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高层被坠机一锅端，俄罗斯历代统治者为何习惯于暗杀与政变|俄国|俄罗斯|剧作家|古典乐|叶利钦|理查德·瓦格纳|管弦乐|统治者|编剧|莫斯科

当地时间8月23日，俄方发布消息称，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任在坠机事故中遇难。据俄罗斯Tsargrad电视台报道，俄联邦航空运输局委员会消息人士透露，普里戈任乘坐的飞机“是被炸毁的”。俄罗斯知名网络媒体Meduza则撰文称，有目击者表示飞机坠毁前发生两次爆炸，而在网传的坠机残骸照片中有多个疑似弹孔，或与防空导弹有关，“但图像质量较低，无法准确判断痕迹的性质”。

用炸药对政治人物的暗杀起源于俄罗斯。1881年3月1日，圣彼得堡的一驾马车旁突发巨响，瑞典人诺贝尔研发的硝化甘油引爆装置发挥作用。一批自称人民意志党的人将它投掷出去，炸伤了马车旁的卫兵和车夫。此时车内之人不顾劝阻，执意下车查看卫兵伤势。结果一个叫伊纳台·格里涅夫斯基的人幸运地到达了足够近的地方扔出了第二枚炸弹，投弹者自己和车内之人同时被炸死。这位倒霉的被袭击者在躲过第六次刺杀后用光了自己所有的运气，他就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暗杀高层人士成为沙俄及苏联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一幕，最为震撼的则是1940年8月20日，红军创始人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务在家中用冰镐凿入后脑，第二日不治身亡。

2020年9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罕见发声，称有“明确证据”表明，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昏迷的原因是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所引起的。纳瓦尔尼在西伯利亚的一架飞机上突然痛苦地晕倒，随后飞机紧急迫降。纳瓦尔尼搭乘医疗飞机前往德国治疗，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俄罗斯曾有多位批评人士和反对者遭遇过“袭击”，包括政界人士、情报官员和记者。但克里姆林宫否认与系列事件有关。2006年，前俄罗斯情报官员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的茶水中被加了放射性钋-210后中毒身亡。

记者兼反对派活动人士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声称，他曾两次被投毒。2015年，他因肾衰竭差点死亡，2017年，他又因不明原因昏迷了1周。

另一位克里姆林宫批评人士彼得·维兹洛夫也多次指责俄罗斯情报机构在2018年对他下毒。当时，他在一次法庭听证会后病倒，失去了视力和说话能力。

2020年6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一部名叫《索尔兹伯里投毒案》三集迷你剧，讲述了一对特工父女被间谍投毒的故事。

2018年，英俄双料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女儿两人就在伦敦旁的小镇索尔兹伯里被投毒。两人最后被医院抢救了回来，英国政府指责是俄罗斯特工下了毒。2004年，斯克里帕尔被判处13年监禁，2010年被美国交换回西方，随后定居英国。2012年，斯克里帕尔的妻子得了癌症，突然死亡。斯克里帕尔非常伤心，此后基本不再参与公开活动，选择在伦敦边上的索尔兹伯里隐居。2017年，斯克里帕尔的儿子回到俄罗斯旅游，在圣彼得堡城外的公路上，他儿子遇到惨烈车祸，当场死亡。2018年3月4日，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尤利娅在小镇的购物中心逛街，顺便吃饭。等吃完饭后，两人走出购物中心，在门口的长椅上躺倒。

两人昏迷了一会儿后才被行人发现，赶紧送往了医院。最终，英国医院发现两人都是中毒症状，而且中的是一种叫“诺维乔克”的神经毒药。这种毒药是苏联开发的，专门用来搞暗杀。他自己也中了神经毒素，险些没命。

在1995年，六位声名显赫的银行家先后遭人暗杀后，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共有132名银行业高管人员和专家先后被暗杀。2006年9月开始,三个月内三名银行业高管人员被暗杀,其中包括俄中央银行的“铁腕”副行长科兹洛夫。

