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打过不少胜仗，但也不是没有打过败仗，其中，大同集宁战役（1946年7月）以及紧随其后的张家口战役（1946年9月），就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两次失利。

这两仗，不仅没有达到既定的战略目的，反而造成了上述三个地区的丢失，更对整个华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都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当然，这两场战役的失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曾担任过张家口卫戍司令员的郑维山中将，在他晚年回忆时曾提到过，大同、集宁乃至张家口等战役的失利，早在1945年的绥远战役中，其实就埋下了隐患。

那么，郑维山将军的这番话又是从何说起呢？发生在1945年的绥远战役，与之后大同集宁、张家口的失利，又有什么联系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得先知道绥远战役是怎么回事。

1945年8月16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给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发去了一封密电。

密电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要他迅速沿平绥线东进，做尽可能的剿灭我军同时，快速接收包头、归绥、集宁、大同以及张家口等城市。

说白了，蒋介石这分明就是要抢在我军前面“摘桃子”。

接到命令后的傅作义，率第35军、67军以及暂编第三军等约5.1万人，并在阎锡山的部队配合下，至当年的9月11日，便占领了包括包头、归绥、集宁等地。

同时，傅作义除留守一部分军队在归绥、包头之外，大部分主力集中在平绥线丰镇至卓资一带，目的就是控制平绥线，以待国民党主力部队到来，再集中力量夺取张家口。

面对蒋介石对华北地区的虎视眈眈，毛主席紧急将聂荣臻调至晋察冀解放区。

在此之前，聂荣臻虽说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但他在两年前就去了延安，期间代理他工作是是萧克。

而之所以把聂荣臻紧急调回，实在是晋察冀解放区的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

晋察冀解放区，横跨晋、察、冀、热、辽五个省份，同时还与山东解放区、晋察鲁豫解放区以及晋绥解放区相连，境内囊括了平汉、平绥、平承、津浦等多条铁路线路，是连接华北各解放区的中心枢纽。

更重要的是，晋察冀解放区的北边就是东北，而这就对于发展和控制东北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一时间，蒋介石就计划重兵进犯华北，试图将这里从我军手中夺走。

而这显然不能让蒋介石得逞，不管是战略意义还是政治意义，均是如此。

所以，毛主席才会把聂荣臻紧急从延安调回晋察冀，目的就是粉碎蒋介石对华北的进攻，以促进和平谈判的顺利进行。

对于这个战略目的，聂荣臻是十分清楚的，但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同样也非常多。

第一，按照当时中央军委的指示，是要求晋察冀军区能阻止几场有力战役，最好能消灭傅作义部，以遏制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

但问题就在于，当时已经是农历八月，如果在这个时候开战，等到部队集结完毕，并进入绥远与傅作义交手，已经是天寒地冻之际，毕竟像绥远这种地方，冬天来的都要早。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对我军作战是不利的。

其次，当时晋察冀军区的部队状态，是正处于游击战往正规战的转变时期，组建野战军的工作也刚刚起步，大家对于游击战很熟悉，但对于运动战、攻坚战这类战役，还缺乏一定的经验。

当然，困难是有不少，但仗还是要打的，为了做好战前的准备工作，聂荣臻在召开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的同时，又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晋察冀的部队进行整编。

整编的最终方案，是将20余万主力部队，编成8个纵队，并派出3个主力纵队（即郭天民率领的晋察纵队、杨成武率领的晋中纵队以及陈正湘率领的冀晋纵队），前往绥远执行战斗任务。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又给晋绥野战军发去指示，命贺龙率领主力部队赶赴绥远，协助晋察冀军区共同打击傅作义。

部队集结完毕后，在当年的9月底，聂荣臻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制定了一份战役计划，并上报了中央军委。

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先消灭傅作义的外围部队，并攻占陶林，之后切断卓资至丰镇之间的铁路，最终实现对傅作义包围的战略目的。

最终，绥远战役在当年的10月18日，正式打响。

最先出手的，是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部队，他们对距离集宁近百里的隆盛庄发起攻击，这里东通集宁，西接丰镇，也是个战略要点。

