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派遣干部被明目张胆地排挤出走，尤其是为首的戴季英还是负责政委职权，这在一向强调“党组织领导一切”的共产党军队中，可以说性质是非常恶劣的。

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得知此后后，便给长江局博古报告了此事，称“……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同时，彭康还建议长江局“……速派重要负责人再来说说服工作、争取工作；调新四军其它支队来皖，使他感到一种威胁，不敢再发展下去；如不可能，便采取断然的处置，声明他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会同战区司令长官使他离开部队，另派人来接替……”

但此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中央对此事未做任何表态，最终劝戴季英继续回四支队工作了事。

因为此时中央仍然希望高敬亭能够服从中央决定，率四支队东进。

早在1937年12月，毛泽东就指示周恩来和项英，提出“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有了抢占华中的战略构想，但整体的实施思路尚不明确。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现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被安徽和江苏隔断，所以必须有一支部队伺机抢占皖北地区，来打通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并且成为新四军未来发展江北的核心力量，为未来经略华中奠定基础。

但对于高敬亭而言，这个策略需要他从鄂豫皖交界东进至合肥，然后北上至蚌埠、徐州一线，去到六百多里之外的皖北发展。

可问题是，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他并不想离开大别山。

所以，1938年3月他开始奉命东进，可一直到1938年5月，四支队才到在六安至合肥南部的巢湖一带展开。

与此同时，徐州失守。中共中央书记处便在给长江局华中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提出让高敬亭率部东进北上至徐州、蚌埠一线作战，并要他们“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但是，高敬亭依然不为所动，一直到年底，四支队始终在合肥以西的六安、舒城、桐城一带作战，虽然也取得了一系列战果，部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却与中央经略皖北的战略决策南辕北辙。

而在此期间，中央始终在采取各种办法促使高敬亭率部东进。中央给长江局或新四军军部的电文中，涉及到新四军4个支队的内容里，在提到四支队时，反复出现“教育”、“帮助”、“改造”、“争取”、“推动”、“说服”、“解决”等说法。可以说，在调动四支队东进事宜上，中共中央已经用了最大的耐心。

但抗战局势、国共摩擦和党内斗争的形势在急骤变化着。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项英任东南局书记。

虽然说此时的“发展华中”其主要任务在于八路军而非新四军，但也要求新四军向北运动，接应八路军南下。于是，四支队东进的任务就越发紧迫起来。

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派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试图推动高敬亭率部东进。

张云逸到江北以后，和戴季英一起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进行了谈判，双方商定将皖东地区作为四支队的活动范围，并划定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新四军的联络通道，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由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财政提供经费给养。

可以说，这个谈判结果对新四军实施东进北上的战略决策是有利的，但却遭到了高敬亭的极力反对。

张云逸无奈之下，只得退而求其次，只让周骏鸣的第8团和江北游击纵队先进东进，期望以此推动整个四支队的东进。

但高敬亭却不为所动，亲自率领第7团和第9团始终在淮南铁路以西徘徊不前，甚至企图将部队带到怀宁、桐城、庐江一带，背靠大别山，开辟新的根据地。

身为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却无法调动高敬亭的四支队，对此当然心怀不满。便致电军部，称“……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以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

这个情况引起了军部的警惕，项英在给中央转发张云逸的电报中也称“（高敬亭）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云逸）行动，争取可能性极少……”

客观来说，此前中央对新四军整体的战略构想还不明确，加上项英也对发展江北有自己的疑虑，在此情况下，高敬亭收编土匪、扩大部队还算有情可原，迟迟不愿东进也可以视之为存在一定的思想分歧，还可以通过沟通、教育、争取和说服来解决。

但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化，战略目标也很明确，四支队东进已经不是建议而是命令了，尤其是在军部派出参谋长亲自当面传达命令的情况下，他仍然迟滞不动，反倒拥兵自重，试图向南开进，这就是赤裸裸的抗命行为了。

这种行为，无论是对一向强调党性的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来说，还是治军以严勇著称的军长叶挺来说，都是坚决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