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坚持三年艰苦游击战的老红军谭启龙
2002年12月22日下午，我乘公交车去济南玉函路山东省委第二住宅区，汽车走了十几站后，我问售票员小姐，经十路到了叫一声，可能是没有听懂南方口音，到了一个站台时，她叫我下车往回走。
我下车走了挺久，看到了共青团路，向路人打听经十路时，可能南昌普通话的原因“十、四”他们分不清，我走到不远就到了“经四路”，我背着数十斤的设备，踏着积雪又回过头来向经十路走去。
一路上边滑边走，于11点多才到经十路上，一看门牌这里还只是十几号，要找644号我分析可能很远，我就打了一辆的士来回寻找，找到经十路尽头，最多也只有518号，我又请司机返回到济南军区政治处，向门口警卫打听，得知老干处已下班了。
在值班人员的指点下，从英雄路拐到经十路，又在建设路上解决了肚子问题，再往西一路问了几个当兵站岗的干休所，都没有找到饶守坤、陈云东两位老红军，在八一立交桥两头来回跑了几次也未找到。
在2点40分，我又赶到政治部大院，传达室潘姓战士连续打了几个电话，济南军区老干处都无人接听，我只好在公话亭打电话给老红军曾宗汉，曾老提供了沙秘书的电话，怎么也拔不通，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只好打的抓紧时间去玉函路山东省委第二住宅大院。
大院门口保卫处值班员听说我是江西来的，还是来采访老省委书记谭启龙的，很热情，并一再夸说江西对老干部好，专门来拍照做画册，好，好。
过后又说：“谭老离休后，年事已高，多年没有见过各类记者，连现省里领导他都很少见，可能不行，不会接待采访”。我与他怎么说，他都说不行，没办法，我与他闲聊，扯东谈西，约模过了两个小时，我对他说：“你打电话请示一下首长，如他不见或不愿接受采访，我立马就走，决不打扰”。
在我的再三恳请下，保卫处同志拿起电话拨通了谭老家的电话，他说：“首长，江西来人说采访你”。接下来就只听他连声说：“好、好、好”的回声，我心想有戏，果不出我所料，他放下电话就让我进去，并说：“谭老一听江西来人，二话没说，就请你进去。”我当即回话说：“在这里什么电视台，省领导还没有我们江西老乡有面子。”
老红军谭启龙住房沿大院直道通到山边上，门口有一位武警战士在站岗，院子顶大，院中一幢小楼，当我快到门口时，武警战士叫我站住，告知我请不要过黄线，并说：“你是干什么的”。当得知我来意后，他又说：“你等一下，”他走到门口对讲门铃前按了一下，里面李进友秘书问“什么事”，“外面有一个人说从江西来要见首长”，“请他进来，首长知道”李秘书说完，警卫回首对我说：“请进吧”。
我走进院子，刚转弯，谭老穿件茄灰色夹克衫在李秘书陪同下，站在雪地里等我，当时，我心里一股暖气，我说：“谭老，天这么冷，你怎在外面等我。”“你从那么远来，我不在这等你行吗？快点进去暖和、暖和。”简单一句话，使我鼻头直泛酸。我请谭老先进屋，他却一定要我先进屋去。
进到客厅里，我见墙上挂了很多谭老当年老战友的书法，正中间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给谭启龙的“人间重晚情”几个大字，还有胡耀邦同志、张爱萍等同志的题词。
李秘书小声对我说：“首长身体不太好，尽量快点，十五分钟行吗？”我说：“行，我尽量抓紧时间。”谭老首先在我签字本上留写了“祝江西繁荣昌盛”又在赠给我的书上题词，并在摄像机前向江西人民问好，并接受我的采访。
1914年1月3日，谭启龙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北乡(现象形乡)黄塘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我父亲谭二朵，是个贫苦农民，身体不好，腿有残疾，干不了重活。母亲贺春娘，既贤惠又能干。父母四十多岁才生我，我一个姐姐，比我大十几岁，我很小时，她就嫁给了横岭界我姑母的儿子贺元桂。
我3岁时，父亲体弱多病逝世了，家里全靠母亲一人挑担子做小贩赚钱养家，在10岁那年，春节刚过，心里正在为唯一的姐姐和姑母刚去世而悲痛，突然有人来报信说，我母亲死了。
我像遭到晴天霹雳，当时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世上这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同姐夫一起往家赶，等我们到家时，母亲已安放在门板上，她嘴角上还残留着一缕鲜红的血迹，我抱着母亲痛哭不止，姐夫把我拉了起来。
这时，邻居们向我讲述了母亲去世的经过，原来，她和往常一样，挑着小担子外出卖花生米和米果，在挨户团（地主民团）驻地附近，发现很多人在一起跌钱玩，她挑担子过去看了一下，这时遭到挨户团匪徒的恶横干涉，并将她担子掀翻在地，捣毁砸烂。
