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中改造时间最长的当属黄维莫属，他的改造时间长达27年之久。

其实，后来据黄维的女儿回忆，黄维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黄维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最终不同意释放他。

1975年，黄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当时外媒对此非常关注，当时，台湾当局向他抛出“橄榄枝”，称只要他到台湾来，便可以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薪水，甚至还称他不来台湾也没关系，他可以到除大陆、台湾之外的任何第三方去定居，保他生活无忧。

当时盛传黄维将要去台湾，并称他至死都想去台湾，事实果真如此吗？

被特赦后的黄维对去留到底持何态度?

“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方正馨，江西戈阳人，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

“黄维，你把表填错了！”

“我不是黄维。”“方正馨”毫不犹豫地回答。

1948年12月16日上午，在中野三纵战俘军官收容所里，发生了以上对话。

虽然黄维死不承认，但他的身份早已被我方所知，在办公室里，首长不跟他纠缠，直接命令他签字。

黄维还想欺瞒，他吞吞吐吐小声小气地说：“我……我……已经具结过了。”

“你的具结不算数，我们不枪凳你。”首长说着，当着黄维的面，把那张具结撕得粉碎，纸片慢慢地飘落到地上。

此时，黄维无可奈何，极不情愿地挪动着缓慢的碎步来到桌前，慢慢躬下腰，咬紧牙关，在一张白纸上熟练地写下了“黄维”二字，“维”字的右边重重地点了一个点，戳破了纸面。

黄维长长叹了一口气，随手将签字的美国五一派克金笔丢在地上。

至此，这位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官终于“摊牌了”。

黄维，黄埔一期生，国民党中将军衔，1904年2月28日出生，江西贵溪人，字悟我，后被蒋介石改为培我。

1918年，年仅14岁的黄维考取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开学不久，黄维在校园里结识同是来自赣东北的老乡、后来成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10军重要领导人的方志敏。

方志敏比黄维长四岁，并早黄维四年入学。

1923年师范学校毕业后，黄维在贵溪县城当了一年小学教员。

1924年初，黄维告别家乡，独自一人来到南昌，找方志敏去上海报考黄埔军校。

黄维与方志敏一同报考黄埔军校，又一同被录取。但是方志敏并没有入学。早在1923年，方志敏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与黄维分别后，方志敏受中共指派，改道回江西，其后在那里领导了著名的戈阳横峰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10军，直到1935年遇害，这是后话。

作为蒋介石的黄埔嫡系，黄维深受蒋介石器重，毕业后留校，在入伍生总队担任中尉区队长。

到1933年就已经升任了师长。

1937年，黄维奉命赴德国深造，原定一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被提前召回国。

历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第十八军军长，第五十四军军长等职与日军作战。

1944年，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督训处”改组为“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总部设在重庆，由黄维任副总监。

日本投降后，青年军分编为三个军。

1946年6月，黄维被委任为第三十一军军长，并奉命率部赴台湾。

部队到福建集中后，又改调浙江余杭和绍兴地区，实施预备军官训练。

1947年春，黄维被调到国防部联勤总部任副总司令。

当年秋天，黄维又受命到武汉筹备创办新制军官学校，并任校长，这个学校是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的，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国民党陆海空三军高级军官。

1948年8月上旬，黄维被任命为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当时，黄维正在武汉积极练兵，可是国民政府国防部在首都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打乱了他的计划。

国民政府国防部决定对军队进行全面调整和编配，组建若干个兵团，以兵团为基本作战单位，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地。

当年9月，蒋介石便组建了十二兵团，并让黄维担任司令，而黄维办军校正渐入佳境，他不想干，但这是蒋介石的命令，听说蒋介石甚至要拿起拐杖打他。

就这样，黄维只好答应去就任。

此后，他在南京觐见蒋介石时说：“校长，等打完这一仗，我还想回去办军校！”

