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了。蒙蒙细雨中，进城官兵秩序井然，齐齐走过南京路国际饭店。晚上怀里抱着枪，不打扰市民，睡在大街上，等待着天的到来。上海市民由衷地感叹：“这就是人民的队伍”。此时，新旧时代交替，三位上海女性的经历和经历变得更加丰富。

夜上海

越剧著名演员徐玉兰

徐玉兰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上海走红了。这位出生于浙江的著名越剧演员，文武双全，反演过赵云、武松、关胜。直到解放前夕，徐玉兰剧团在上海明星剧院忙得不可开交。很多有钱人还是想看戏。

徐玉兰

1949年7月，市军管会派徐玉兰到地方戏曲研究班学习。去的时候，他们换上便衣，和同学一起上课。学习班的第一顿饭，8个人吃一道菜。唯一的菜是豆芽煮豆腐。没有餐桌，菜放在地上，8个人一组吃。还有人说徐玉兰肯定坚持不住了。她想喘口气，就坐在地上吃饭。

徐玉兰（右）女扮男装

徐玉兰的干妈是上海的一位女企业家，她专程去探望她的学习班。看到这样的食物，他赶紧给学习班送了很多肉。那一次，她感到非常尴尬。

学习班的老师，给他们讲述社会发展的历史。徐玉兰和他的姐妹们听不懂，就坐在室外的草坪上打瞌睡。老师很无奈，就请了部队干部来讲课。徐玉兰第一次听到红军长征的故事，爬雪山、穿越草原，最后她痛哭失声，泪流满面。

徐玉兰（左）饰演贾宝玉

这位旧时代的著名越剧演员很快完成了自我转变，成长为一名人民艺术家。很快，她选择报名参军，加入了部队文工团越剧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她带着剧团奔赴前线，为官兵演出多年。晚年，徐玉兰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代表性传承人。1994年《徐玉兰传》出版时，余秋雨写序说：“徐玉兰能在20世纪中国的大城市里成为半个多世纪的文化名人，着实不容易。”

徐玉兰晚年出席活动

名媛唐卫红

喜欢跳舞的唐卫红突然找不到跳舞的地方了。

旧上海时期，南京路有很多歌舞厅。唐伟红最近最喜欢的是Cirrus，那里有一支菲律宾乐队。这间宴会厅的规模并不比派拉蒙的差。当然，费用也很高。当她去跳舞的时候，总是被工人们视为舞女。后来我干脆每天带老公去Ciro家。

唐卫红

唐伟红出生于上海名门望族，过着安逸奢华的生活。其父唐乃安是清末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之一。回国后，成为上海著名的西医。她的大姐叫唐英，是旧上海的名媛。解放前，姐姐和弟弟都逃跑了，但唐伟红却坚定地选择留下来。

上海解放了，唐伟红的丈夫重返工作岗位。那时，她发现跳舞的地方越来越少。许多歌舞厅逐渐被改造成讲故事的场所。来听评书的大多是老师、工作人员和失业的舞者。她记得有一个说书的人，才十八岁，长得很帅，能说会道。一群舞者经常缠着这个小绅士，在后台时毫不犹豫地坐在小绅士的腿上，然后捏捏他的脸。肖先生的父亲见过一次面，很快就谈婚论嫁，肖先生就草草结婚了。

唐卫红

最让唐伟红感动的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变成了讲故事的地方。其次，新社会提倡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丈夫下放到外地工作后，她和几个朋友投资办了一家小拉丝厂。她穿上牛仔服，整天和油渍打交道。后来，这家拉丝厂变成了大工厂，她成了这里的一名普通女工，每天能生产200条拉链。

唐卫红90多岁时依然热爱跳舞。

活跃在老上海的女士们

海外归来的郑念

1949年春，郑念和丈夫从香港回到上海。

郑念，原名郑念，为了纪念丈夫，改名为郑念。1915年出生于北京，中学时连续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燕京大学毕业后，他前往伦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校期间，他结识并爱上了同校的郑康奇博士。上海解放前，她和丈夫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上海，希望报效国家。

郑年

刚解放时，壳牌石油公司是大陆上仅存的西方石油公司。她的丈夫郑康奇受聘于该公司担任总经理。很快，郑念也加入了这家外企的工作，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她仍然保持着以前的生活方式，家里有仆人和保姆。当她的英国同事去她家时，他们说：“在无聊的城市里，有一片舒适优雅的绿洲。”听到这个消息，她感到非常自豪。

郑念一家

很快，国家支持西北边疆地区的建设。郑念的几个亲密女友分别带着家人去了宁夏、甘肃和新疆。这些曾经的女伴，穿着时尚，举止大方，至今仍成为西北城市的一道风景线。他们的孩子们把光秃秃的黄土和碎石、冰和残雪视为宝藏。对驴车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火车和汽车的喜爱。且不说气候，光是饮食上的差异，就已经成为他们痛苦的经历。于是，他们叮叮当当地唱道：“阿拉，上海人，来到西北，三天没吃米了，饿得阿拉肚子疼。”

失散的姐妹，开始了国家的建设。

郑念早年和晚年的两张照片

民国三女进入新时代。时不时地，他们的情绪和激情汹涌澎湃。从此，即使穿旗袍，也不再需要繁重的绣花和褶边，而是穿得简单。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与亲爱的祖国一起重拾青春。说也奇怪，他们三人年纪相仿，寿命也很长。（文/范千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