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27 20:59·白马茶馆七届四中全会1953年12月下旬，高岗陪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参加鞍山三大工程落成典礼后，于28日在沈阳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传达了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关于召开四中全会的建议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指示，讲到要拥护少奇在主席休假期间主持中央工作，说东北局要团结在林枫同志周围，支持林枫的工作，等等。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1954年1月中旬，中央发来《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征求东北局的意见，常委进行了讨论。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中央的决议是针对高饶问题的，只是一般地认为，一方面国内外敌人要破坏我们的团结，另一方面在新形势下党内存在一些不利于团结的因素，中央提出加以警惕。在讨论时，东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提出“团结是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草了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即《对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意见》，于1月25日报给中央。现将这个《意见》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革命任务的更加繁重，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更加剧烈，革命斗争更加复杂尖锐，而党内在团结上，也还存在着若干问题，如某些干部违反总路线的思想行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某些党组织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够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不对党的团结有所影响。因此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特别是以省市委以上负责干部和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为团结的骨干，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对于保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贯彻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一)在决议中似应更加强调关于党的团结的基拙。建议在草案第一段“党的团结……”之前增加上述内容，说明党的团结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一致为基础的。(二)建议在第二段高级干部必须遵守的几项规定的第一条之前，加以下一段作为第一条:“党的团结与统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一致为基础，在过渡时期是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团结与统一在这个思想基拙上，凡是与此相违背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必须竭力避免与及时纠正。”并建议将第一段开头的叙述四个团结时，说明党的团结是其他几个团结的核心;将第二段第一条“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一致为基拙的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最高原则。......五、建议在第四段内强调一下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东北局的这个《意见》，可说是与中央的意图差之千里，可是，我们怎么会在中央揭发高岗问题之前就未卜先知呢?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日到10日在北京召开，东北局除高岗和林枫是正式代表外，我和张秀山列席了会议。毛主席因去杭州休假，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是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这是我没想到的。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会前，周总理问我，东北局对决议草案的那个报告是什么意思?我说了东北局讨论的情况。他说:“就你们按马列主义团结，别人都不是马列主义?”我对这样的批评毫无精神准备，感到惊愕不已。会议期间，各大区代表的发言都是各自做自我批评，少奇也不例外。我虽报了名，也准备了发言提纲，但因为给林枫准备发言稿，加以时间所限，结果我未能发言。在我的印象中，会上没有点名批评或批判哪个人，也没有针对哪个人的发言进行批驳。因此，自始至终，我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是针对高岗、饶漱石的，更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被卷入其“反党联盟”。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于2月15日至25日分别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由邓小平主持，揭发饶漱石的问题，一个由周总理主持，揭发高岗的问题。直到这时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揭发高岗问题的座谈会每天下午在周总理办公室隔壁的小会议室进行，许多同志发言批评高岗，揭发他散播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搞分裂活动等等。