而当时驻扎在这里的敌方部队，是傅作义的骑兵新编第4师以及新编31师第91团，虽说战力也算不错，但在我晋察冀三个主力纵队的相互配合下，敌军大败，在当月20日，隆盛庄被我军拿下。

与此同时，贺龙率领的晋绥部队进展也十分不错，他们先是攻克了凉城、陶林，之后又在当月21日攻克了丰镇、古店等地，实现了切断傅作义部队与阎锡山军队之间联系的战略目的。

更重要的是，在当月的24日，贺龙又亲临一线，指挥部队对战略要地卓资发起进攻，当时地方驻守的正是何文鼎，得知这一项消息后，贺老总相当兴奋，经过他的部署，晋绥部队成功打下卓资，并歼敌4700余人。

唯一遗憾的就是，让何文鼎给跑了。

就在贺龙的晋绥部队打下卓资不久，聂荣臻的晋察冀部队再次传来好消息，经过作战，集宁被拿下。

总之就是，在当年的10月底之前，战役整体比较顺利，也都在按照预先设定的计划在发展，但从11月初，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根源，在于聂荣臻与贺龙对毛主席的战役指示，执行的有偏差。

在10月27日毛主席发来的电报中就说，下一步的动作，是要全力消灭傅作义主力，同时，军委还给出了具体方案，即要求晋察冀和晋绥的部队主力，“运动到傅作义背后，由西往东打”。

当时，傅作义的主力正在归绥重兵把守，毛主席的意思，是要聂荣臻与贺龙把主力部队运动到归绥后方，并重点强调自西往东开打，最终实现消灭傅作义主力的目的。

但对此，聂荣臻与贺龙在执行时，却出现了很大问题。

他们的部署，是以夺取归绥城为重点，而不是以消灭傅作义主力为核心，因此在部署时，仅派了一小部分兵力到傅作义背后，大部分主力部队，则是在做攻城准备。

按理说，如果能快速且顺利夺取归绥，同样也能实现消灭傅作义主力的目的，但问题就在这里，归绥城并不是那么好拿下的。

首先，在之前的卓资、集宁等一系列失利之后，傅作义开始收缩兵力，主要囤集于归绥、包头两地，其中以归绥为主，仅兵力就有5个师之多。

其次，蒋介石为了支援傅作义，还特意从重庆空运来了一个重迫击炮营。

还有，傅作义对归绥的城防进行了全方位的加强，各种工事一应俱全，更重要的是，归绥城内的弹药、粮食储备都相当丰厚。

城防坚固、储备丰厚，加上兵力众多，这就无疑让傅作义可以坐“坚城”而固守。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聂荣臻与贺龙制定了战役计划之后，我军便与傅作义开始交火，期间，仅在傅作义部想突出包围圈时取得了部分战果，歼灭敌人约3000余人。

之后，傅作义看突围困难较大，干脆也就不再主动出击，转入了凭坚固守。

而我军之后的攻城进攻，一直就没有太大进展，双方陷入僵持局面，而照这样下去，再结合当时的季节已经渐入寒冬，明显是对劳师远征的我军不利的。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结合当时的形势，聂荣臻与贺龙经过多番商议，想出了一个“孤立”归绥的计划。

具体的办法，就是派出一部分部队，前去攻打包头，这样如果成功的话，那么必然会使在归绥的傅作义部“粮尽援绝”，到那个时候，他就会主动想要突围，而我军就可趁此机会对其围歼。

确定计划后，聂荣臻上报军委，并随即展开了进攻包头的计划。

当时镇守包头的傅作义部队，人数约为1.2万人，这数量虽说不算太多，但包头同样是城防坚固，这就造成我军虽说拔除了包头附近的据点，但包头却并未拿下。

并且在此期间，宁夏的马鸿逵部一个骑兵师，也在不断接近包头，试图增援傅作义。

换句话说，我军拿下包头，切断傅作义后援的打算再次落空，并且还吸引来了马鸿逵，形势再一次陷入危急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聂荣臻再次如实上报军委，但在毛主席给出具体行动方案后，聂荣臻又一次在执行时出现问题。