俄国的权力继承史充满了血腥，权力的诱惑和对权力的贪欲往往会战胜血亲和忠诚。在谈到1801年的宫廷政变时，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以揶揄的口吻说：“亚历山大一世这个沙皇也是踏过尸体，并且是踏过亲生父亲的尸体而登上宝座的。继杀子者和杀夫者之后，在俄国的皇帝宝座上当然也会出现弑父者了。”

除了关乎权力场上个体的命运外，权力继承还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为最高领导人把握着国家的历史发展节奏，他们的品质和能力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命运，1917年以前是大公和沙皇，苏联时期是总书记，现在则是总统。因此，权力过渡是俄罗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也一直是俄罗斯面临的政治困境所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以戏剧性的方式出人意料地将权力移交给普京，完成了新俄罗斯政治权力的首次平稳过渡。在执政20余年后，普京将以何种方式完成权力过渡，至今仍是一个未知之数。2024年是俄罗斯当代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晦昧之点——目前所有关涉俄罗斯政治的问题似乎都系于普京在2024年的去留。它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在年初的宪法修改方案而趋于明朗，相反，修宪为人们所想到的各种选项均提供了可能。2020年3月10日，“统一俄罗斯”党副主席捷列什科娃在国家杜马提出“总统任期清零”的草案并获得通过，最容易产生关联性的推断是，这是专门为普京定制的，为他在2024年继续执政进行铺垫。

对于普京近20年的执政生涯，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济加尔有过一段有趣而传神的总结：“一个人偶然成了国王。一开始他仅仅是想支撑住。他很幸运，觉得自己可以成为成功的斗士和改革家——狮心王。他想进入历史。后来他想过好生活。他成了大帝。后来他累了，想休息了，但也明白了，他没法休息，因为他是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雷帝。”

在俄国王位继承史上，政变的方式也成了常态。彼得一世之后皇位继承问题尤其混乱，俄国进入“宫廷政变时代”，而且是女主接连执政。到19世纪初的8位沙皇中，有4位是通过宫廷政变登上皇位的：叶卡捷琳娜一世、伊丽莎白、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彼得一世临终时没来得及指定明确的继承人，“皇位只好交由偶然情况决定”。

按照惯例，应该由皇孙彼得二世继位，但彼得生前的亲信缅什科夫等人害怕彼得二世继位后报复那些迫害其父亲的人，遂通过近卫军团拥立叶卡捷琳娜一世登位。安娜女皇统治期间大量起用外国人，“比隆苛政”引发贵族和人民的不满。1740年她去世时所指定的继承人伊凡六世还是婴儿。次年，彼得大帝之女伊丽莎白在近卫军和贵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登上皇位。伊丽莎白在位20年，但是她指定的继承人彼得三世行为乖张，从小接受德意志风俗的熏陶，是普鲁士制度的狂热崇拜者。相反，他的妻子、同是德意志出身的索菲娅（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进入俄国后，很快“俄国化”。

彼得三世即位后无视俄国的国家利益，推行亲普鲁士政策，引起俄国贵族和近卫军的不满。在近卫军的支持下，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彼得三世即位半年时就发动政变，自己登上了皇位。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次宫廷政变是在1801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继承人保罗虽然颁布新的王位继承法，确保了整个19世纪罗曼诺夫王朝皇位的顺利传承，但他自己却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者，因其对内对外政策引起统治精英的不满，在1801年3月的政变中被缢杀，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继位。

彼得大帝之后的数十年间，宫廷政变次数之多为俄国王位继承史所罕见。这些政变都是由近卫军参与的，反映的是统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列宁在评论这种现象时曾说道：“在那个社会里，政变是十分容易的，只要从一小撮贵族或封建主手里把政权夺过来交给另一小撮贵族或封建主就行了。”但是这种现象在20世纪的苏联并没有绝迹，赫鲁晓夫在1957年挫败了一次政变，但在1964年却屈服于另一次政变。

