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力量：湖丝阿姐撑起的一片天|土丝|塘栖|大运河|新华|缫丝厂

《城市秘密》作者：小满

感谢虞铭、吕伟刚、吴洪山、金真提供顾问‍‍‍‍‍‍‍‍‍‍‍‍‍‍‍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几百年来，塘栖一直是蚕乡，有“丝绸之府”的美誉。在这片河道交织、水汽氤氲的江南水乡，河边地角，连片的桑林傍靠阡陌、依偎池塘，春天望去，大地似被绿云笼罩。从清明开始，桑叶疯长，为一整季的养蚕缫丝提供原料。明宪宗成化时，仁和与德清两县“蚕丝于此贩鬻”，乡民大多以养蚕为业，旧时民谚流传：“种得一亩桑，可免一家荒”。可见桑蚕之事对当地人民的重要性，到了清代，乾隆对桑蚕一业极为重视，要求浙江巡抚奏报蚕收情况，每岁一次。于是在政府的重视下，塘栖一带成为蚕丝的主产区，“公私仰给，惟蚕丝是赖”。每逢旧历四月，家家户户闭门不出，忙于育蚕，私塾停课，官府也“暂停诉讼”。

到清末，塘栖借着运河水利之便，同时又位于杭州与上海的产业辐射圈之中，诞生了近代工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南浔富商庞元济会同丁丙合资在塘栖里仁桥堍下三分桥旁创办了“大纶丝厂”，是为浙江省出现最早的机械缫丝厂之一。此后，工厂每天清晨鸣响的汽笛声，便顺着运河，掠过广济桥，回响在整个塘栖之上。丁庞两人当年继选址拱宸桥西建世经缫丝厂后，又落子塘栖，无疑是深谙了大运河带来的工业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私营企业改造而成的新华丝厂，还为“杭丝联”提供技术支持，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成为全国丝绸行业中的老厂和大厂，其生产的优质白厂丝，远销欧美，为当时急需外汇储备的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这片富足的土地上，人们因蚕而兴，因丝而富，时间就像广济桥下的河水一样悠长，桑叶抽枝发芽、桑蚕吐丝结茧，银练般的生丝耀出闪亮的光泽，米如圆珠，丝成锦缎，是传统中国人对于富足康宁的最高想象，此间的蚕桑稼穑，便成为安康盛世的一个缩影。

要说丝，先说蚕。

这条白色的小虫子并不好养，它怕寒、怕风、怕老鼠，若遇蚕瘟，则整架僵死，蚕房内无一幸免，全年的收成便宣告结束，故旧时乡民称之为“蚕宝宝”，意思是它如同新出生的婴儿一样娇嫩，需要打起万分精神伺弄。

因为其脾性不好琢磨，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养蚕的技艺中又多添了一分玄学，人们在自己不能掌控的部分，将希望寄托于神灵，从每年的除夕开始，那时候桑树还在沉睡，靠经北横头的养蚕人家，由女主人在神龛中点燃油灯，奉献香火，有钱人家则用红色蜡烛，经夜不熄，直到年初一的天光照进来为止。

是为“点蚕花火”，在整个塘栖的夜色中，星星点点，万家灯火，如同天上的星辰一般，将自家门前的桑园照亮。无数人的念力汇聚成祈祷，在新年尚未到来的时候，就急切地期盼着神灵的眷顾，保佑这个即将到来的春天。孩童们提着各种花样的灯笼，在桑园中穿梭奔跑，口中念念，既是祷文也是童谣：“猫也来、狗也来，搭个蚕花娘子一道来……”

新年过去，到了正月十五，明月高悬，人们用稻草、竹苇扎成火把，三五成群，在桑园中燃烧祭拜，火光划破黑夜，如流星一般绽放并快速消散。有专门请来的乐手，站在田垄高处，在狂欢的人群中开始歌唱吟诵：“火把掼得高、三石六斗稳牢牢；火把掼到东，屋里堆个大米囤；火把掼到西，蚕花丰收笑嘻嘻……”

这是农耕时代的巫祝和狂欢，塘栖人用来奉献给蚕花娘子，可见蚕丝产业在当时当地的重要性。这蚕花娘子可能是塘栖最有权威且最受尊敬的神灵，人们不但在当地祭祀，而且还等收成之后，到附近地区的寺庙中进香还愿，我小时候经常在西湖边看到列队整齐的信徒，称之为“烧香老太婆”，打扮得花枝招展，向灵隐寺进发。

