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去世后,学生丰子恺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
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
随后,丰子恺自我反思道:
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
做人就要十分像人,这是他对于人的最高评价。他很惭愧,自己不如老师一样能做到“十分像‘人’”。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已经默默做成了世间一个十足的“好人”。
“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巴金曾经如此说丰子恺。
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在上海病逝,享年77岁。今天,是他逝世48周年纪念日,仅此缅怀!
01
晚年,丰子恺家中的书架上,一直放着一本《人谱》。
这是明朝理学家刘宗周的著作。
丰子恺回忆起自己与《人谱》的第一次照面,是在老师李叔同的房间里。
那天,老师对着丰子恺等几位学生,缓缓翻开了那本常放在案头的《人谱》,指着其中一节,上边写道:
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随后向丰子恺几人解释:
“先器识而后文艺”,译为现代话,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
当时正热衷于学习油画和钢琴的丰子恺听后,醍醐灌顶:“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
从此,有些东西在丰子恺心里生根发芽。
后来,李叔同出家前一天晚上,将这本《人谱》赠给了丰子恺。
封面上有老师遒劲的手书“身体力行”四字,每个字旁分别加着一个红圈。
丰子恺视若珍宝,悉心保管。但20年后,在战火中丢失。
若干年后,丰子恺避难入川,在成都的街头旧摊上,看到了一部《人谱》。
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仔细带在身边。
尽管封面上再无带红圈的“身体力行”四字。
02
1912年,丰子恺在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念书,是学校的第一届学生。
但学校刚办就遇到了经费困境,千想万想,校长最后提出要增收学杂费。
这让不少学生都陷入了沉默。因为,家境贫寒的学生无法负担,只能辍学。
丰子恺对此感到不忿,于是,他写了封信给校长,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人的眼珠是乌黑的,银洋钿是雪白的。
校长的反应不得而知,但母亲的反应很激烈。
母亲对丰子恺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告诉他,为同学请命是好的,但不可对校长无礼讥讽。
人人皆知丰子恺淳厚纯朴,温润通透,但在世间种种不公的问题上,他从来都是个刺头。
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只是,本色如此:面对无理,“无礼”就是一种本能。
03
1920年,丰子恺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西洋画,上海唯二的美术专门学校。
当时,社会上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西洋画为何物。
有的人以为美女月份牌是西洋画的代表,有的人以为香烟牌子是西洋画的代表……
丰子恺讲课时,向学生普及要忠实于自然的绘画理论。
随后,他便拿出自己当学生时逃了晚自修、私下在图画教室里费了17个小时才描成的维纳斯头像木炭画作为范例,鼓励学生忠实写生。
但过了没多久,他逛书店时看到了新出版的美术杂志,上面有最新的西洋、日本画界的消息。
他这才发现,自己从前在所得的西洋画知识,实在是陈腐又狭小。
从此,他再也不敢在教室中跟学生讲西洋画了:
我懊悔自己冒昧地当了这教师。
在教室里,当他对着一只充当写生标本的青皮橘时,满脑子都是糟糕的想法:
我自己犹似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现在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画标本了。
悲从中来。
为了不当一只青橘,不再卖野人头,他内心几经挣扎后,借了好些钱,只身一人前往日本进行了10个月的“苦学”。
一知半解的授教,于他而言,是一种冒昧。
04
1924年严冬,丰子恺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小杨柳屋。
他要筹钱办一所新学校。
之前,他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那是一所十分注重情感教育的学校。
原本一切和乐融融,直到国民党要求党化教育进学校,丰子恺发现,这里已不是实现教育理想的园地了。
于是,他连同几位同道中人,“自立门户”,创办了立达中学(后更名为立达学园)。
万事开头难。
校舍因资金问题,曾几经搬迁,艰难困苦。
立达学园的宗旨是:“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
建校目的明显,教育兴国。
他们主张“爱的教育”,师生住同样的宿舍,同桌吃同样的饭菜,用说服、感化的方法来教育学生。
在这种优良的教育方式下,立达学园很快以教学质量闻名,成为沪上名校。
学校搬迁到江湾后,一切较为稳定。直到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立达学园在战火中损毁,多年心血付之一炬。
此时,丰子恺已离开江湾。
收到消息后,他设法搭乘战地摄影新闻记者的汽车抵达江湾。他看见了走前亲手栽下的棕榈树,在坍塌的旧寓旁,还青青地活着。
一切总归还有希望的。
05
1937年,日军侵袭崇德县(今嘉兴桐乡)石门湾,丰子恺皈依佛教后的住所缘缘堂成为炮击对象。
举家逃难。
事后,丰子恺在文章中恶狠狠地下了道“战书”:
无论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或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东战场,西战场,北战场,无数同胞因暴敌侵略所受的损失,大家先估计一下,将来我们一起同他算算账!