对于这个座谈会，我毫无思想准备，只得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形势，一边认真听大家的揭发，一边仔细回忆他在东北期间的言行有什么问题。座谈会进行到第三天，即2月17日下午3点多，会议刚开始不久，周总理的秘书李琦把总理叫了出去，不一会儿，总理回来把大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我看到安志文和赵家梁也在，心理十分诧异:他们来干什么?坐定后，总理严肃地宣布:“高岗今天中午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事情的经过讲一下。”赵秘书用大约不到一小时的时间详细讲了事情的经过:今天早上吃罢早饭，他就把我们都打发出去了，除了一些勤杂服务人员外，家里只剩下值班警卫娇洪良一个人。9点多，他让娇洪良陪他到院子里散步。他们一边走一边闲种，高岗好像无意中问到新发的手枪性能怎样，并要看看枪。由于怕他出意外，我们不止一次和工作人员打招呼，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让他接触枪支。因此矫洪良起初不给他，但他坚持要看，矫洪良没法，只得取出子弹和弹夹，把空枪交到高岗手里。但高岗还是乘其不备把弹夹和子弹抢去了。散完步，矫洪良赶紧给卫士长老白打电话报告情况，老白立即把情况转告我。我当时正在贾拓夫(计委副主席)办公室商量事情，急忙与老白赶回去。刚进秘书办公室，机要秘书小董和李力群也先后回来了，这时贾拓夫打来电话，叮嘱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出意外!他说高岗力气很大，不能硬来，要采取软的办法把枪要回来。我们三人都赞成贾拓夫的意见，商定先把高岗稳住，摸清枪在什么地方，再设法弄回来;在此之前，他身边一定不能离人，我们轮流上楼去缠住他。我上楼对高岗说:“我见到拓夫了，他很关心你，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你想开些!”他说:“人家说你搞分裂，有野心。你不承认，也过不去呀!”“是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检讨就怎么检讨，你要相信中央、毛主席会实事求是的。”高岗没有吭气，沉默了一会儿，我又劝他:“你千万要想开些!”就下楼了。后来李力群上楼时，发现他在平时根本没人去的餐室的里套间，行为很反常。以后我们几个人轮换着上去下来，这期间，高岗把两封信交给服务员小张，让他不要经过秘书，直接交机要通讯员马上送走。但小张还是把两封信交给我，并说了情况。我叫小张马上回楼上去，就说信已送出，并叮嘱他千万别离开。我们三人一看这两封信，见信封上沾着斑斑血迹，大吃一惊，经过商量，一致同意马上拆阅。其中一封是给少奇同志的，里面没有信纸，只装着给毛主席的信。另一封给周总理的信，是一封托孤遗书!我们感到情况十分紧急，一起奔上楼去。其他人见状，也感到要出大事，紧跟着跑上楼。这时是下午一点多。我举着信跑在最前面，只见高岗和他的长子在餐室坐着，便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高岗先是一惊，接着就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我一边把信递给小黄和李力群，让他们烧掉，一边仍很激动地劝他:“你千万不要自杀呀!”他说:“不啦，不啦。”这时，我和高岗并排坐着，默默地看董、李二人在餐桌对面的壁炉前烧信。突然，高岗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扣动扳机，“砰”地一响!就在他将要扣响扳机的瞬间，我突然发觉他掏枪、举枪，急忙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右肘。枪响了，子弹向料上方飞去，打在后面墙上。但当时，包括高岗自己在内，全都确信高岗的头被枪击中!他一松手，枪掉到地上，身体也不自觉地倾倒下去。他很快清醒过来，又去检枪，大家齐心协力夺枪，终于制止了他自杀。赵家梁讲完了，大家都沉默着，似乎没有从这个突发事件中回过神来。不一会儿，周总理叫我们回去继续开会，自己留下又和安志文、赵家梁谈了一会儿才过来。这件事实在太突然了，每个人都很震惊，整个下午，大家几乎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说他太蠢了，什么事情不好说清楚，要走这一步!也有人说他这是假自杀，是想要挟中央，继续搞阴谋……由于事情实在太突然，太意外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后，我们继续对高岗进行揭发批判，但他没有再参加座谈会，只是在需要核对一些事情时偶尔把他叫来。2月25日，周总理作了总结发言，他说:“高岗的个人主义错误不单是反对刘少奇的非法活动，已发展到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的野心，分裂党。当个人野心被揭穿，绝望时，走上自杀道路”。他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事实，分析了高岗之所以走上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家道路的思想、历史、社会根源。他说:高岗思想上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外，尚有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在长期斗争中，高有其正确一面，但其个人主义、骄傲情绪，与生活的腐化，长期未纠正制止，在胜利后大发展起来。高岗最近错误的发展，是其黑暗面发展的必然，品质是野心家阴谋家。对高岗这个阴谋家，要长期考察。总理最后讲了从高岗的事件中应吸取的教训:一切骄傲情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与小团体习气均应受到批判。必须防止个人野心家，必须禁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反对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纠正独立王国思想。必须坚持党的统一与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发展、提倡党内的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生活上不纯的政治必然也不纯”(列宁)，马列主义教育必须加强。

