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兵马俑命运大不同|兵马俑|周亚夫|墓葬|长陵|陶俑|陶马|骑兵俑

对于死者，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这种习俗在中国也存在，虽然朝代更迭，但埋葬死者的方式却没有改变。每当下葬达官贵人或富人时，除了豪华的坟墓和陪葬品中的最爱、贵重物品外，还会为死者制作专门的器皿作为陪葬品，放置在坟墓内外。这种特殊的器物被称为“神器（或冥器）”。明器包括车马、家具、房屋、家禽等与生活有关的物品。除明器外，还有人物造型的器物，称为俑。

上图是杨家湾汉代兵马俑出土位置示意图。图左侧白线表示机场高速机场方向（西向），图右侧白线表示前者西安、铜川方向（东向）机场专用道路。两条路的交汇处就是“马家湾收费站”。杨家湾陶俑出土于马家湾收费站东南不远处，至今仍可见两个高大的印章。

俑的原料多种多样，有石、木、玉或金、银、铜等材料。其中最著名的是兵马俑。陶俑是用粘土制成，然后烧制而成。从烧制技术来看，商代以前就以粘土为原料烧制器物，甚至出现了人形器物。例如，仰韶文化时期就有用粘土制作的人头像，或者将人的肖像粘贴在陶器、陶器上。

春秋战国以来，活人掩埋的陋习已明显减少。此时，越来越多的陶俑被用于葬礼。由此可见，陶俑是为了代替烈士而制作的，是用来埋葬的。至于原因，应该是统治阶级认识到祭祀丧葬制度造成了生产力的大量浪费，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汉代步兵统帅俑

制作陶俑陪葬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以来，人们用木、布、纸制作人物代替泥塑人物，逐渐流行。原因应该是陶俑的制作成本和周期高于木制品、布制品、纸制品，人们更愿意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死者身上。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汉代步兵统帅俑

说起陕西出土的兵马俑，人们首先一定会想到秦始皇陵的兵马俑。然而事实上，陕西出土的不只是秦兵马俑。这是由于陕西特殊的历史地位，造成了历代王公贵族的墓葬密集。墓葬中不仅随葬品较多，而且陶俑也不少。据统计，从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泥人到公元17世纪的明代陶人，陕西各朝代的陶人数不胜数。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汉代步兵俑，手持长兵器或旗帜

陕西出土的陶俑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类：人物俑、墓俑、动物俑。人物俑可分为兵马俑、礼俑、乐舞俑、仆役俑、狩猎俑五种。用陶器制成的动物不宜称为“兵马俑”，但因长期以来没有详细分类，故暂称为“动物俑”，其中包括家禽、家畜、猛兽等。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宣甲步兵俑

制作陶俑的材料无法改变，但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陶俑的外部装饰变得越来越精美。从秦汉的素胎、彩画，到隋唐的釉陶、三彩、绞胎、贴金、金画，不同时代的陶俑“各显神通”，体现时代特征和技术进步。生动地。其中，1965年咸阳高原出土的汉代兵马俑极具时代特色，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汉代盾俑

1965年，咸阳市杨家湾村，位于西安机场高速“马家湾”收费站东南，汉高祖刘邦长陵范围内，考古人员在垂直土洞式兵马俑坑中发掘出一座汉代墓葬（考古人员将墓葬用土划归长陵陪葬墓，编号为四号、五号墓）和马（向下挖掘，然后向侧面挖掘）。

一孔一孔有七个坑，二孔有三个坑。出土的陶俑由南向北排列成13个方阵，由东向西分成两队相对排列。其中，南端有步兵武士坑4个，北端有骑兵武士坑6个。共清理步兵战士1965人、骑马战士583人、指挥车1辆、舞者战士100余人。是中国发现和出土最早的大型兵马俑（秦兵马俑于1974年发现）。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汉代步兵“斗篷俑”

因此地位于高祖刘邦长陵以东、长陵以南、景帝刘启阳陵以西，推测墓主可能是早期的高级军事将领西汉时期，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据史书记载，此地在汉代称为“周石碑”，是周氏家族的土地。因此，学者们推断，这两座汉墓的主人应该是西汉将军周勃或周亚夫（周勃的次子）。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步兵阵

周勃，秦代泗水县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周勃跟随刘邦反秦。参与进攻王贲，包围张邯。高祖建立汉朝，封周勃为“江侯”（今山西）。后来周勃带兵平定了韩王信、陈熙、卢完的叛乱，官拜太尉。高祖临死前曾向吕后预言“安定刘氏于天下者，必兴盛”。吕后死后，周勃联手陈平，夺取了吕氏兵权，杀了吕氏诸王，迎代王刘恒即位（汉文帝），成为两次担任首相。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周勃去世，谥号武。

上图为杨家湾汉俑阵列

周亚夫，周勃的次子。文帝时期，周亚夫任河内太守，封他为侯。文帝元六年（公元前158年）任将军，驻西留（今西安市西南三环外）。由于文帝不准随意进入军营，文帝认为他治军严格。后世文人墨客常用“细柳看兵”来形容军队时刻严阵以待、军纪严明。文帝临终前嘱咐太子刘启（景帝）“若有急事，周亚夫可以为将军”。景帝元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周亚夫以太尉身份率军平定吴楚等人的“七国之乱”。五年后，迁宰相。后来他因谏废太子刘荣等事得罪了景帝，梁孝王在一旁“煽风点火”，令景帝嫉妒。后元元年（前143年），其子被指控盗窃、收买器官，他受到牵连。绝食五天后，他吐血身亡。