丰子恺在《我与手头字》中曾经说过,“美术是为人生的。人生走到哪里,美术跟到哪里”。
简而言之,艺术必须现实化。
避难途中,他写下了《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
读漫画不费时间,容易理解。故在目前是最有力、最普遍的宣传工具,其效率远在文字之上。这可说是笔扞抗战的先锋。
古语云:“百闻不如一见”。现在我可以说:“百篇文章不及一幅漫画”。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了,全国漫画家一齐冲锋!
抗战期间,丰子恺不但自己画下许多抗日宣传漫画,集结成册。还热心奔走,曾提出编制抗战宣传画一套,让全国五百家以上乡村各置一份,名曰“抗战建国室”。
真正的艺术家,从不脱离现实,也不推诿责任。
06
丰子恺曾在桂林住过一段时间,又当上了教师。
课堂上,他给学生讲抗战宣传画,有一幅画是描写敌机轰炸的惨状:一位母亲背着孩子,逃向防空洞,但她不知道,婴儿的头已被弹片削去。
谁知,这幅凄惨的画一挂出,旋即惹来哄堂大笑。
原因是“没得头”。
丰子恺顿时火冒三丈。
他没想到,这些学生对于真实的战争惨象,竟然如此没有同情心。
第二天,他给学生开讲座,开腔便是一顿训斥:
今天要我来讲漫画宣传技法。但我觉得对你们这种人,画的技法还讲不到,第一先要矫正人的态度。一切宣传,不诚意不能动人。自已对抗战尚无切身之感,如何能使别人感动?
作画先做人。
这是他铭记一生的教诲,也是他一生的信仰。
07
抗战期间,有人告诉丰子恺,谁谁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了。
意思是,当前无需护生,该提倡“救国杀生”。
丰子恺认为,此论调有些荒唐。
从皮毛上看,我们现在的确在鼓励“杀敌”……但是,这件事不可但看皮毛,须得再深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敌”。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由于这位提议的朋友曾于流难中请自己吃过一顿饭,所以,丰子恺写下这篇《一饭之恩》,以作答谢。
顺道给人留些全新的思考角度。
08
还是围绕《护生画集》,有人曾质问:要人勿杀食动物,又勿压死青草,那么人只能吃泥土砂石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丰子恺解释说:
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
一次,丰子恺带着女儿阿宝给一只黄狗喂食镬焦(锅巴)。
镬焦引来了一群蚂蚁。
在父女的眼里,由于镬焦很大,蚂蚁在扛抬之中遇到了许多切实的困难:两根横卧在水门汀上的晒衣杆,如同高山;漏水的浇花壶让运粮大道上出现了没顶的深水,如同深渊。
看得入迷,丰子恺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想起来自己是“人”,可以用人力帮助它们。于是,便让阿宝去帮忙。
经过一番折腾,蚂蚁来到了安全的平地后,丰子恺才从蚂蚁的世界里抽身。
然而,一阵疏忽,险些酿出“大祸”。
只见庭中忽然来客,大步向前,左脚正正落在了这群蚂蚁的上方。
千钧一发之际,丰子恺急忙去抓住他的手臂,用力上提,连连大喊:“踏不得!踏不得!”
来者被吓得不知所以,像化石一般顶着脚尖一动不动,丰子恺连忙搬开他半空中的腿,落到一旁。
阿宝看得惊险,发现蚁群无恙后,拍拍心口说道:“还好还好,险险乎!”