俄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专制权力的实现一直到16世纪中期才得以完成。在蒙古桎梏期间，莫斯科公国经过数代王公的隐忍，积蓄了相对于其他公国的足够实力。因为属于罗斯宗族各支派的幼系王公，莫斯科王公无法依靠长幼顺序来保障自己的地位，因此一开始就不按习俗行事，而是通过各种非常规途径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到15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公国在幅员上超过了当时罗斯尚存的任何一个大公国。更重要的是，在争取大公之位的过程中，莫斯科公国逐渐占得上风。自1328年卡利塔获得大公之位后，大公之位就一直由莫斯科王公世袭。大公是蒙古人统治罗斯的代理人，可以假汗王之名对其他王公发号施令，收取税金，扩大封邑。

1299年，都主教驻节地由基辅迁至弗拉基米尔，对于这个信仰东正教的民族来说，莫斯科抢得了精神上的先机。在物质实力和军事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莫斯科开始构建有关自己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1.宗法上的正统性。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留里克系谱，而且还为留里克家族与古罗马和拜占庭的帝王攀上了血缘关系。这也是“第三罗马”思想政治化的理由之一。1547年伊凡四世确立沙皇制度，宗法上的正统性是莫斯科向外国使节证明其君主享用沙皇称号的依据。

2.君权神授。莫斯科君主鉴于自己在新形势中的地位，超越权力来源的世俗概念，从神学中寻找肯定自己的依据。在他们建构的意识形态中，沙皇是作为上帝在人间的直接代理人而存在的。在权力继承的程序中，加冕典礼相当重要，其中有一项重要的涂油仪式，它意味着沙皇和上帝达成契约，也意味着君主与人民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联盟，皇权得到人民的承认。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延续至罗曼诺夫王朝。乌瓦罗夫所归纳的“专制主义、东正教和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原则，是沙皇制度的基石。

普京执政已20年。如果2024年他继续参选并担任总统至2036年，那么他在位时间将达到36年。这在俄国政治史上也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伊凡雷帝居位51年（1533—1584），彼得大帝在位43年（1682—1725），斯大林执政29年（1924—1953）。但是，在确立了宪政的新俄罗斯执政如此之久，其影响尤其对权力继承的影响则极其深远。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苏联的废墟上重建政权，确立了三权分立，实行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似乎为“政治权力的有序继承”铺平了道路。但事实让我们看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简单问题。1996年的总统大选是叶利钦寻求连任的卫冕战，但他选前的支持率极低。在“局限于现行宪法的条条框框”获胜希望非常渺茫时，他甚至考虑“用超越宪法规定的这个品质问题上的沉重损失作为代价”来行使总统的职权。为了防止共产党上台执政，他就禁止共产党活动、解散杜马、延期举行总统选举等问题起草了一系列命令。只是后来在女儿和丘拜斯的劝谏下，他才没有施行。2007年在面临各路劝进的局面下，被封为“民族领袖”的普京没有修改宪法，继续担任总统，而是让自己的战友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统，实行所谓的“梅普组合”。在2011年普京被推举为总统竞选人之后，大家才明白这是普京利用宪法表述的模糊性为自己继续执掌总统职位的政治布局。虽然普京继续参选具有充足的“合法性”，但却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在之前他执政的8年中是没有过的。在他两届总统任期越来越接近尾声之际，2020年初的修宪又为他继续执政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名义下。

苏尔科夫在“长久国家”中通过对领袖、国家机构与民众关系的美好描述突出了“领袖”的核心作用，这样领袖似乎就是历史中的“好沙皇”。他站在高高的金字塔顶，通过各个机构与“深层人民”保持着畅通无阻的联系，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国家。与之可以相对照的，俄国政治学者舍夫佐娃则描述了“俄罗斯系统”这样一种特殊类型的治理结构，其特征包括家长制、与外部世界的隔离以及成为强国的野心。这个系统的核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全能领袖”，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没有平衡的问责制；它不需要固定的游戏规则，它需要的是固定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可以塑造出来的。在当代俄罗斯，作为“全能领袖”的普京，他的“强人”形象与所实行的强硬政策如打击寡头、整顿秩序、建立垂直体系、发展经济、恢复大国地位等密切相关，而他个人的“复魅”亦功不可没。除了作为领袖的“修辞艺术”外，身体的展示更加醒目，并且越出了“自然之体”的界域而成为“政治之体”的象征。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刚刚上位之时的普京在权力场中尚是无名之辈，但他利用一系列“身体手段”，将自己塑造成为俄罗斯的“英雄”和“拯救者”，与叶利钦后期的病夫形象有着云泥之别。这种效果是明显的。1999年8月，只有2%的民众准备支持普京担任总统，但是到2000年1月，在联邦政府加强了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控制后，他获得了62%的支持。这是他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培育政治沟通参与者的存在”。