母亲眼看着赖以生存的“饭碗”被砸，便拉着挨户团讲理，匪徒们恼羞成恕，上去将母亲拳打脚踏一般，一个匪徒用脚对着母亲胸口就是一脚，当时母亲就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回到家后便卧病在床，又无人照料，不久便含恨而去。
母亲死后，亲戚们推举舅舅出面向挨护团打官司，舅舅家较富裕，在村里有一定的势力，对方答应了为母亲办丧事，赔偿100块银元为抚养费，可这笔钱给舅舅私吞了。
丧事办完后，我跟姐夫一起回到了他家，姐夫对我特别好，很同情我的处境，但家境困难，还有姐姐死后留下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他叫我找舅舅家想办法。
这时，正值冬天，我穿着单衣来到舅舅家，进门时，舅舅家里正在吃晚饭，当他听说我请他收留我，帮助做家务干活时，气势汹汹一口拒绝。我看没有办法，就提出要他把我母亲死时赔偿的抚养费给我，让我自己去生活，他气得拍着桌子大叫起来，根本不承认，还把我这个外甥赶了出来。
姐夫就把我介绍给他叔父贺星秀家干活。由于个头小，我主要是放牛，打些柴草，顺便担水，扛木头或护山林等。
我在贺家干了3年，还算过得去。
1928年秋天，我去给在山里守夜的贺家兄弟送饭时，常常碰见金子垅尼姑庵老尼姑的亲戚，他爬到贺家棚子里与贺家兄弟谈话，每次看见我都有意避开我。有一次，我听到他们在棚子里悄悄说：“我见到刘一奇，党指示我们，“要暴动，消灭挨户团，打倒土豪劣绅”，给穷人报仇！……”
这些话我听了格外激动，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情绪，在棚子外面抽泣起来，棚子里面的人伸出头看见我就问：“哭什么？”我说：“你们讲的话，我都听了，我也要同你们一起闹革命，为母亲报仇！”
从这以后，每当他们开会都找我参加，我在接触后知道了那个尼姑的亲戚叫颜勇，是党的秘密工作负责人，另一位是贺可展，是我们当地团组织负责人，他常找我谈话，讲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
一天上午，由横岭界的贺成祖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誓地点便设在贺家的小屋里，我主人家的老四贺云桂，还有一位同志三人一同在印有“CY”的红旗前宣誓入团的。（贺云桂在肃反时误杀了）。入团时，我用的名字是母亲起的谭起隆，后来到中央苏区少先队总部工作时，改名叫谭启龙。
1929年1月，贺成祖的哥哥贺曙光带领暴动队员把贺家书院里的挨户团搞掉了，缴了几条枪，我们就一起转入九龙山军事根据地打游击，离开了横岭界的姐夫家参加革命工作。
刚到九龙山时，我任西北特委书记刘一奇同志的通讯员，还担任共青团西北特委委员。
1929年11月，永新全境解放，12月在县城万寿宫召开了永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永新县少年先锋队，永新县儿童团等群众团体也相继成立，我任永新县少先队长，颜向辰任永新县委书记，王斯高任儿童团书记。
1931年，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部成立，我被调到湘赣省总队部工作，在第一次少先队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部委员会主任，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长。
当时我们与湘赣省委机关同在永新县城北门的肖家祠堂里办公，湘赣省儿童局书记胡耀邦同志也在此办公，湘东南特委与赣西南特委会合并为湘赣省委后，胡耀邦同志担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
当时16岁，比我小1岁，由于他在农乡上过七年学，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刻一手漂亮钢板字，我们都住在肖家祠堂二楼，他住西边，我住东边，又同是少共湘赣省委的执行委员，在一起相处很好，亲如兄弟。从此奠定了我们间以后60多年的革命友谊。
此时，谭老向我提起墙上悬挂的胡耀邦的提词时说：“1988年夏，胡耀邦同志来山东胶东视察、休息，9月返京途经济南时，专门来看望我，得知我去上海住院后，写下这副相思诗，回到北京后，他又重新抄写了此诗，由于后来我俩没有见面，我也没有看见这首诗，直到耀邦逝世后，家人清理遗物发现此诗，他儿子将此诗寄我，诗的全文是“拟访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怅然若失书此相寄”：
年愈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年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胡耀邦九月十七日写于济南，九月二十六日书于北京。