来者俯身看了一看,起来后也拍了拍心口,说道:“还好还好,险险乎!”
客人走后,丰子恺轻声告诉阿宝:
这染匠司务不是戒杀者,他欢喜吃肉,而且会杀鸡。但我看他对于这大群蚂蚁的“险险乎”,真心地着急;对于它们的“还好还好”,真心地庆幸。这是人性中最可贵的“同情”的发现……我们所惜的并非蚂蚁的生命,而是人类的同情心。
护生者,护心也。
09
丰子恺自小不爱吃肉,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半生理性的习惯,一旦吃肉就想作呕。
自他皈依佛门,母亲逝世后,更是基本吃素。
接近十年的戒守,最后竟在一次宴请中破戒。
但他不是为美味佳肴所惑,只是“恐引起主人不安”。
在萍乡,丰子恺偶遇立达学园的学生萧氏夫妇,便受邀作客。
在奔波逃难的历程中,丰子恺深感受人款待的不便,于是,为了减少主人家的麻烦,他决心开荤,随人吃肉边菜。
背后,则默默忍受呕吐的不适感。
他总是这样,不愿麻烦别人,翩翩有礼。
10
1947年,丰子恺写了一篇《口中剿匪记》,记他的拔牙经历。
里边说,把我的十七颗牙齿,比喻成一群匪,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这匪不是普通的“匪”,而是官匪,贪官污吏。
它们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站在我的言论机关的要路上,帮助我发表意见。它们真是我的忠仆,我的护卫。讵料它们居心不良,渐渐变坏。起初,有时还替我服务,为我造福,而有时对我虐害,使我苦痛。到后来它们作恶太多,个个变坏,歪斜偏侧,吊儿郎当,根本没有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能力,而一味对我贼害,使我奇痒,使我大痛……
文章刊发后,原本又该是一记反讽官场的武器。
谁知,报社因为害怕得罪当局,竟偷偷把“官匪”二字删去。
得知后,丰子恺甚为恼火。
年近半百,意气不仅不输当年,反而更盛,直戳社会的痛楚。
11
许多年前,丰子恺曾对“晨梦”发表过一番感慨:
天一亮,小孩子就醒,像鸟儿在我耳边喧聒,又不绝地催我起身。然这时候我正在晨梦,一面隐隐地听见他们的喧聒,一面作梦中的遨游。他们叫我不醒,将嘴巴合在我的耳朵上,大声疾呼“爸爸!起身了!”立刻把我从梦境里拉出。有时我的梦正达于兴味的高潮,或还没有告段落,就回他们话,叫他们再唱一曲歌,让我睡一歇,连忙蒙上被头,继续进行我的梦游。这的确会继续进行,甚至打断两三次也不妨。
他将这种情形总结为:
一面在热心地做梦中的事,一面又知道这是虚幻的梦。
等到孩子大哭,或是梦完结了,此时的丰子恺也清醒了。
于是,他毅然起身,披衣下床,转而满脑都是“今日有何要务”的思考。
这时,晨梦中的种种妄念已被抛诸脑后,再不得一丝留恋和计较。
想起古语“人生如梦”,丰子恺察觉,这是种当头棒喝。
无穷大的宇宙间的七尺之躯,与无穷久的浩劫中的数十年,而能上穷星界的秘密,下探大地的宝藏,建设诗歌的美丽的国土,开拓哲学的神秘的境地。然而一到这脆弱的躯壳损坏而朽腐的时候,这伟大的心灵就一去无迹,永远没有这回事了。
人生与晨梦的相似,在于两者终将消逝,在时空中了无痕迹。
丰子恺说,梦醒之后有“真我”,人生之外,也应当有“真我”。
他说,我们都有“真我”的,不要忘记了这个“真我”,而沉酣于虚幻的梦中。我们要在梦中晓得自已做梦,而常常找寻这个“真我”的所在。
在世间“热心做人”,又能保持清醒,这就是丰子恺。
参考文献: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
盛兴军编:《丰子恺年谱》,青岛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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