2007年8月，往来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涅夫斯基”特快列车发生爆炸袭击事件。身体政治升级，普京首次赤露上身骑马的照片出现在媒体。通过展现健壮的肌肉，普京意在向俄罗斯民众承诺，他能保证俄罗斯社会的稳定。在“梅普组合”期间，普京与老虎平静相处、在图瓦蛙泳、在莫斯科上空驾机灭火，其阳刚之气的展露成为一种无需解释就可以表现权力的方式。2012年后，他更是展现出一副无所不能的外在形象。沃洛金说出“普京在，俄罗斯就在；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的时候，实际上是将普京与国家等同起来。这也是“普京的长久国家”的核心所在。

历史之镜高悬，远有沙皇时代权力继承的血雨腥风，近有苏联时代的风波迭起。普京多次表示，要通过制度和规则来解决权力继承问题，防止重蹈历史覆辙。为此，俄罗斯在今年初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但是制度化在俄国的政治土壤上具有“调适性”吗？最早运用“政治制度化”概念的亨廷顿，在论及政治制度化程度时认为，它的一个衡量标准是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而衡量适应性的一种方法是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克服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

显然，从权力继承来看，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执政已经20年的普京因为修宪“清零”方案的通过又获得了2024年后执政的可能性，尽管他在杜马中援引罗斯福连续执政的案例，以国家稳定为由为自己辩解，但这项制度能规范他的后来者吗？

俄罗斯从来就不是施米特所谓的“立法型国家”，而是“政府型国家”和“管理型国家”，“更适宜于做彻底的或革命或反动的变革和全面、有计划、目光远大的改塑的工具”，可以“诉诸于实际的必然性、事情的状态、局势的强迫、时代的急需和其他不是由规范规定而是由处境规定的辩护”。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因其三权分立以及相关系列制度的确立而具有了规范性的性质，但这只是它的一面，而且是极其脆弱的一面。相反，它的任性和专制的一面有着更沉厚的历史积淀，时时驱动着俄罗斯的国家“激情”，更容易在急剧变动的时势或者紧急状态下显露头角，因为这是需要“历史决断”的时刻。俄罗斯历史中的“混乱时期”不单发生在17世纪。20世纪可以说经历了两次“混乱”，1917年革命引发了三年国内战争，1991年剧变带来了近十年动荡。1996年10月，列别德将军被叶利钦总统解职后发出感叹：“俄罗斯最终将是什么结局呢？我们已经400年都处于混乱时期了。”

十余年后，普京所引用的前辈历史学家的箴言似乎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起了克柳切夫斯基，他说过很多绝对的真理。他曾这样说：‘历史不是老师，她什么也不教。她是监督者，惩罚那些没有学好功课的人。’”其实，历史也自有其矫正的逻辑。乱世出强人，强人理乱世，这似乎是俄国历史的铁律，也是俄国“深层人民”的信仰。俄罗斯政权的性质，不论是学者所称的“竞争性威权主义”，还是“混合体制”、“双重国家”，因为某些规范性的存在以及可能向规范性偏移的趋势，也许会为它走上现代政治之路带来一丝希望。但更有可能的是，作为与西方的“价值竞争”所在，苏尔科夫所谓的以“普京主义”为特质的“普京的长久国家”还将延续下去；“自然之体”消亡，“政治之体”恒在。在这里，我们可以回想托克维尔在19世纪对即将出现的世界两大强国——美国和俄国的国运和道路的预言：它们“起点不同，道路各异”，“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为达此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也许，“人类注定和不可抗拒地沿着长久以来所走的集中化和民主化之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