系,得知母亲健在,喜悦与愧疚错愕交织。
时代欠他太多,他欠母亲太多。
1984年春节前夕,59岁的吴韶成前往美国旧金山与阔别了34年的家人团圆。
到了机场,弟弟妹妹守在出口见到一个陌生华人晕头转向,三人目光交集,直到最后面面相觑,却依然要经过数次确认肯定,才喜极而泣相拥一起。
离开大陆的时候,弟弟6岁,妹妹15岁,再次见面时,弟弟已经40岁,妹妹也已经50岁。
兄妹物是人非,兄弟互不相识。唯有杵着拐杖闻声出门的80岁老母亲,与儿子一眼相认。
吴韶成本来准备了许多要讲的话,但此刻到了嘴边,全咽回肚子里,直接扑通跪倒在母亲跟前。
久别重逢,母子泪洒前襟。
一番彻夜交谈,吴韶成才得知,父亲死后,过得不好的不只有自己,在台湾的母亲弟妹三人同样度日维艰。
吴石的死,改写了全家人的命运。
他一遭逮捕,他的妻子便受到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提审。尽管他的确不曾向妻子泄露过任何秘密而使她免遭杀身之祸,但随着他的离去,全家人顿失支柱,年幼的小儿子嗷嗷待哺,还未成年的女儿辍学嫁人。犹如惊弓之鸟的遗孀精神紧绷,每一天都过得胆战心惊。
吴韶成惊讶于心思缜密的父亲虑事周到,为何就没想到给家里留点经济兜底呢?以至于他出事后,家里穷困潦倒。
当他从母亲手中拿到了父亲的遗书,才知父亲官大财穷,有心无力。
“我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已购书与援助戚友。望儿辈体会我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坚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
2000年,两岸关系缓和,吴韶成和妹妹把父亲的骨灰运回大陆,安放在北京福田公墓。
尽管年月遥远,道阻且长,但吴石将军到底还是魂归故里回到了祖国大陆。
而与他一同被枪决的朱谌之,仍然掩埋天涯一角下落不明。
她的女儿朱晓枫,仍在苦苦找寻母亲的骸骨。
朱谌之不像吴石,刚一牺牲立马有家人收尸。她孤身一人前往台湾,身份暴露后在台亲友唯恐避之不及,牺牲后尸体不知所踪,死无葬身之地。
朱晓枫前后历时数年,始终寻不回母亲的骸骨,她由锲而不舍转为渐渐心淡。
“罢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千禧之年临近,朱谌之的家乡宁波市镇海县在她的故居旁建了一个小小的纪念馆,以纪念这位为共和国做出过杰出贡献与巨大牺牲的女性。
至此,吴石、朱谌之,他们各自分别以特殊的方式回到了家乡。
这一趟回家的路,他们足足走了50年。
而他们,也足足等待了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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