当时，毛主席的指示是，要晋察冀部队、晋绥部队，集中主力全力攻打包头，只留部分兵力继续围困归绥。

并且，，毛主席还特意提到，假设包头暂时拿不下，那就让主力部队西进，消灭马鸿逵的骑兵，同时占领五原、临河等包头与归绥之间的区域，以达到“绥、包傅顽联系”。

但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聂荣臻认为不妥，具体不妥的地方，是他觉得，这是一个“置归绥与不顾”的方案。

聂荣臻担心的点有两个，一来，如果主力部队离开归绥全力进攻包头的话，那傅作义必然不会没有动作，到那个时候，他全力出击，我留守部队大概率扛不住。

二来，一旦傅作义占据优势，又会与包头敌军联合，对我进攻包头的部队形成夹击之势，届时我军便会陷入被动。

随后，聂荣臻把他的担忧上报给军委，就这样，到底是打不打包头，陷入了纠结之中。

严格来说，聂荣臻的担忧确实是有道理的，但当时的局势，是归绥拿不下，只能是在包头寻求突破，不然的话，这场战役将会所获甚少。

结果，聂荣臻的这些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进攻包头的最佳时机，等到最终开始攻打包头的时候，已经到了当年的12月初。

此时的包头地区，已经到了滴水成冰的季节，温度也低至零下十几度，虽说我军战斗精神旺盛，表现的异常英勇，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战士们又衣着单薄，就给攻城时的土木作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同时，由于中间耽搁了一段时间，包头的敌人也对自身的防御进行了加强，因此，我军激战数日，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换而言之，包头的战斗也陷入了与归绥一样的“进不得”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指挥进攻包头的贺龙，深知这么打下去，除了消耗更多的我军有生力量外别无他用，所以，在当年的12月4日夜里，他下令部队撤离包头。

至此，攻打包头、切断傅作义后援的计划失败。

而归绥那边，情况也差不多，我军虽说又组织了几次攻城战，但依然不奏效，敌人凭借坚固城防，让我军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开始集结，有往张家口移动的趋势，鉴于此，为了保住张家口，聂荣臻最终在12月14日，下令结束绥远战役。

命令下达后，贺龙率晋绥部队返回晋西北，而晋察冀部队则回防张家口。

至此，绥远战役结束，此战前后历时近两个月，也取得了一部分成果，比如歼灭敌人1.2万有余，收复了绥远部分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进犯华北的势头。

但整体来说，此战并未达到最初计划的解放绥远、收复包头、归绥的预期目的，同时，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也并未有太大损失。

究其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

主观上，是聂荣臻对于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执行上出现偏差，比如在军委指示要他“运动到傅作义背后”，以消灭傅作义主力为目的时，他则认为，应当以夺取归绥城为首要目标，这么一来，就失去了歼灭傅作义主力的机会。

还有，在军委指示全力攻打包头时，聂荣臻担心后方会被傅作义断掉，结果耽误了一定时间，另外部队也并未全部投入到攻打包头的战役中，最终造成包头之战也未能取得相应的战果。

而客观上，造成此次绥远战役失败的原因，是当时晋察冀在整编之前，大多数部队对游击战熟悉，而对于攻城战，缺乏一定经验，而又偏偏赶上傅作义花了大心思经营的归绥、包头这两座坚城，这么一来，必然就会不占优势。

当然，我军在绥远战役中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是最终形成的既定事实，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

也正是因为此次未能消灭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导致在一年后，让傅作义在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之战中出尽风头，夺走了原本已经被我军拿下的大同、集宁以及重镇张家口。

这也是为何郑维山会说，要是能在绥远战役前消灭傅作义的大部分主力，就不会有后来的张家口诸战失利的原因所在。

不过话说回来，也正是华北战场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一系列失败，让我军意识到国民党军队也不完全是不堪一击，从而对敌人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并在经过艰苦卓绝的后续战役后，重新解放了整个华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所以，失败有时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同样，从绥远战役的失利中，也让我们后人看到，解放战争有多么艰苦卓绝，更会明白胜利有多么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