蒋介石应允了这位得意门生的要求。

可他万万没想到，从10月底集结到12月15日被彻底打垮，12兵团仅仅“存活”了一个多月，最终，在12月15日这一天，第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链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黄维被俘。

黄维被俘后，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黄维”阵亡“半年后，一直焦急等待丈夫消息的妻子蔡若曙才知道丈夫已经”战死“”了，此时的她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眼看事已成定局，于是，在国民党撤退台湾之际，蔡若曙于1948年底带着襁褓之中的小女儿和三个并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

几个月后，始终不相信丈夫会死蔡若曙偷偷回了一次大陆，这一次，她得到确切消息，黄维没死，而是被俘了。

黄维被俘以后和杜丰明、宋希廉等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初到功德林时，黄维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君子不事二主”，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 在战犯管理所，黄维走路始终挺着腰杆，将军风范丝毫不失。

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

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就当44岁的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斗争”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在这期间，蔡若曙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上海。

当时，蔡若曙没有工作，但她字写得好，于是她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

几个月之后，她就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

此时的蔡若曙就是这样执意要回到黄维身边，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黄维回家团圆。

在上海，虽然身为战犯家属，蔡若曙的工作还算如意，大女儿报考复旦大学，校方报到周总理那也顺利获批入了学。

一家人虽然是租房子居住，但是街道对这家突然来的外乡人没有敌意。

1956年，蔡若曙获准与长女黄敏南一起去监狱看望丈夫。

经过8年改造，黄维虽然老点，但走路还是挺着腰杆，性格一点没变。

蔡若曙带来了黄维从未见过的小女儿的照片。

而对蔡若曙和女儿的劝解，黄维始终不接受。

但是那张照片被他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

1959年，对于等候多年的蔡若曙来说，终于迎来了曙光。

当时北京、上海的有关部门通知她和家人，让他们准备迎接黄维回家，并嘱咐他们要多注意听广播。

此时的一家人别提多高兴了，可是真等广播播出的时候，全家人的血瞬间又凉了下来，功德林监狱第一批特赦名单里没有黄维。

11年的等待如今一切成空，蔡若曙万念俱灰，她受不了煎熬，在图书馆的书库里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最终被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被紧急送往医院后，这才挽回了生命。

虽然命保住了，但蔡若曙的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因此她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

多少年后，黄维的家人才知道，原来他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他顽固不化，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

而此时在监狱里，全身结核获治的黄维正潜心研究他的永动机”，而对于家中所发生的这些变故，他则毫不知情。

早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黄维身患五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性结核、副翠结核、精囊结核。

1952年春，黄维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严重时皮下都是水，‘晃荡、晃荡’的，两腿肿胀不能下地行走。

战犯管理所全力以赴为他治病，还专门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

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总理，治病需要特效药链霉素，但当时还不能国产，即便是苏联生产的也是质量不佳并副作用巨大。

周总理特批从香港购买此药，甚至还动用了外汇。

在27年的改造期间，黄维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肉。战犯管理所每天都要保证供应，哪怕是在缺衣少食饿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刚开始是猪肉，后来是牛肉，最后又吃黄羊肉。

直到黄维特赦后，他才知道国家那么困难对他们还那么好，还专门派武警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们吃。

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员当时为何越来越胖，原来是浮肿着。

之后黄维每提起这件事，都很感动。

经医护人员四年的精心治疗护理，结核病终于根治。

黄维的思想在此时有所转变，他曾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但是，那时的黄维仍然怀着抵触情绪，他认为政府给他治病是为了要“口供”，不过他不再在学习心得会上进行反驳对抗了，而是选择沉默，直到后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永动机”的研究。

就在他潜心研究“永动机”的时候，他哪里知道，监狱外他的一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文革”期间，黄维的家人受了很大的苦，孩子们去了农村，蔡若曙更是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她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被侮辱、被批斗、被押回原籍，回到上海后的好些天，每天去居委会早请示晚汇报，期间人格受到了极大地侮辱。

