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4年底，周总理飞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回去后，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与此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革”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

实际上，周总理早在数年前，就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老干部们……

周总理保护老干部的一着棋

1971年1月，周总理接见了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负责人，亲自给他下发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将一些老干部接到阜外医院就医，实际上是把他们保护起来。

同年12月，阜外医院接到了北京卫戍区带来的周总理的三个亲笔批件。其中，涉及到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12月12日，黄克诚被送来了医院，当即被改名为“王宣”，安排到一病房住下。

20日，吕正操和刘澜波相继被送到医院，他们分别改名为“李雷”和“刘菲”。

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卫戍区的战士们日夜看守着。

1972年3月14日，周总理得知徐冰的病情恶化，立即批准他到阜外医院治疗。经过大夫检查，发现徐冰的病情状态很不好，加之几天没有吃东西，生命危在旦夕。

当天，徐冰被推进了急诊室，医生们对他进行了抢救。晚上，医院接到了周总理亲自打来的电话，说，徐冰要好好治，他的病情报告要及时上报给我。经医生努力，徐冰的病情稍微有所好转。

可惜在两天后，徐冰还是撒手人寰了。

1973年3月，周总理接到卫戍区的报告，说曾经担任过周总理、叶帅军事秘书的雷英夫身体不好。在那个特殊年代，雷英夫被关在北京卫戍区。

周总理马上下令让部队送雷英夫去阜外医院治疗。

他后来感慨地说，我的处境就是从住院以后，才开始改善的。而当时能批准我住院的，也只有周总理了。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呀！

这年春天，伍修权的孩子们了解到他的病情后，联名给周总理写了信，要求及时地治疗伍修权的疾病。

很快，周总理就指示将伍修权送去了阜外医院。去了医院后，伍修权的身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只是在那里不准与别人接触，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

那时，医生给伍修权临时想了个假名字。伍修权说，大夫们对他的态度是很和善的，因为是周总理亲自交代的。

据记载：从1972年到1974年初，经周总理批准住院的同志，先后包括：李井泉、罗瑞卿、林枫、黄新廷、徐冰、周荣鑫、伍修权等。

这段时期，周总理曾多次对阜外医院的负责人和医生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1973年3月4日，李先念到阜外医院检查身体，医生们向他汇报了院里的情况。李先念作了一些具体的指示，最后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好，我们就很放心。”

毛主席下令放人

1974年底，毛主席指示要解决“文革”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

一直以来，专案的工作是由三个办公室管的。“一办”是汪东兴负责；“二办”是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是谢富治负责。

“林彪事件”后，“二办”取消，它所管理的专案就划给了“一办”与“三办”。

毛主席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加这件事，要以前没有管过的人去办。对此，周总理提议，设立一个专案小组，由汪东兴牵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协助。

当时，毛主席已经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周总理表示，要抓紧处理，不能每件事都等毛主席批阅。

在这之前，吴德没有接触过专案工作。那个特殊的年代，专案的情况是不能问的，吴德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甚至逮捕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公安局局长李钊等人，都不知情。

有一回，他见刘仁不见了，就打电话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打听一下，人去了哪里？谢富治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

李钊也是如此。一次，吴德去找公安局长李钊，可怎么也找不到人。没办法，他只好再给谢富治打电话，可对方的回话，还是那5个字：“你不要问了。”

以后，吴德发现重要人物不见了，也不过问了。毕竟，得到的回复是一样的。

这一次接受这项重要任务，吴德是倍感压力的。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来是，他对这些案件的情况都不了解；二来是，毛主席几次催问过工作进展；三来是，周总理抓得紧，要求3个月内办好；四来是，社会舆论跟上来了，多少人都盼着这一天。

实际上，吴德担心的最大问题，是“四人帮”的阻挠。

“四人帮”对解放老干部横加阻扰

1974年，周总理在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部名单。虽说政治局会开了好几次，但因“四人帮”的干扰，而没有结果。

“四人帮”强词夺理，提出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要查清。有时候，会议开到凌晨，还是争执不下。

对此，叶帅很是气愤。一次，叶帅提前退席了，还留下了一首打油诗。诗是这样写的：

“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这时解放出来的老干部，都是毛主席批准的。所以，叶帅说，“多谢牵骡人。”

1975年，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他提出了“六十一个叛徒”的案件需要重新审查。

对此，吴德作为亲历者，是有发言权的。

1936年，吴德是地下党的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了解当时的情况，因此，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了一下。

当时，抗战需要大批的干部。与此同时，日寇已经剑拔弩张，即将占领华北。我党被关在北平监狱的干部有被杀害的危险。经北方局报告中央批准，允许这些干部按照反动派要求的手续出狱。

其中，包括有在报纸上发表反共声明。

当时，北方局的柯庆施到吴德家里，与他和北京市委书记李葆华宣布了中央的这个决定。

接着，柯庆施找人打通了牢狱的关系。当消息传递给狱中的同志们时，他们第一时间是不相信的，认为是敌人的阴谋，坚决不出狱。

在经过多次做工作后，这些人才一批批地出狱，由北方局安排工作。

当吴德将情况说了后，江青脸色都变了，冲着他大喊道：“你要给叛徒翻案啊！”