我当时捧读再三，不由得泪流满面，痛心不已。
1936年我到中央苏区瑞金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入学后不久，我由共青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我参加革命5年来的心愿。
我们高级班35名同学，我记得有张纪知、赖大超、李贞，贺怡、阙廷进，彭儒等同志，我因工作需要，1933年10月提前结束学习，调到湘鄂赣苏区工作。
当时时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同志找我谈话，是中央为适应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斗争形式，纠正湘赣鄂省委领导上的错误，保卫湘鄂赣苏区配合中央苏区作战，苏区中央局决定改组湘鄂赣省委和军区，派一批强有力的干部去工作，我是其中一员，我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决定。
我们这批干部共46人，组成两个工作团，一个接管省委工作，我在这个团，由陈寿昌，徐彦刚同志带领，另一个是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团,由钟志英、张欣带领。当时敌情严重，我们从瑞金出发到达湘鄂赣省委所在地江西万载县小源，不过七八百里路，竟走了两个多月。
在此以后，我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红军长征后，我们在此坚持游击战）。
1937年秋后，湘鄂赣各地游击队陆续到达嘉义镇集中，改编为“抗日军游击队第一支队”。
1938年1月,一支队奉命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陈毅任支队司令员，我回到嘉义镇后在特委工作。
经过这段时间的战争，对湘鄂赣苏区党和人民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我们从中央苏区过来的44人，建国后，能够找到的只剩下我和刘玉堂同志，记得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后，刘玉堂同志要去延安，我听说湘赣省委原书记王首道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便托刘玉堂捎去一封信给王首道，王首道给我回信有这么一句话：“没想到你的骨头有这么硬！”
由于时间已早超出李秘书要求的采访时间，我只好很遣撼地告辞谭老。
从谭老家采访出来后，谭老和蔼面容，热情的话语，“祝愿江西繁荣昌盛”的祝词，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抹去。
但使我终生遗憾的是，我计划准备在2003年2月1日春节前寄去所拍照片顺祝谭老春节愉快！身体健康的信件时，谭老在此之前的1月22日采访整整一个月后，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了，我得知噩耗，心情十分沉重，李进友秘书在接到我寄去的照片时，在电话中说：“你拍的这么好的照片，首长没能看见，很可惜，他为你所题的词，是他人生的最后的字迹，要珍惜好，保管好”。
2003年2月18日欧阳平将军爱人吴文桂阿姨在给寄来的《从抗日战场上走来的一女兵》书时，也告诉我谭老逝世的消息。
谭启龙，化名胡志萍，江西永新北乡黄塘村人。192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国民党对苏区“围剿”的斗争，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历任共青团永新县西北特委书记，永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少先队长、湘赣省苏维埃委员、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长、江西中央苏区少先队总队部巡视员、中共湘鄂赣省西北特委书记、西北军分区政委、湘鄂赣省少先队总队长、少共湘鄂赣省委书记、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湘鄂赣省委常委。