七届四中全会

1953年12月下旬，高岗陪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参加鞍山三大工程落成典礼后，于28日在沈阳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传达了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关于召开四中全会的建议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指示，讲到要拥护少奇在主席休假期间主持中央工作，说东北局要团结在林枫同志周围，支持林枫的工作，等等。

1954年1月中旬，中央发来《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征求东北局的意见，常委进行了讨论。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中央的决议是针对高饶问题的，只是一般地认为，一方面国内外敌人要破坏我们的团结，另一方面在新形势下党内存在一些不利于团结的因素，中央提出加以警惕。在讨论时，东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提出“团结是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草了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即《对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意见》，于1月25日报给中央。现将这个《意见》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革命任务的更加繁重，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更加剧烈，革命斗争更加复杂尖锐，而党内在团结上，也还存在着若干问题，如某些干部违反总路线的思想行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某些党组织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够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不对党的团结有所影响。因此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特别是以省市委以上负责干部和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为团结的骨干，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对于保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贯彻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

(一)在决议中似应更加强调关于党的团结的基拙。建议在草案第一段“党的团结……”之前增加上述内容，说明党的团结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一致为基础的。

(二)建议在第二段高级干部必须遵守的几项规定的第一条之前，加以下一段作为第一条:“党的团结与统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一致为基础，在过渡时期是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团结与统一在这个思想基拙上，凡是与此相违背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必须竭力避免与及时纠正。”并建议将第一段开头的叙述四个团结时，说明党的团结是其他几个团结的核心;将第二段第一条“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一致为基拙的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最高原则。......

五、建议在第四段内强调一下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东北局的这个《意见》，可说是与中央的意图差之千里，可是，我们怎么会在中央揭发高岗问题之前就未卜先知呢?

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日到10日在北京召开，东北局除高岗和林枫是正式代表外，我和张秀山列席了会议。毛主席因去杭州休假，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是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这是我没想到的。

会前，周总理问我，东北局对决议草案的那个报告是什么意思?我说了东北局讨论的情况。他说:“就你们按马列主义团结，别人都不是马列主义?”我对这样的批评毫无精神准备，感到惊愕不已。

会议期间，各大区代表的发言都是各自做自我批评，少奇也不例外。我虽报了名，也准备了发言提纲，但因为给林枫准备发言稿，加以时间所限，结果我未能发言。在我的印象中，会上没有点名批评或批判哪个人，也没有针对哪个人的发言进行批驳。因此，自始至终，我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是针对高岗、饶漱石的，更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被卷入其“反党联盟”。

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于2月15日至25日分别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由邓小平主持，揭发饶漱石的问题，一个由周总理主持，揭发高岗的问题。直到这时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揭发高岗问题的座谈会每天下午在周总理办公室隔壁的小会议室进行，许多同志发言批评高岗，揭发他散播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搞分裂活动等等。

对于这个座谈会，我毫无思想准备，只得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形势，一边认真听大家的揭发，一边仔细回忆他在东北期间的言行有什么问题。

座谈会进行到第三天，即2月17日下午3点多，会议刚开始不久，周总理的秘书李琦把总理叫了出去，不一会儿，总理回来把大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我看到安志文和赵家梁也在，心理十分诧异:他们来干什么?坐定后，总理严肃地宣布:“高岗今天中午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事情的经过讲一下。”

赵秘书用大约不到一小时的时间详细讲了事情的经过:

今天早上吃罢早饭，他就把我们都打发出去了，除了一些勤杂服务人员外，家里只剩下值班警卫娇洪良一个人。

9点多，他让娇洪良陪他到院子里散步。他们一边走一边闲种，高岗好像无意中问到新发的手枪性能怎样，并要看看枪。由于怕他出意外，我们不止一次和工作人员打招呼，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让他接触枪支。因此矫洪良起初不给他，但他坚持要看，矫洪良没法，只得取出子弹和弹夹，把空枪交到高岗手里。但高岗还是乘其不备把弹夹和子弹抢去了。散完步，矫洪良赶紧给卫士长老白打电话报告情况，老白立即把情况转告我。我当时正在贾拓夫(计委副主席)办公室商量事情，急忙与老白赶回去。