清明之后，蚕农为了避免病害感染，用最原始的办法——“自我隔离”，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不允许生人出入，是为“关蚕门”。大门上通常贴有写着“蚕月知礼”的红纸，有些人家还在空地上插上桃枝，用稻草结成网状，宣布此地是养蚕禁区。若有必须的交流走动，需在门口交接，来访者还要送上一把桑叶，口诵“蚕花廿四分”，以表冲撞的罪过。

清明之后的一个多月中，蚕农连养蚕带缫丝，昼夜操劳，劳动强度极大，但是因为市场需求逐渐旺盛，蚕桑也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比，塘栖民谚道：“蓬头束脑一个月，快快活活过一年”，这是当时市场推动力的生动写照。素负盛名的南京贡缎云锦所用经纬之丝，经丝产自海宁硖石，而纬丝就产自塘栖。蚕农缫丝之后，土丝便在塘栖镇上交易，大小丝行林立，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土丝集散中心，至今还留下了“丝行弄”这样的地名。

就算20世纪30年代，缫丝工业对蚕茧的需求量下滑，但塘栖的茧子产量依旧惊人。“沿运河之南岸，均植桑树，故蚕桑之富，甲于他镇……茧子为该镇大宗出产品之一，因该镇几有百分之七十之居民，赖养蚕为生，故茧子出产甚多。除本镇有四丝厂外，尚须运至申地各厂，故每年输出约有二百万元之谱。”塘栖市镇经济的繁荣和大运河的哺育密不可分，塘栖人通过运河看到更远大的世界。‍‍

▲塘栖留存的茧仓遗址摄影@王叔、停香

1882年，法国诞生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机械，发达国家开始采用机械缫丝，产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因其国内蚕茧不足，在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开始在上海等地开设缫丝厂，使得民间的土丝产业面临巨大压力。

这个时候，正是塘栖工业的开端时代。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境况下转变了经济政策，1895年7月，清政府下令各省招商局多设织布织绸局，准许内河行驶小型轮船。到1897年，下令各省集股设厂，官助商本，公举殷实商人分任厂务，塘栖的现代工业正是在清廷经济政策转变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1895年，杭州开埠，南浔富商庞元济看中了塘栖这块地方，南距杭州25公里，紧临这个跨省区域中心，北距上海221公里（杭申甲线里程），与这个全国经济中心相距也不算远。既处于上海辐射力量最为强烈的长江三角洲南缘，又处于杭州城市市场的直接覆盖范围，便于吸收中心城市的先进工业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更利于开拓产品市场，发展外向型工业。塘栖与杭州之间更有以运河为主干的发达的水运网络，到1927年杭塘公路通车，更是大大缩短了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而当时，杭州已经成为区域性的工业、金融、文化中心，“建厂舍、购机器、为改良工艺计者，一时风起云涌，竟以杭垣为集中地，下城一带遂成工业区域”。

1896年，庞元济和丁丙两人合资在塘栖里仁桥堍下三分桥旁创办了“大纶丝厂”，于是，响彻云霄的汽笛回声开始啸叫于塘栖上空，在这种时代哨音的催促之下，千年不变的流水都似乎加快了速度。这个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蚕丝基地的面貌，被现代工业化彻底改变。

“大纶丝厂”是浙江最早的一批现代缫丝企业，创始人投资八万银元，将来自欧洲的缫丝机械通过运河载到此地，并委托意大利建筑师设计建造厂房、办公楼。随着小火轮驶入运河内港，搅动了千年的河水，一股全新的气象扑面而来，机械化和工业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撒下了第一粒火星。

塘栖本就是传统的土丝产区，辛亥革命之后，“大纶丝厂”已经拥有缫丝车468部、锅炉两台、煮茧机一台。利用本地盛产的土种三眠蚕缫制出纤度细匀、九至十一分的细长丝，冠以“仙鹤牌”商标，并以“金、银、红、蓝”四种颜色的标签来区别等级，仙鹤牌厂丝“以技工之娴熟、条分之匀整驰名欧美”。

此时的大纶丝厂，已经有2000左右员工，其中绝大部分是女工，女工中的70%是缫丝工。于是塘栖民间传出了一句玩笑话：“找对象不要找塘栖女人”，为什么呢？“因为塘栖女人太凶了。”实际上，塘栖女人并不凶，而是工业化带给她们自强自立的机会，不再依附于家庭而生。

