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毛主席找来邓小平进行谈话，并问他：“我死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十分考验人的问题，但邓小平回答完毕后，毛主席表示很满意。
当时，中共十大刚刚召开，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主题是批判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两年前，林彪反革命集团试图夺取党的领导权未果，之后林彪驾机叛逃，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在内蒙古坠毁。
林彪叛逃事件对我党而言，是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的。
当时周总理听说这一消息后，曾十分悲伤地对工作人员说出四个字：“你们不懂”，可见其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引起的震动。
而这一事件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毛主席不得不重新考虑寻找接班人的问题。
因为此前大家都知道林彪是他的接班人，在九大党章中还专门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表述。
但现在不一样了，时移世易。这次，毛主席首先考虑的有两个人选，一个是王洪文，另一个就是邓小平。
所以这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特意将此前正在江西拖拉机厂劳动的邓小平召回北京，选为中央委员，让他重新主持党政工作。
会议结束后，为了对心中的接班人做进一步的考察，毛主席把王洪文和邓小平都叫去了谈话。
简单寒暄几句，毛主席突然向两人发问：“我死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很考验智慧的问题。
王洪文听后毫不犹豫地回答：继续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下去。
邓公则沉默了，在稍加思考后他回答说：中国将会重蹈覆辙。它指的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说完，毛主席对着邓小平微微一笑。
相较于王洪文的标准答案，毛主席显然对邓公的回答更为满意。
接着毛主席追问：“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又该如何提前解决呢？”
这次邓小平没有说话，而是将他面前的茶杯，与放在毛主席面前的茶杯对换了一下位置。
看似漫不经心的一个小动作，却让毛主席眼前一亮，他瞬间就读懂了邓小平的用意。
其实，毛主席是在忧心军队的问题。早在两年前，他老人家去视察部队时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人员调动困难重重，每次军区内部调整时，负责人往往会带着自己的亲信前往，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
这样的情况使得中央的命令很难通过政委传递。
与此同时，自从1955年军队改革后，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基本就没怎么动过，加上林彪事件的发生，毛主席有意对军队进行一次改革。
但此时周总理的病情颇为严重，他急需找到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来接此重任。
而问答间正体现了邓小平极高的政治智慧，他的想法和毛主席不谋而合。
自然毛主席对他更为满意。
而这次谈话，也为一桩大事的发生做了铺垫和准备。
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提出：
“军委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一时间，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毛主席接着说：“我考虑很久了，大军区的司令员还是掉一掉的好。”紧接着他提议全体政治局委员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一曲唱完，毛主席又简明扼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油了呢，有好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拍板就行。”
说完，台下众人面面相觑，得知毛主席这次是下狠功夫了。
果然，毛主席随后就将邓小平推了出来，说是自己请来的军师，还让邓小平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三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名发出绝密通知，要求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即刻进京不可外传。
很快，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40多人齐聚一堂，毛主席很高兴，也顺势说了司令员对调的事情。
毛主席对他们说：“心要宽，胆儿要大，一个不对无非就是批评嘛，每个人总有些缺点的。你们要多想想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的关系。”
毛主席还鼓励大家到了新的军区不要急，遇到困难多些耐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之后对调的具体工作，由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根据毛主席指示全面完成。
其中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与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对调，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与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对调。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调，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与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对调。
此外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由于刚任职不久就未做调整。
为了做好这次变动，邓小平可谓是煞费苦心。
考虑陈锡联和李德生同属二野，彼此熟悉，从地域上也相近，他们是最快完成对调的。
许世友将军和丁胜将军做事都是雷厉风行，更换部队后，管理风格也不会大变。
曾思玉本就是杨得志的老部下，他们对彼此的脾气秉性很了解。
而在福州军区的韩先楚将军，长久以来直面蒋介石所在的台湾，压力巨大，调到兰州后有助于他休养身体。
这次调动，同时坚决贯彻了随行人员不能超过十人、时间不超过10天的要求。
邓小平资历深，为人又公允，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在两位伟人的接力下，中华民族朝着伟大的复兴又迈进了一步，向老一辈领导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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