刚进秘书办公室，机要秘书小董和李力群也先后回来了，这时贾拓夫打来电话，叮嘱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出意外!他说高岗力气很大，不能硬来，要采取软的办法把枪要回来。我们三人都赞成贾拓夫的意见，商定先把高岗稳住，摸清枪在什么地方，再设法弄回来;在此之前，他身边一定不能离人，我们轮流上楼去缠住他。

我上楼对高岗说:“我见到拓夫了，他很关心你，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你想开些!”

他说:“人家说你搞分裂，有野心。你不承认，也过不去呀!”

“是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检讨就怎么检讨，你要相信中央、毛主席会实事求是的。”

高岗没有吭气，沉默了一会儿，我又劝他:“你千万要想开些!”

就下楼了。

后来李力群上楼时，发现他在平时根本没人去的餐室的里套间，行为很反常。

以后我们几个人轮换着上去下来，这期间，高岗把两封信交给服务员小张，让他不要经过秘书，直接交机要通讯员马上送走。但小张还是把两封信交给我，并说了情况。我叫小张马上回楼上去，就说信已送出，并叮嘱他千万别离开。

我们三人一看这两封信，见信封上沾着斑斑血迹，大吃一惊，经过商量，一致同意马上拆阅。其中一封是给少奇同志的，里面没有信纸，只装着给毛主席的信。另一封给周总理的信，是一封托孤遗书!

我们感到情况十分紧急，一起奔上楼去。其他人见状，也感到要出大事，紧跟着跑上楼。这时是下午一点多。

我举着信跑在最前面，只见高岗和他的长子在餐室坐着，便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高岗先是一惊，接着就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我一边把信递给小黄和李力群，让他们烧掉，一边仍很激动地劝他:“你千万不要自杀呀!”

他说:“不啦，不啦。”

这时，我和高岗并排坐着，默默地看董、李二人在餐桌对面的壁炉前烧信。

突然，高岗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扣动扳机，“砰”地一响!就在他将要扣响扳机的瞬间，我突然发觉他掏枪、举枪，急忙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右肘。枪响了，子弹向料上方飞去，打在后面墙上。但当时，包括高岗自己在内，全都确信高岗的头被枪击中!他一松手，枪掉到地上，身体也不自觉地倾倒下去。他很快清醒过来，又去检枪，大家齐心协力夺枪，终于制止了他自杀。

赵家梁讲完了，大家都沉默着，似乎没有从这个突发事件中回过神来。不一会儿，周总理叫我们回去继续开会，自己留下又和安志文、赵家梁谈了一会儿才过来。这件事实在太突然了，每个人都很震惊，整个下午，大家几乎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说他太蠢了，什么事情不好说清楚，要走这一步!也有人说他这是假自杀，是想要挟中央，继续搞阴谋……由于事情实在太突然，太意外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后，我们继续对高岗进行揭发批判，但他没有再参加座谈会，只是在需要核对一些事情时偶尔把他叫来。

2月25日，周总理作了总结发言，他说:“高岗的个人主义错误不单是反对刘少奇的非法活动，已发展到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的野心，分裂党。当个人野心被揭穿，绝望时，走上自杀道路”。他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事实，分析了高岗之所以走上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家道路的思想、历史、社会根源。他说:高岗思想上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外，尚有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在长期斗争中，高有其正确一面，但其个人主义、骄傲情绪，与生活的腐化，长期未纠正制止，在胜利后大发展起来。高岗最近错误的发展，是其黑暗面发展的必然，品质是野心家阴谋家。对高岗这个阴谋家，要长期考察。

总理最后讲了从高岗的事件中应吸取的教训:

一切骄傲情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与小团体习气均应受到批判。必须防止个人野心家，必须禁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反对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纠正独立王国思想。必须坚持党的统一与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发展、提倡党内的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生活上不纯的政治必然也不纯”(列宁)，马列主义教育必须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