江青这么一闹，把会议的节奏都打乱了，邓小平便没法继续谈下去了。

在这次解放老干部问题中，“四人帮”多次出来，想尽办法地搞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三个月就弄清情况，显然是不容易的。

吴德将情况汇报给了周总理，请他作指示。周总理经过思索，与吴德、纪登奎、华国锋商量，提出了两个原则：

一、毛主席批的、中央作有决定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了文件的，办理时要慎重，暂不复查，但先把人放出来，然后再审议。
二、凡是只有口供而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和申诉的意见，不必再纠缠。

这样一来，便可以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

周总理与吴德一起，同“四人帮”做斗争

在解放老干部过程中，有一人是“来晚”了。关于马明方所谓的“新疆叛变”一案。

于桑找到了当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审问马明方等人的原始记录，从敌人的档案中可以看出，马明方等人在与敌人做斗争中，坚贞不屈，很有气节。

由此，可以证明马明方不是叛徒，而是一名很好的同志。

于是，吴德将调查的情况上报给周总理，很快，周总理作了批示，说应该马上平反。

可惜，马明方在被平反时，已去世了。

这中间，“四人帮”出来刁难。尤其是“狗头军师”张春桥，他让吴德等人写一个明确政策界限的文件。

吴德考虑再三后，去找周总理请示。周总理拖着病体，给出了解决方案，他说，可以把毛主席批的29个案例作为根据，加上毛主席解放干部说的话整理成条文。

这样一来，别人就不能说什么了。

按照周总理的意思，吴德等人很快写好了一份报告。1975年3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意见，说周总理对吴德等人整理的报告，批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可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挑剔机会。当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闹时，吴德直接说，这是归纳了毛主席批示的各种案例后写出来的。这样，“四人帮”才闭嘴了。

之后，整理好的报告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中。毛主席让汪东兴批示，可汪东兴推辞了，说只有毛主席批才可以。

毛主席考虑了汪东兴的意见，不仅看了报告，还要看各案件的名单。吴德等人闻讯，非常地高兴。

名单搞好后，周总理先给毛主席送去一份，再送政治局同志们。

3月8日，毛主席听取了周总理、吴德等人的意见后，批示同意。就这样，这次共放出了干部350多人，加上牵连的专案干部，获得解放的有六七百人之多。

周总理为解放干部想的长远

毛主席批示后，周总理又找了吴德等人谈话，交代他们：人解放后，不要都安排在北京，有病的要好好地治病，一般的干部就分配到全国各地。

周总理说，开个会，让各省的人来接这些干部。

当时，吴德的思想是想不通的。他觉得有些干部的家就在北京，为什么分配时要到外地呢？

吴德后来想通了，他觉得周总理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这些刚被放出来的同志，再次遭到“四人帮”的迫害。不得不说，周总理考虑问题还是很长远的。

周总理同“四人帮”的这次智慧斗争，提出先放人后审议，而不是先审议后放人。若是后者的话，“四人帮”必会以各种问题进行发难，从而推迟放人的时间。

干部们被解放以后，都有了各自的去处。随后，毛主席指出，解散各专案办公室。

此后，吴德等人就不再看材料了。只有汪东兴有时有批阅的文件送来，吴德在文件上划圈。

为了向社会传递一些老干部被解放的消息，周总理考虑后，在“五一”参加游园和国宴时，用报纸刊登的方式，将名单公布出去。

比如说，周扬。起初，吴德是想让他在这天露面的。周扬原来是被北京卫戍区监护的。

江青作为文化系统专案组组长，在文化节打倒了一批重要人物，其中就包括有周扬。逮捕周扬是江青批的，也是她批准关押的。

现在吴德等人要解放这些人，这明显是戳到了江青的痛楚。所以，江青就追着吴德问：“周扬有没有问题？”

吴德看过相关材料后，如实地对江青说，周扬是没有问题的。

江青又提出说，周扬的社会关系复杂。吴德解释说，由于周扬在白区工作过，若是没有各种社会关系做掩护，那么他开展工作就很困难。

江青不甘心，又指责说，周扬是文艺黑线的主要人物，有些问题还需要调查，不能就这样草率地把人放了。

为此，吴德专门写了一份报告，说有问题就继续调查，周扬释放后要发放生活费。

毛主席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工资照发。

1975年国庆前夕，吴德与吴庆彤打了招呼说，在出席国宴的名单上，加上周扬的名字。

这个名单送到政治局讨论，吴庆彤汇报了周扬的情况。当时，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问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

其实，主要是问“四人帮”有什么意见？等了许久，也不见“四人帮”表态。

最后，邓小平说，周扬这次不参加。事后，周总理找邓小平谈话，说应该让周扬出席的。

在那个特殊年代，周总理为了解放老干部的事情，费尽了心思。周总理坚决地完成了毛主席指示，尽最大能力将事情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