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火炮输入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亡清兴的原因。

明朝末年，社会危机严重，阶级、民族矛盾尖锐。明军战斗力薄弱，在后金的连番进攻下节节败退，正到了江山难保的关键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统治者束手无策，只得引进西方大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围绕进口西洋大炮的事件也反映出明朝统治阶级的深层内部矛盾。首先，明朝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他们没有振兴国力、加强军备的长远计划。口渴了就挖一口井，进口几门先进火炮以备不时之需。一旦情况缓下来，就会被忽视，根本不予理睬。

朝廷里，亲信打架，朝臣打架。魏忠贤之流掌控政府，政治黑暗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徐光启这样一批有远见、有学识、一心报国的大夫主义者，也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西方科技的一些较先进的成果也受到迂腐的“华夷观点”的限制，无法得到充分利用。据记载：明朝灭亡后，秦天监中保存有徐光启关于传入西方火器的著作《徐氏庖言》。顺治读完后“爱不释手，我为什么来这里？”可见，明朝的失败，首先是由于内部的昏庸和腐败。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清初火器的发展经验。从文明水平来看，满族文字还处于创造阶段，而汉族则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就人才而言，满族人不能说精通西方大炮的原理和制造。西方传教士从未到过辽东。但满族统治者内部比较统一，政治也比较明确，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比较符合国情的政策。

比如，说到枪械的发展，他们一旦看到了西方大炮在战争中的威力，就不遗余力地发展，也不回避自己是“野蛮人”的事实。西方。为了使用火器，他们大胆任用汉族工匠，发展汉军，甚至给投降的汉族将领封王封号。事实证明，清初统治者采取的这些政策是成功的。为清朝最终取代明朝奠定了基础。

西方火炮的传入是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能够在中国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朝末年，由于长期闭塞，中国对西方国家了解甚少，对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抵制加深。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一开始很难站稳脚跟，只好躲到西藏。他花了二十年的努力和心血才适应了中国的国情。他先穿僧袈裟，后改戴儒教、儒冠，并与学者大夫结交了许多朋友。直到1601年，他才得以进入北京。

现实让他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想要传教，首先必须利用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笼络上流社会。当然，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传播科学技术只是手段，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才是目的。当时中国发生的两件事给了传教士这个机会，一是历法的频繁错误，二是边境局势。越来越紧张。

这两件事都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时以敬人”是天子的职责。历法的错误直接影响皇帝的尊严。边境的不稳定直接威胁国家的安全。当前形势的压力使得一些传教士被任命。随着东北局势日益紧张，朝廷需要动用传教士的特殊技能，而传教士也渴望利用这些技能来换取朝廷批准公开传教。这样，天启时期西方大炮的输入，使得神官教案后传教士能够公开在中国传教，而崇祯时期汤若望制造的火炮，又让传教士扩大了传教自由。

汤若望曾说过，他自然愿意摆脱官职，潜心传教。不过，虽然他损失了一些时间，但他更有可能从传教工作中受益。是真的。崇祯年间，汤若望甚至能在宫中传教。在全国范围内，天主教还传播到十二个省和十七个教区。这些都已得到法院的认可。崇祯所书的“赞天雪”匾额曾被送往世界各地的教堂。朝廷的这种态度，大大提高了各地传教士的地位。清初，南怀仁制造大炮，对天主教的传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熙通过“历法之争”与传教士的联系。渐渐对西方科学技术产生了兴趣。

南怀仁造炮后，加深了对西方传教士的信任。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他请南怀仁致信欧洲，招募懂科学的传教士来华。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他用西洋毛笔在一张马粪纸上写下满文、汉文两种文字：“西人心最坚实，因学有根。”，这似乎就是他对传教士评价的真实表达。1697年（康熙二十三年），派白瑾回欧洲，邀请有专长的传教士来华。据说，当时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只要举着“工部右侍郎”六字旗，就可以在内陆自由通行。康熙曾说过：“我认为所用的西人是真实的、真诚的、可信的……”

