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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9年5月4日，周总理在接见《大公报》记者时说：

“中国人口多，任何时候要算两个账，一个是把生产增加的数字除以6.5亿，数字就不多了；一个是把每一个人多吃的数字乘以6.5亿，数字就不小了。”

可以说，这段话的本质核心，直指一个困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重要战略问题——人口。

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尚有1931万（修订后），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仅有956万，直接“腰斩”；

2020年、2021年我国生育率尚有1.3%、1.17%，而到2022年的统计公告我国生育率竟然为-0.06%。

难怪联合国都发出疾呼：

“拥有庞大消费市场和生产动能的中国一旦人口迅速萎缩，将成为全球重大挑战。”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口问题”？今日我们一同探讨。

一、所谓“计划生育”

计划生是。

从字面上看，“有计划的生育”是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并非中国一国独有，实际上中国是个后发国家，近代人口学发展较为缓慢。

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西方人系统的提出了计划生育。

1912年，美国人玛格丽特·桑格亲眼见证了怀孕过18次的母亲五十岁不到就离世之后，幡然决定终生献给计划生育。

在当时屡遭美国时任政府打击、逮捕，可随着时代的变化，却得到了大资本家的支持。

1921年她建立了美国生育联盟，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计划生育。

当时的英、美、法等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人口出生率不断骤降。

以美国为例，生育率从1850年的5.7降到1900年的3.8，再到20世纪30年代的2.2左右。

人口成为了一个“问题”，优生学和计划生育成为了一段时间内西方人口学家的“爱好”。

但要知道计划生育不只是包含“减少生育”，也包含了“增加生育”。

在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一个常识，一男一女两人最少生两个孩子才能保持种群正常发展。

再加上孩子的养育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意外，因此正常的世代更替生育率为2.1%。

随着人口学的发展，计划生育逐渐变味。

残忍的西方人认为要达成“上等人多生，下等人少生”、“本国人多生，外国人少生”的目的，需要通过计划生育来达成。

这样荒谬的言论，居然刊发在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期刊上（《科学》26 August 1932）。

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迹象表明，西方某些团体通过粮食价格、思想洗脑等方式在操控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

而在新中国这边，一般认为第一次提出“控制人口”者是马寅初。

1907年马寅初作为大清朝官派留学生，到耶鲁大学学习，随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回国后担任北大等名校教授。

正是在留学这段时间，他接触到了西方人口学。

1960年，他写下《新人口论》，虽然其中有些观点现在看经不住推敲，没有看到随着社会变化，人口出生率会自然下降。

但在六十年前毫无疑问是跨时代的，尤其是其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一观点，放在今天仍不过时。

但其中一些看法也为后来埋下了一定隐患，客观制造了许多问题。

中国计划生育的源头出自这里，虽然如今计划生育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我们仍然不禁想问，客观的看，人多究竟是好是坏？

二、“人口”是天赐的礼物

人口，狭义上说是人的数量，今天我们还增加了人的质量的含义。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人类存在和发展无外乎两点：

第一点是物质再生产，而第二点就是人口数量的发展，国防、政治、经济、文化都需要大量的人口做支撑。

如果没有人了，谁去守土卫疆？没有人了，从哪里来的国内大市场，内循环？没有人，从哪里来的文化再生产？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前提，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发展根本就无从谈起。

在封建历史上，人口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重要性与土地并驾齐驱。

古代社会两条传统政治路线，用武力征服，获得更多人口的叫霸道；用政策吸引怀柔，获得更多人口的叫王道，都与人口息息相关。

封建战争、农业耕作甚至是渔猎放牧，都需要大量的人力。

到了近现代更是如此，人口推动经济增长，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亚当·斯密说：

“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居民数量的增长。”

而经济基础理论中的四大环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起点和终点都需要人来完成。

人口的增多使得许多岗位以脱产形式出现，例如专职的科学家、教育学家等。

科学家又创造新的关键性科技，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普通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古代，关键性科技是造纸术，是炼钢法，是世界作物的传播；在现代，是互联网，是人工智能，是人造太阳。