上图为杨家湾汉俑阵列

杨家湾出土的陶俑中，骑兵俑、陶马、马尾辫等都是采用“单独成型-拼接组装”的方式制作，然后按照“制作顺序”与其他成型的步兵俑组合在一起。彩绘入窑烧制，属于“先着色，后烧制”的彩绘陶俑，所以出土以来色彩依然艳丽。

上图为杨家湾汉俑阵列

步兵俑呈站姿，高44.5-48.5厘米，头饰有两种：或头带围巾，额头上有红色“擦额”，围巾沿脸颊垂下打结下巴下方；一个圆圆的发髻垂在脑后。他们穿着红、绿、黄、白相间的及膝夹克，腰间系着腰带。兵马俑大多身披玄甲，肩甲与手臂等长。穿长裤，膝盖以下的裤子用藤条（绑腿）包裹。士兵穿麻鞋，军官穿高筒靴。兵马俑大多右手半柄向上，似握长柄兵器，左手下垂持盾。盾牌大多绘有红底黑色几何图案。

杨家湾汉兵马俑（图片来自网络下载）

上图中可以看到步兵战士发髻的细节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俑所持盾牌

盾，作为古代战争中重要的防护兵器，又称盾、排等，大约在商代出现。目前，国内见到的最早的实物有山东滕州商代墓地出土的木漆盾、三门峡虢国博物馆内的犀牛皮盾遗骸等。一般来说，盾牌的长度不超过三尺，形状多为长方形或梯形，也有圆形的。盾牌背面有一个用于握持的手柄。质地多用木、藤、竹制成，有的外覆生牛皮，表面彩绘，绘有龙虎、神怪、飞禽走兽等图案。大盾又称边牌。。战斗时，可以将它们排成链条，形成一道防线。战车战中使用的盾牌较小，称为副盾。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俑所持盾牌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盾牌一般用皮革或木头制成，然后在表面涂（音：修）漆。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西汉常见的盾牌与战国、秦代的盾牌没有太大区别。杨家湾陶俑所持盾牌与秦始皇陵青铜车马坑出土的铜盾极为相似。

上图是秦始皇陵青铜车马坑出土的秦代盾牌的线描图

骑兵俑由六方队组成，分为重骑兵和轻骑兵两大类。重骑兵的骑士和马匹都较高，总高度达68厘米。大部分骑士都身披铠甲，手中拿着武器；轻骑兵的骑士和马匹相对重骑兵来说要小一些，总高50厘米，没有铠甲，手执弓弩，背负箭袋。无论重骑兵还是轻骑兵，都身穿红色短袄，以坐姿骑在马上，头戴红色发带，在下巴下方沿脸颊打结。左手握紧，举于胸前，如勒马；右手紧握，下垂，仿佛握着武器。所有骑士昂首挺胸，精神抖擞，一副威武昂扬的姿态。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汉代轻骑兵

马匹分为四种颜色：黑、红、紫、白。马身上绘有辔、鞯、鞧等挽具。没有马镫。马胸躯宽阔，四足直立。高骥（读音：气，衡量马高的基准）额头宽阔，耳朵竖立。马朵傲然站在一旁待命，微微抬起头，嘶鸣着。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汉代轻骑兵

伯乐《相马经》云：……马头为王，要赢。眼睛是宰相，我想知道。岭为将，欲强。腹部是城市的轮廓，想要它开……鼻孔要大，鼻子要有“王”“火”字。嘴巴都快要红了。膝盖骨要圆且舒展。耳朵又近又直，又小又粗……这些对好马的标准描述，都可以在这些陶马身上得到体现。由此也可以得知，随着西域良马的引进，汉初的军马得到了逐步的改进。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汉代轻骑兵

春秋兵书《孙子》尚未讨论骑兵问题。战国初期，《吴子》不仅讨论了骑兵战争，还专门讨论了战马的饲养和服务问题。由此推测，骑兵作为兵种，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在中国古代军队中。据史料记载，中原最早组建骑兵的例子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率先实行“胡服骑射”，大力发展赵国骑兵，对抗擅长骑射的北方游牧民族。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汉代轻骑兵

据《通典》记载，西汉初期，骑兵作为军队主力之一，已成为独立兵种，集中布置，形成自己的方阵。这些汉代兵马俑的骑兵方阵和步兵方阵排列在不同的坑内，这也说明骑兵作为一种兵种独立存在，印证了史书中的记载。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的汉代轻骑兵

据《汉书o食货志》记载，西汉初期，由于连年战乱的破坏，马匹等生活生产资料极为匮乏。就连皇帝也想用四匹白马作为交通工具。车面。为了应对北方匈奴的不断入侵和自身的生产需要，统治阶级大力发展马匹养殖业。同时，高度重视优质马种的引进和马匹的改良。）、乌孙马（又称“西吉马”），并在当时的西北牧区（今陕西、甘肃）进行了大规模的马匹繁育和改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