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江南抗日根据地创建工作，开辟和建立了浙东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12月起，历任新四军一支队驻平江县办事处主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苏皖特委书记、苏皖区党委书记、皖南特委书记、江南区党委书记、闽浙皖赣四省驻沪联络站负责人。1942年6月，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来到浙东，任中共浙东区委员会书记。8月，兼任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政委。次年12月22日，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仍任政委。1945年9月底，根据华中局指示，率部北撤至苏北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鲁南、孟良崮、鲁西南、莱芜、豫东、淮海等重大战役。从1945年11月起，历任新四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华东野战军渡江先遣纵队政委、中共江南工委书记、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党委书记。安徽合肥和浙江杭州解放初期，参加了接管工作，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二书记兼合肥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府副主席、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1954年4月调山东工作，历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山东省政协主席、山东省军区第一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济南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9年毛泽东、周恩来排除干扰，重新安排工作。1970年4月调福建省工作，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于1972年再次回浙江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调青海省工作，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革委会主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青海省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调四川省工作，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二政委、四川省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顾委主任。
谭老是党的第八、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十四届中顾委委员，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六闯鬼门关的老红军胡桂林
2002年12月22日，在济南军区师范路第一干休所采访老红军马从炘，离开马老家，往北上坡几十米就到了老红军胡桂林的家，时间已近晚上8点，我没喘息又开始采访。由于胡老身体较差，讲话声音很小，他儿子胡会明（山东省高院法官,成了我的好朋友）就在边上协助介绍。
1911年胡桂林出生江西省赣县，1928年参加红军，1933年转党，参加过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大革命时期，胡老在江西赣南红色警卫营当战士，后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司令部电台任通讯员、班长，军委总政民运部任民运干事、中央保卫局任执行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派往新编第二十九军任特派员，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任副连长，第六八六团任连长，团教导队队长，山东郓城滕县独立营营长，第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兼湖西军区司令部四科任科长，湖西军区独立团营长，微湖大队副大队长，湖西剿匪指挥部副总指挥。