工业化生产之后，使得当地土丝在市场中滞销，一部分女性从家庭劳作中分离出来，能够进入工厂，对她们来说是人生的另一次发展，她们的收入在表现形式和实际价值上发生了改变，由无偿劳动开始向用工资衡量的劳动转变，她们的状况对于一家子的温饱至关重要。同时，很多乡村女子受到近代工业发展的影响，眼界大开，进厂做工昂首挺胸，进丝厂几乎成了趋之若鹜的职业。

“一闻有人招雇女工，遂觉勃然兴起，全家相庆……无论小家碧玉，半老徐娘，均各有鼓舞踊跃之心，说项钻求，唯恐不能入选。”‍

▲现大纶丝厂旧址遗存摄影@停香

缫丝行业是比较辛苦的，广大的农村妇女和城市贫民中的女性成为招募的对象，“缫丝厂职工除司账、监工、打杂、出店之外，几皆为妇人与少女。”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女性工资较为低廉，实际上，刚开始工厂招募过男性缫丝工人，“每天300个铜钱，约合0.27美元”，但最后发现女工最为经济，于是男工陆续辞退，全部使用女工。

即便如此，大纶丝厂的女工在收入上依然是领先于这个时代，根据塘栖学者虞铭回忆，他的外婆和几位姑妈都是解放前就进入丝厂工作的，每日工钱约5角（当时一个银元可兑10-12个银角左右），一个月下来可以领到十几元钱，这在当时绝对是高收入：在街上买间房子，也不足百元。于是在丝厂门口，可以看见有女工因为丈夫接她的时候忘了带伞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村民衣着和一般外表有了显著改善，这些村民在走向进步的历程中，已从贫困和不足的状态逐渐改变为中等程度的舒适和富裕，特别是少妇和少女更是如此。”有一定工薪收入的女工，她们有了自己的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时间一久，就会从衣着打扮、言行举止上追求时尚，一改以往的羞怯之态，展现出近代女性自由开放的精神面貌。

这里插一个小故事，大纶丝厂刚开工时，乡间没有见过如此多的女人聚集在一起，而且因为丝厂招工严苛，缫丝女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眼睛要亮，二是牙齿要齐。眼亮是因为要在茧子中快速找到头绪，连接在缫丝机上，如有断裂或丝线走完，就要马上补充；牙齿齐整，才能方便咬断丝线，帮助打结。而从体力上计量，肯定优先选择年轻女子。

乡间有无赖，或者叫“白相人”，想一睹芳容，奈何平日里工厂有保安巡逻，无缘得见。等到节日他们纠集起来舞龙舞狮，借着贺喜的名义，冲破大门，去看女工，等到保安驱赶，方才一哄而散。

随着大纶丝厂的兴起，不少有志于缫丝工业的工商界人士对塘栖这一著名的蚕丝产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5年，原上海佛华丝厂副厂长、绍兴人胡芝亭与湖州吴松岩在塘栖镇西的武林头创建了“祥纶丝厂”，商标为“双鸽牌”，有丝车300多部。两年后，同为南浔富商庞赞臣集合刘梯青、张琴伯等人筹款白银二十万两，在镇东日晖桥边征地四十二亩，创办“崇裕丝厂”，引进德国缫丝车492台，职工也达到2000人以上。

至此，塘栖民族缫丝工业已具相当规模，据当时浙江省实业部统计，全省共三十五家机械缫丝厂，塘栖一镇就占了四家，分别为大纶丝厂、崇裕丝厂、祥纶丝厂和华纶丝厂，从业者达到5000人以上。民国《杭县志稿》记载，当时杭嘉湖一带缫丝女工“初皆借材于栖地，一时称极盛焉”，在杭州的缫丝女工因为塘栖人实在太多，干脆统称“塘栖婆”。

▲1930年杭州缫丝厂的情况，标星的即为塘栖的缫丝厂，规模和产值放在当时和整个杭州缫丝厂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这些缫丝女工被称为“湖丝阿姐”，大多来自塘栖周边乡村，天还没亮的时候，丈夫驾着一艘小船，像现在开着一辆小汽车，由密布的水网从四邻八乡送阿姐去工厂赶早班。闷热的缫丝车间弥漫着蒸汽，经过化学处理的蚕茧散发着刺鼻的味道，一排排缫丝机的水槽里翻涌着沸煮后的蚕茧。夏天正是最忙的时候，车间里是四十度以上的高温，女工的双手长期浸泡在“缫丝汤”（生产用热水，含有大量的丝胶等异种蛋白质及其腐败产物）中，大多患有不同程度的手皮炎和风湿病。