因此，在中俄尼布楚谈判等重要外交活动中任命了传教士。随着他对传教士的信任加深，他对天主教的态度也软化了。康熙初年，只允许西方人信仰天主教，不许中国人信仰宗教。康熙八年，下旨严禁天主教在各省传播。这句话被一再重申。南怀仁造炮后，康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他下令：“删去天主教与白莲教同为叛国罪的字样。”二月初三，他下令解除对中国人民不许信仰宗教的禁令。这就是西方著名的《1692年康熙护教令》。这一法令的发布，使传教士实现了以科学服务朝廷的最终目标。

早在南怀仁为康熙制造大炮并接受世俗立场时，就在欧洲引起争议。有人猛烈指责南怀仁违反宗教法规。南怀仁曾回信反驳说，他为中国朝廷修改历法、指挥制造大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天主教事业，在中国建立教堂。教皇英诺森十一世于1681年12月3日回复他支持他。康熙的这一圣旨，给了传教士们渴望已久的机会。1692年至1707年（康熙三十一年至四十六年）十五年是西方传教士来华的“黄金时代”。约瑟夫·马罗斯写道：“这一时期，没有一个传教士精通中文、尽职尽责。没有一个传教士不能依靠问题的洗礼，每年接纳400-500名中国人——-回答宣传学说。”

康熙末年，一方面是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因为国内局势已经稳定，对西方火炮技术的需求已经不再迫切。因此，除了需要一些传教士为内廷和秦天监服务外，没有必要让他们去各省传教。自康熙末年禁教以来，雍正、乾隆时期禁教更加严厉。因此，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鼎盛时期，基本上与他们为中国宫廷进口和制造大炮的时期相吻合。传教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西洋大炮的输入，作为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一定的意义

科学无国界。我国古代人民的三大发明传到西方后，促进了近代欧洲民族的繁荣，其影响之大，可谓“无限”。有意义的事情。它不仅使我国人民能够分享西方国家人民的科学成果，也使我们长期孤立自封的社会得到了外部刺激。马克思曾说过：“彻底的孤立曾经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与外界社会的接触是一种“破坏性因素”。“这就像一具被精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尸体，一旦与外界接触，必然会解体。”

所以，这种接触越早发生，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就越有利。以火炮的输入为例。虽然火炮本身是战争工具，但“火药和火器的使用无论如何都不是暴力行为，它表达的是工业，即经济的进步”。火炮的制造涉及化学、数学、采矿、冶金等，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多种科学技术的结晶。因此，随着火炮的输入，数学、冶金等各种西方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明末的许多有识之士，如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等，都看到了我国与西方在这些方面的差距。徐光启还提出了如何向他们学习、赶上、超越他们。

不幸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的限制，他们的远大抱负无法实现。即便如此，晚明的这次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清朝初期，满族统治者的汉化程度还不深，对待“外夷”的态度也比较客观。例如，康熙意识到：“善于科学和艺术的文明人才，不仅在中国有。”因此，对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比明朝统治者更加积极。在他的赞助下，不仅出版了《康熙永年历法》、《数理精蕴》、《律吕正义》，还有其他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音乐理论的书籍。

还请南怀仁等传教士翻译一些西方科技书籍。据统计，从1582年到1773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翻译了132种科技书籍，其中康熙朝完成的就有42种。受此影响，清初不少学者重视西学。比如伟大的数学家梅文定、梅谷城就研究过西方数学。“清代的学者都对历法和计算感兴趣，最喜欢谈论世间的实用知识，他们可能受益于徐主任的影响。”梁启超的评价看来是有根据的。

明清时期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虽然对我们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社会制度的限制，明清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他们只是从西方拿了一些“奇兵器”作为王室的私人玩物，藏在一个很深的柜子里。

从西方火炮进口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明清封建统治者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一旦重大军事对抗结束，他们就把火炮锁进深库，停止研究和开发。发展白白拖延了两百多年，1840年以后就落后了，被打了。我国后期的封建制度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这也是我们从明清时期西方火炮输入历史中得到的感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