解放战争时期，在鲁西南军区第三军分区第十七团任副团长、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济南、淮海”等重大战役。
胡老为人谦虚，他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从不居功自傲，乐观向上，但在战争年代的六次大难不死，在胡老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回忆。
胡老回忆说：“在江西苏区第二次反国民党“围剿”战役中，我和司务长和两名战士去一个小镇买菜，早上六点钟左右天才刚刚亮，国民党的飞机就来了，由于红军缺少防空武器，敌机在上空耀武扬威地超低空飞行，飞行员的人头我们都能看得清楚。
大家赶紧分散隐蔽，卧倒。只听到“轰轰”几声响，我便被震昏了，等到醒来时，我们几个身上被埋了厚厚一层土，炸弹在离我们三五米远炸开了一个深约两米，宽十几米的大坑，再炸过来一、二米，我们几个就去马克思那报到了。
第二次是红军长征走到四川贵州的一个交界地区，敌机跟寻红军低空盘旋轰炸，我们分散四处隐蔽，许多战马和来不及躲藏的战友，挑夫被炸死炸伤。我迅速跑到一个木板房里，先把电台、天线担子放置好，刚隐蔽好，一颗炸弹就在木板房附近爆炸。
强大的爆炸和弹片把木板房掀翻了，周围的十几位战友牺牲了，我被坍塌的木板压住了肩膀，负了点轻伤，飞机飞走了，我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土，整理好担子，又上路了。
第三次是抗日时期，我在山东湖西军区微湖大队任副大队长，有一次，我带着一个班执行任务，被日军包围，我带领战友们浴血奋战，拼死突出包围。
我穿着肥大的棉袍子，穿着老百姓纳的千层布鞋，敌人路不熟，一下子就被我们甩了很远。可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在身后“咯、咯、咯”地乱叫，等突围出来后，发现身上的棉袍被打了有十几个子弹孔，前脚掌中间部位被一颗子弹纵穿而过划了一条沟，子弹愣是没沾到肉。
第四次是一颗哑弹救了我的命，那是1942年，微湖地区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一个异常艰苦的时期，有些地方招来的队员思想动摇更为严重。
一次，我带队执行任务返回时，遇到大队日军扫荡，为避免造成损失，我带领队伍在一个破庙里隐蔽待命，十几个战士有半躲着的，有蹲着的，有盘腿坐的，我当时坐在离庙门不远处，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面对面坐着也看不见人。
一会儿我听到背后有人移动的响声，我感觉到有个东西顶了我的后脑勺一下，并有一声扣扳机的响声，接着什么情况也没有。返队后，我将这一异常情况向大队长张新华，政委孙新民汇报。大家一致分析是王二幺干的，经审讯，他承认想趁黑在我毫无防备之时暗杀我投降日伪军，拿我一个老红军的头去领几千个大洋赏钱。后来经请示批准，这个叛徒被我们处决了。
第五次是在对日作战时，那时是冬天，我穿着厚厚的棉衣，打得正激烈时，突然一颗掷弹筒弹在我身后不远处爆炸，把我和警卫员一下掀翻在地，警卫员赶紧爬到我跟前，只见我棉裤档两侧被弹片划破多处，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丝毫没有伤及皮肉，我俩人对视一笑。
第六次记得是解放战争，我在鲁西南三分区第十七团任副团长时，在攻打国民党军队占领的一个寨子时，我正在前沿阵地手持望远镜全神贯注地指挥部队攻击。我警卫员赵恒胜站在我身边，他一米八多的个子，很灵活、勇敢。
正当我们注视前方时，敌人一梭子弹扫过来，紧接着一阵排炮呼啸而至，小赵用身体将我重重压在他身下，枪炮声过后，小赵身上一层厚厚泥土，我却安然无恙，好险！不是小赵机灵，我的命这次就报销了……说到这里，胡老爽朗地笑了。
胡老接着说，我去年九十岁时，我请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来家吃饭，他是我们江西老表，当时答应来的，正值山东省委开常委会离不开，他亲自写了一副字来祝贺，叫秘书送来的。我顺着胡老的手指方向，在房间正上方，吴官正书记的题词：“贺胡桂林同志九十华诞“福如东海，寿比南山”2000年1月”。
夜深了，胡会明请济南军区第一干休所司机送我回旅店。到达旅店已过晚十点，放下设备，发现肚子“咕、咕”作响，有些饿的感觉，我下楼买桶方便面解饥。
长征途中救死扶伤的卫生员老红军曾宗汉
2002年12月23日不到七点，我早早地起床，准备按约采访曾宗汉后，再去采访饶守坤和陈云东等老红军，我向窗外一瞧，昨天阳光日丽，今天却大地白茫茫一片，被大雪全部覆盖穿上了银装，我吃了一桶方便面，冒着纷纷飘撒的大雪，踩着足有十几公分深的雪地向无影山空军干休所走去。