这些都依赖于大量的人，世界上科技强国往往都是人口大国，世界霸主的易位也往往和人口相关。

美籍华裔人口专家易富贤认为，两次出生高峰奠定了美国强国的地位，而曾经世界第二、GDP占到美国74%的日本缘何在2022年连德国都不如了？

正是超低的生育率及其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口多自然是好事。

三、某些时候，人口也是“沉重的负担”

前文说了那么多人口多的好处，可这有一个前提，是在生产力极大提高的工业化之后。

在封建时代，由于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人口不可能超过土地的自然承载量。

粮食与人口的关系就像西方经济学中提到的“无形的手”一样，会自然形成平衡。

虽然，这是以饥饿和死亡为代价的平衡。

而到了近现代，情况大为不同，人们不会再允许大规模的饥饿出现，核武器的发明也使得曾经大幅减少人口的战争发生概率越来越低。

新中国刚建立时，由于战争带来的创伤太大，第一波婴儿潮顺势到来，当时国内主流观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英雄妈妈”。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令人诧异的是，仅仅过去了四年，中国总人口突破了6亿，比四万万人的1949年多了一亿多人。

如果只考虑生育问题的话，那便是20%的超高生育率。

在这个时间节点，已经有学者在内部讨论，是否需要进行人口政策干预，可那时的新中国还太稚嫩，国防、政治、经济的议题远远重要于人口。

同时，新中国一方面要三线备战，一方面要收拾晚清以来的烂摊子，工业化非常吃力。

明、清错过了西方国家向外扩张、血腥进行资本积累的阶段，就只能依靠汲取国内工农业剩余。

到1956年前后，过多的人口没有工作，成了一个大问题。

尤其是城市青年，农村青年无论如何只要有土地就能生活，城市不同，各项生活资料必须通过购买和票卷兑换。

于是，伟大的毛主席发出号召“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一时间广大青年下到农村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暂时解决了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

时间来到六七十年代，新中国同时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那时的中央有心实施计划生育，却没有这个行政经力，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却在不断攀升。

尤其是为了保证国防安全，人口以户口为羁绊，以集体制大公有生产方式生产，国家发展不快，个人生产效率不高。

我们常说人才、资金、技术自由流动才能推动发展，人才都不能流动，谈什么技术和资金呢。

以此为背景，1982年，党和政府正式将过去几十年的人口工作汇总成一个名词——计划生育，并在十二大后将其写入宪法，成为我国基本国策。

以此为前提，直到2010年前后，我国出现了80后、90后独生子女群体，在世界上也颇为少见。

四、跨越人口陷阱

2000年，我国人口约12.66亿，总和生育率1.22降至世界最低水平，2010年则为1.18。

我们前文说过，正常保证代际更替必须有2.1的生育率。

事实上早在三十年前的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只有2.31了。

曾有部分所谓人口专家鼓吹：

“不能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否则生育率会迅速攀升到5甚至6。”

可事实上呢，2013年单独两孩政策开展，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开展，2021年迅速放开为全面三孩政策。

所谓的多胎生育意愿仅仅4、5年就释放完毕，现在的人口生育率正一路向下狂奔。

当下社会面对的最深远也是最复杂的难题，就是人口出生率降低，及其带来的更可怕的危害——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向来尊老爱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但我们也必须知道，一个全是老人的社会是没有希望和未来的，日本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极佳”的示范。

老龄化是怎么让一个国家发展了三十年，回头看各项指标竟然大幅下降的。

面对这种情况，国家也高屋建瓴的进行了及时的部署。

一方面打击天价彩礼，移风易俗，降低婚配成本，提高结婚率，才能提高出生率；

一方面加强宣传教育，为广大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

一方面彻底贯彻落实“双减政策”，降低孩子养育成本，做好结构性、差别化教育，提倡职业教育；

一方面出台相关鼓励政策，用实际行动鼓励年轻家庭生育。

接下来，在社会化抚养、劳动者权益保障、人口流动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只有通过多管齐下，才能跨越“人口陷阱”，让我们的民族迈向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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