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其一生，他不过是个乡镇的“文化站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近30年。
晚年，他与妻子在田边拾掇出一个小院，盖了两间茅草屋，更是活脱脱一个老农。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编出过40余部约450余集“民间小调电视剧”(以柳琴戏为主)，每一部都被地方剧团搬上舞台或者被影视机构制作为碟片发行。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在柳琴戏的起源地，扛起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重任。
今年7月20日，这位自称“写小戏的”老孙与世长辞，享年75岁。
（孙绍林同胞四兄弟，后排为孙绍林）
这个夏天，为了告别孙老师，我们喝了一杯又一杯苦酒
8月初，处于南北交界处的家乡郯城，酷暑难耐。我站在街边等待一位朋友来接我去吃午饭，刚上车，他就告诉了我一个消息：“你知道孙叔已经走了吗？”他说的“孙叔”，就是孙绍林，我们三人曾经在一个办公室共事。
我说：“你是第一个告诉我的人，没有人通知我。”朋友叹息说：“可能这是他的遗愿，不愿意打扰太多人。”今年春节，我曾去他住的医院探视，那会儿他精神还不错。没想到，那次见面，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那天中午和朋友聚会时，我心神不宁，总是想起往事。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每逢与朋友见面，十有七八都会提起孙绍林，大多数人都说没收到消息，没能去参加他的葬礼，送他最后一程。大家谈论他的为人，他的晚年，他坚守了一生的创作，以及与他的交往。有几次有人让我谈谈他，说我是他最看重的年轻人、晚辈，可是从何说起呢？我们在两张写字桌边，面对面坐了近四年时间，那段经历，已经过去了20余年，很多事情都忘记了，想要说时，话到嘴边，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他沉默地抽着烟，拿笔在稿纸上认真改来改去的样子。于是便用一杯酒代替了话语，“我们一起敬孙老师一杯吧。”这个夏天，一些要好的朋友，为了孙绍林，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酒。
1995年秋天，我因为在报纸上发了一些豆腐块，被镇政府聘为通讯报道员。当时在镇文化站任站长的孙绍林，同时也是通讯报道组组长。镇宣传委员王永伦把我带到孙绍林面前说：“孙站长，给你增加个新兵。”他抬起脸，友善地一笑，示意我在他对面的办公桌坐下，自此，一老一少结下了一生的友情。在单位时，我喊他“孙站长”，私下里称呼他“孙叔”，他则多年不变地叫我“小韩”，从我二十来岁，一直叫到了我年届不惑、直奔知天命之年，他还亲切地叫我“小韩”。
他送的香油和麻酱，至今仍在家中冰箱，但他人已经不在人世间
那会儿我会写点散文、诗歌，但对如何写新闻稿几乎一窍不通。孙绍林一直在基层从事通讯报道工作，是个老兵。每次我交给他稿子，无论多忙，他都会先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帮我改稿。改完也并无言语教导，只是笑眯眯地说一句：“以后按这个样子写就行。”然后把改后的稿子交给我，让我重新誊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的新闻通讯稿子便开始见诸报端和电台了。后来北漂，在报纸做主笔以及评论员，回老家后与孙绍林见面喝酒，他问我能不能胜任，我说简单得很，还是当年在镇里写通讯报道那一套，我们俩会心大笑。
刚开始，我们所在的文化站办公室在镇党委、政府办公楼的二楼，楼下是党政办公室，孙站长开玩笑说过：“我们的地位比党政办高。”这个玩笑开过不久，因为科室调整，文化站被“赶”到了大院最后一排的平房里。那排平房原本是建设备用的，与办公楼隔着一大块地，地里长满了荒草，我们每次上班，都要穿过一片荒草地，也恰恰因为有这块荒草地隔着，领导们很少过来。独占一排平房的文化站，成了大院里的“世外桃源”。