8点10分左右，我来到曾老家，曾老已做好了接受采访的准备，他见我进来说：“天变得真快，昨天还是好好的晴天，转眼就大雪纷飞了，你走过来很辛苦呀！”“没有事，我常在外面跑，也习惯了”我说。
曾老拿出了写好的一对字联“南昌起义党有军，三湾改编军有党”并一再说：“写得不好，请指正。”由于下雪，光线也较暗，我要求曾老到院中雪地里拍照，曾老顶着严寒，配合我拍了几个所需姿势的照片，照完相进到屋里，曾老搓搓手叫我也坐下。他慢慢与我叙述参加革命的经历。
老红军曾宗汉说:“1917年我出生在江西宁都县社溪村，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1937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看护、卫生员、战士、班长、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空军456医院副政委、政委等职。”
接着曾老谈起离开家乡长征时的情景：“那是1934年10月16日（农历甲戌年九月初九日），我所在的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从江西广昌县驿前镇阵地撤出开始长征的。
在出发长征前，就听到一些消息说部队要转移，要放弃高虎脑阵地，什么时候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却不确切。10月16日，转移命令来了，出发时气氛十分紧张，我在后方医院，大家匆匆忙忙把原有的伤员移交给别的医院，把要带的药品，器械用木制的卫生箱分两层装好。
请好了马匹挑夫，每人发了一双新布鞋，人员、马匹、担架等都插上了伪装的树枝，原借用老百姓的门板、水缸、水桶、桌椅都如数归还给群众，忙了一天，当天晚上大家和衣而睡。
天还没有亮，起床号就吹响了，我们起床到门前一看，满天星斗，开饭号吹响后大家都去吃早饭，天还没亮，我问问战友，才知道还是凌晨4点不到，吃完饭后，红三军团第四师后方野战医院的大队人马集合在驿前镇晒谷场上，医院领导作了简短的讲话后，我们从这里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部队从广昌经宁都、于都往赣州西南方向前进。
部队在路上行军时，经过集镇、村落，沿途人民群众都来热情相送，当时大家只知道，是部队大转移，不知道要长征。沿路听到群众讲，红军从这过了四天四夜，都走赣州方向去了。
我们走了一天到达宁都县石上镇宿营，这是离我家社溪村只有五公里，村里的红军家属得知红三军团路过，都到镇上来看亲人，父母和未婚妻廖叶娣也赶到镇上来看我，同时,我还见到了在红军的叔伯哥哥曾宗逊。
母亲见我热泪盈眶，又很高兴，我记得她第一句就是：“儿子，你出来一年多，长大了，长高了，比在家胖了。”我说：“妈妈，我们一日三餐，顿顿管饱，每月还能分到伙食尾子”，说着，我把刚分到的六角多伙伴尾子钱给妈看。
我妈拿着钱，用手摸摸，看了又看，然后把六角钱铜板放进我口袋里说：“红军这么好，我就放心了，不要想家，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再回家来，妈等你”。
父亲在边上说：“要听妈的话，孩子有骨气，打仗要勇敢”。
“我上战场从来都不怕”我说。
未婚妻廖叶娣也说：“你安心去吧，我等你回来”。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与父母见面竟是最后一面，母亲于 1944年12月14日逝世，父亲于1949年11月28日逝世。
1934年10月17日，我们从宁都石上镇出发，18日到达于都县曲洋，19日经宽田，晚上渡过了于都河到达梓山，这里都是中央苏区，每过一个村一个镇，人民群众主动给红军腾出房子，烧水做饭，亲如一家，我们出发，群众都在唱着送红军的歌曲。
鼓声咚咚红旗飘飘，
战士们好英勇，
祝你们前去，
消灭敌人显威风，
瞄准了轰、轰、辍！
勇敢的冲、冲、冲！
把敌人杀、杀、杀！
革命胜利乐融融！
我们队伍里大家边走边唱：“当兵就要当红军”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等歌曲。
过了几天，我们走进了白区，没有了后方，心里很不踏实，打了胜仗没有群众慰劳，有些地方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当我们进村时，人都躲起来了，使我们粮食、食品都很紧缺。”
曾老说着谈起了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情况。