为了速度和质量，防止剪刀的锈迹留在丝上，缫丝女工要用牙齿把丝头咬断，用舌头将丝头打结，一天下来，她们往往是满嘴血泡，舌头疼痛得连吃饭都感到困难。穿瓷眼、捻绡、补绪、接头、弃丝，这五个流程下来，在隆隆机器声中、在蒸腾的热气中，经常会有女工昏厥，而来回巡逻的监工，对效率低下或者认为在偷懒的工人，会乘其不备，把她们的双手浸入热气沸腾的锅里加以惩罚。

下面这首“湖丝阿姐”的歌谣，是从一些退休的缫丝女工中搜集整理的，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湖丝阿姐”的底层生活：

月儿未落回声叫，湖丝阿姐快起早，冷饭头来茶泡泡，梅干菜来撮一吊。

寒冬腊月单夹袄，抖抖嗦嗦往厂跑，进厂先要把身抄，工头皮鞭头上敲。

茧子在滚水里煮，两手在滚水里捞，好像剥出黄鱼头，十指连心痛难熬。

月亮一出照长桥，湖丝阿姐放工了，一步当作三步走，浑身好像滚油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沪杭铁路沿线的桑树被砍伐一空，沦陷区的丝厂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大纶丝厂的机械器具均被日军掳走，到抗战胜利之时，能够支撑下来的只有崇裕丝厂一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崇裕丝厂于1952年1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1956年由杭县管辖，1958年由杭州市纺织工业局领导，1966年更名为“杭州新华丝厂”。

新旧社会两重天，随着新华丝厂的技术改造，由坐缫机改为立缫机、全自动缫丝机，不仅产量大幅度提升，而且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缫丝工人真正成为了令人羡慕的职业。在鼎盛时期，新华丝厂有员工3000多人，不但其工资水平高于当地三分之一以上，而且配备了托儿所、厂医院、几乎24小时的食堂等配套设施，成为当时塘栖人人羡慕的工作单位。

1982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吴洪山，分配到杭州市丝绸局，来到下属企业新华丝厂报到，他说，每到饭点，食堂里女工排起长队，每个人都身穿白色制服，白色帽子，一片欢声笑语，很像苏联电影里的场景，描绘出的是当时对于美好工作的所有想象。

这个时候新华丝厂的技术力量已经成为国内，甚至是世界顶尖，“中国丝绸看杭嘉湖、杭嘉湖丝绸看新华，”吴洪山说：“实际上，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每年产量白厂丝500吨，产值大约是7、8千万人民币。而新华丝厂绝大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是杭州市乃至浙江省创汇大户，为当时国家急需的外汇储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塘栖本身的工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乡镇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据老镇长戴法财回忆，到了90年代中期，几百家乡镇企业聚集在小小的塘栖，以金属加工、化工、食品加工和丝绸纺织这几个行业为主。

乡镇企业的兴旺，一方面从土地上吸收了更多的劳动力，与进工厂打工相比，种桑养蚕的收益就显得不具吸引力；同时，工业企业排放的废气和废水，对较弱敏感的蚕宝宝来说，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

更为重要的是，种桑养蚕还是一项规模化，需要社会各方面资源协调的事情，在家家户户都养蚕的时候，到了蚕月，工厂可以为之停工、学校可以为之停课，在解放前还要“息讼”，连衙门都不开了，而当这个板块开始松动，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桑蚕之后，整个时代和社会的车轮那只能滚滚向前，不能为之停留一分一秒了。

桑蚕基地开始向江西、广西和山东迁移，新华丝厂发现，茧子收不到了，产生巨大的产能过剩。国家统一调拨的蚕茧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市场需求，每到春天收茧的时候，厂里的保卫人员穿上制服，伪装成公家人，到临近的县市偷偷向蚕农收茧，这种带着内部驱动的活力，打破规则的勇气，成为塘栖丝事最终篇章前的鸣钲之声。2001年，新华丝厂宣告破产，成为了这片土地上大规模蚕丝产业结束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