直到“林彪事件”后，有关部门找到蔡若曙，了解全家人的情况，并告诉了黄维在抚顺的地址（1968年4月，黄维等战犯从秦城监狱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二，人又恢复了联系。

1975年3月19日，71岁的黄维在全国第七次特赦大会上，被宣布重获自由。

接过特赦通知书的那一刻，他毕恭毕敬地向主席台鞠了一躬。

1975年3月21日，黄维回到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

作为这次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3月23日招待宴席上宣读。

这封信后来由叶剑英带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后批示，要求转发全国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

此前，蔡若曙早已在上海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离了27年，二人终于相会于前门饭店。

在黄维刚出来那一段时间，他真的是特别得意，因为蔡若曙这么等他，很少有的，前前后后特赦出来这么多人，没有一家是这样的，眼巴巴地等了27年，好多都是要不离了、要不改嫁，有的人还被拒之门外，所以黄维很自豪蔡若曙这么等他。

但是对于蔡若曙来说，这么多年的对待，太不容易了，为了等黄维，她得了严重的精神病，二三十年来她都是靠药物支持，大量吃药以成天昏昏沉沉的，幻听、幻觉、幻视都会有。

黄维出来以后，她担心丈夫说错话，一旦丈夫在会上发言她就紧张。

她的神经总是紧绷着，丈夫晚一点到家她也要紧张，她怕他要出什么问题了。

1976年春，72岁的黄维发现午睡的妻子不知去向，最终在护城河里发现了她。

黄维不敢相信，不会游泳的他直接就冲了下去，自己也被淹了，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就重病了一场。

在和丈夫仅仅重聚一年后，蔡若曙选择以这种极具悲情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蔡若曙遗体告别时，黄维因过于悲痛，身患重病无法到场，当他的女婿去拿他给蔡若曙写的挽联时，发现他写的是‘若曙难妻，黄维敬挽’，女婿怕别人误会‘难’字，便建议他改，此时的黄维落泪了。

特赦后的黄维专注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全国常委。

1989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和文强去台湾访问，黄维为此非常高兴。

从台湾开放探亲以来，黄维一直致力于沟通两岸联系，他曾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

但是，1989年3月20日，黄维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

此事迅速引起了外媒的极大关注，都认为黄维在赴台前夜突然去世，其中必有蹊跷，对此事极尽联想。

其实，黄维突然去世与劳累有着莫大的关系。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回来，此前他已经去过几次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

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忘记了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三次到香港与故旧会面，为两岸关系和解工作，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刚从香港回来，又要搬家，虽然是搬到路对面，但是收拾起来也很费气力。

他病发时，正值“两会”前夕，他一直很认真地准备参会提案。

那天，黄维去两会现场报到之后感到身体不适，就去看病，到协和医院后就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第二天早晨，黄维的女儿突然接到政协打来的电话，说她父亲去世了，她连忙赶到协和医院。

那天晚上，给黄维看病的是位老专家，他一直在那守着，等病情平稳后，医生们劝他回去休息，老专一直不肯走，后来在劝说下离开医院还交代说病人随时有反复，要注意观察。

之后医生也撤了，只剩下值班医生，值班室与病房隔着个过道，那里有仪器显示黄维的病情。

夜里，黄维又犯病了，黄维滑落到地上，终因心脏病再次突发去世。

至于黄维赴台未遂的原因，纯属意外，而当时外界的猜测纯属无稽之谈。

而黄维之所以急着去台湾，也并不是一去不回，而是去而两岸奔走。

据后来黄维回忆，早在他被特赦后，台湾方面就曾许诺，只要他去台湾就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薪水，还甚至提出，不来台湾也可以，他可以在大陆、台湾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定居，但都被黄维拒绝。

黄维说：“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不薄，第三地我是不回去的。”

后来有人评价黄维：为人耿直，尊重感情，个性刚强，生活俭朴，为人称道。

这就是黄维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