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四年爆发的黄河水患规模极大，洪水从曹县开始，连破白茅堤、金堤，大水一路蔓延开来，北踏安山，东侵运河，席卷从济南到河间的大片土地，元朝两漕运司盐场尽数瘫痪，江浙、湖广供应北方的钱粮也难以转运，当地百姓更是家园被毁，四处逃亡，流民随处可见。元廷在此期间多次寻求治水之策，但朝廷官员大多不敢任事，一味地告诉元顺帝，这不能做，那不可行，总之就是一句话：“治水不可行。”
看着滔滔洪水不断蔓延，淹没的城池、土地越来越多，元廷虽然焦急却始终拿不出治河方案，一拖就是7年之久，7年间北方的百姓不仅要忍受各地贪官污吏的盘剥，还要四处逃亡，饥饿、疾病让他们看不到活路，这是怎样一番景象，又是一个如何才能活下去的天下？
事实上，水患影响的远不止平民百姓，元朝定都燕北，粮食多靠南方漕运，数量不低于200万石，而冲出黄河旧道的洪水恰好侵入了大运河，航道就这样被截断了，要继续转运粮食就必须绕道或开新航路。另外，元廷在河北地区经营了大量的制盐场，而盐又是国家专营的商品，盐税就成了元帝国的主要收入之一，现在大水把盐场也给淹没了，税收不就也少了一大截吗？
因此，对元帝国来说，洪水肆虐的时间越久，朝廷收入的钱粮就越少，而开支却越来越大，再不治水的话，元朝政府自己就先得破产了，总不能让各位贵族老爷都饿肚子吧？
可是长期以来，元廷臣工、勋贵们都不敢去治水，一是因为蒙古、色目贵族长期享乐，又不学习先进的文化制度，对治水更是毫无经验可循，没有人知道治水的方法；二是因为愿意治水的人根本不敢毛遂自荐，既害怕治水失败被治罪，又担心治水加重徭役，引发不可知的叛乱。三是因为元廷自己的财政收入年年降低，可动用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而治水又是特别花钱的事情，朝廷上哪里去弄钱治水。
这就引起了一个矛盾命题，治水需要很多的钱，而朝廷的钱根本不够，可如果不治水，朝廷的钱还会进一步减少，以后就更没法治水了。这些问题往元顺帝的御案前一放，估计连他也得感叹：“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
到至正九年时，元顺帝被水患弄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但凡看见个小池塘也得揪心难受，这时他想起了前丞相脱脱，恐怕也只有这位辞职的贤相能力挽狂澜了，于是他反复催请脱脱复相，脱脱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重新登上了中书省右丞相的宝座。
元顺帝算不上是治国能手，但他解决问题的思路倒是符合一般管理学，要论治水的专业能力，他自己肯定没有，也撑不起这么大的项目，那就得找敢做事、有魄力的高管代劳，放眼元帝国只有脱脱能任事，而脱脱还真就主张集帝国之力整治水患，这不正合适吗？同样对脱脱来说，要治水他的专业性也不够，还得再找个专业对口的工程师来领导项目具体实施。
现实证明，要论治理黄河的本事，还得是读书人最有发言权，也最具专业性。
贾鲁，字友恒，河东高平人，《元史》赞其“幼负志节，既长谋略过人”。要知道，在九州被元帝国统治后，汉人中还能给自己孩子取字的都不是穷苦百姓，贾鲁的家庭条件应该相当优越，自幼便有钱聘私人教师学习经史子集。然而由于元帝国的等级偏见，元廷的科举考试时开时停，相当不稳定，即是在这种情况下，贾鲁仍然在仁宗、英宗两朝的科考中以明经科选入乡贡，泰定初年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东平路儒学教授。
教书育人肯定不是贾鲁的志向，他很快就被聘为宪吏，接着进入行省官署做事，任行省掾。事实证明，只要你有才华且所在平台好，提拔自然就更快一些，贾鲁凭借在省政府工作的经验直接被空降为潞城县尹，相当于当地县长，头上只有达鲁花赤一个上司。
这段经历可能只是为了镀金积累基层经验，贾鲁很快飞升为丞相东曹掾，成了丞相府的幕僚，此时的中书省右丞相乃是伯颜，不知道贾鲁是不是在地方行省做事，但他肯定工作成绩明显，旋即被提拔为户部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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