他说：“我见到毛主席是在长征路上第一次见到的，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1935年5月份，我们红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在通安鹿厂附近住了七天，这是四渡赤水以来休息时间最长的一次。5月16日，我们从鹿厂出发继续北上，这天天气比较好，部队刚走出村子不到两里路，后面传来了响亮的原地休息的号声，并反复吹了几遍，我们大家议论猜测起来。
“司号员神经啦，刚出发就吹休息号”。
“是否走错了路？”
“可能行军路线要改变？”各种说法都有，然而，这次谁也没有猜到，我们在原地休息了近一个小时，突然听到后面响起了一阵阵热烈地鼓掌声，大家从地上站了起来，刚议论的猜测声突然变成鸦雀无声，不约而同地向后看去，心想，一定是军团首长过来了。
在50来米开外，走过来一群人，有的同志眼快，看出走在前面的是毛主席，边上有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等人。
部队自动分开成了一条很窄的土路，大家情绪特别活跃，这是我当红军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员、周副主席等领导人。以前我认为毛主席、朱总司令是五、六十岁的老人，走到眼前一看，所有领导人都很年轻。
毛主席五官端正、目光炯炯、很有精神、身材槐梧头戴嵌着五角星的退了色的八角灰布帽，身穿一套缀有红领章的淡灰色军装，没有打绷带，脚穿草鞋，走路挺拔有劲，朱总司令见我们面带微笑，对人和善，身穿灰色军装，脚穿草鞋，腿上打了灰色的绷带，背了一顶斗笠。
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后，大家走路劲头更足了，大家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边走边谈见到毛主席的感慨时，杨看护插话说：“你们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唯有我没有见到”。
大家问他：“你干什么去了”，杨看护说：“我解大便去啦！”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你早不去解，迟不去解，偏偏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来了你去解，你不会急住点。”
杨看护说：“我拉肚子，急不住”，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王看护说：“我们都亲眼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这样，你就看我们的眼睛，看留在里面没有。”
后来得知，是由于我们出发早，总部还没有出发，我们就走了，只有暂停前进，让总部过去，我们又继续长征了。”
曾老哥哥也是老红军,在长征中牺牲了。
曾老说：“长征渡过乌江后，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我们到达了遵义以南约计二十公里处的栏板橙，这是一个小市镇，比较平坦，一条马路从街中心穿过，是遵义到贵阳的必经之路。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九天，是长征以来休息时间最长的地方。我想去司令部架线连看看我哥哥曾宗森。
在我住下的第二天，有几个伤员抬来我们这里换药和护理，有的是贯穿性枪伤，有一个是被炮弹炸伤的，他们的伤口都发炎化脓了。
被炮弹炸伤的谢同志在换药时，痛得叫喊说：“曾看护，请你慢点捅，痛死我啦！”
我说：“我的手够轻的啦，你得忍着点。”
“你是哪个单位的？”我问。
“我是司令部架线连的。”他回答。
“你认识曾宗森吧？”我问他。
“你认识他吗？”他反问我。
“当然认识，他是我哥哥。”我回答。
这位谢同志慢吞吞地说：“认识，认识他……”
“他现在好吗？”我忙问他。
“我们两人在前线架线，他光荣牺牲了，我负了伤。”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头上像炸了一样，头发晕、眼发黑，泪如雨下。
这位谢同志和我哥哥在打栏板橙仔战斗中，在前线架线，架好的线几次被敌人炮弹炸断，他两人不顾敌人炮火，冒死去接线，第三次去接通线路时，一发炮弹在身边爆炸，我哥哥曾宗森当场阵亡，谢同志身负重伤。
哥哥的牺牲情况我本想写封信告知家中，但是家乡已是白区，音信不通，就无法使家里知晓。”
时间过得真快，不多会就到了十点多钟，曾老送我到门口公交站台，我一再咛嘱，雪地路滑，多加小心不要摔倒，并要他回去，曾老一直待车子开动，他再回身。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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