那时候每周总有一天中午，孙绍林会递给我一张10元或20元的纸钞，说：“小韩，去弄四个菜一瓶酒，咱爷儿俩喝一杯。”所谓四个菜，其实是四种凉菜打包装在一个袋子里，一瓶酒，乃是两三块钱的当地产白酒。我拿了钱，蹬上自行车飞也似的去老汽车站附近凉菜馆置办妥当，回来后两个人边喝边聊，谈人生，谈文学，谈乡土世俗、社会人情……后来文化站又来了一名年轻人，再加上在平房前开荒种花的王大爷，书桌上的酒局便稳定成了四个人。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或是我人生当中过得最放松的日子。
这当然是因为有孙绍林的照应，“文化站长是个比芝麻粒还小的官”，他常这么说。这不只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一种文人式的骄傲。虽然只是镇里最不起眼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但孙站长工作时间长，熬走了一任任镇党委书记、镇长。镇里的官员们都对他尊敬有加，他也习惯了有事就直闯领导办公室。有一次，因为会计不愿意给我们通讯报道组兑现发稿奖励，他坐进镇长的办公室，镇长一进门他就开骂：“你们整天吃吃喝喝都有钱，凭啥不给我们兑现那点奖金？”镇长满口答应，第二天一上班就解决了这个事情。
时间久了，感情渐深，慢慢地和孙叔处成了家人一般的关系。他的儿子，和我们成了好朋友，每遇到他家里的田地需要耕种收获，我们都会去帮忙。所谓帮忙，其实也就走个过场，为的是能在他家田间地头，就着新鲜的黄瓜、西红柿、花生、毛豆等等喝酒，犹记田间清风拂面，杯觥交错，欢声笑语……1999年底，清退临时工的文件执行到了乡镇一级，我们两个年轻的通讯报道员要下岗了。组织委员明令：不得以任何形式送行。孙绍林说：“三天后你们来，那时候你们就不是聘用员工，而是我的老熟人过来聚会了，缘分一场，我必须要给你们设一次宴。”
2000年3月，我北漂前去孙叔家辞行，他留下我喝酒，此后20余年，仅有两年因故未能返乡而没法去看望他，其余的年份，每次都会去他家一聚。临走时，他会送我两件礼物：一瓶香油，一瓶麻酱。至今家中冰箱里，还剩下上次他送的小半瓶香油和麻酱没有吃完，想想他人已经不在人世间，不由难过。
“拉魂腔”意外拉动了他的魂，晚年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
2005年春节，我返乡过年，路过老汽车站对过鲁南商场门前时，耳朵突然被音箱里播放的戏曲吸引，那是亲切到骨子里的乡音，是我沉睡的童年记忆，小时候在村里、县城里听到的柳琴戏记忆瞬间被唤醒。我问在商场开音像店的老板，这是什么戏？老板指了指一摞垒得很高的碟片说：“自己看。”我在这些碟片的封面上看到了熟悉的名字：“编剧：孙绍林。”我把所有署名“编剧：孙绍林”的碟片都买了一份。
去往孙叔家拜年的时候，第一件事就问起了碟片的事。他从桌子底下摸出一张碟片放进VCD机，用那台21英寸的彩电开始播放，随后说起了碟片的来源。
2003年，镇里宣布，年龄偏大的老同志可以离职离岗，给年轻人腾位子，工资照发不误。当时正在村里蹲点疲乏不堪的他，当即决定申请退居二线。获批后，他终于回归田园，成了一名退休的“自由人”。在家待了大半年倍感无聊时，一名曾在郯城县柳琴剧团当演员、时任临沂市青年柳琴剧团副团长的人找到了他，问可不可以请他继续写戏？这位副团长，曾出演过孙绍林编剧的柳琴戏《落凤湾》。此前，孙绍林已多年不再写戏，因为这位副团长的邀约，他再次拾起笔，于晚年开始了大量的戏剧创作，文如泉涌般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
我的家乡郯城县，是柳琴戏的故乡，清代乾隆年间柳琴戏在此兴起，逐渐流行于鲁苏豫皖接壤地区。柳琴戏又称“拉魂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柳琴戏《喝面叶》流行于大街小巷。“大路上来了我陈士铎，赶会赶了三天多。想起来东庄上唱的那台戏哟，有一个唱的还真不错。头一天唱的三国戏，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第二天唱的《七月七》，牛郎织女会天河……”这段唱词，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会唱。那时候的小孩子们在村里大路上碰到，或者在学校门口相遇，冷不丁就会蹦出一句“大路上来了我陈士铎。”
这首歌仿佛写进了我们一代人的文化基因当中，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人，身上似乎都带着“陈士铎”的影子。“陈士铎”喜欢赶集，爱听戏，他对乡村生活的惬意描述，对家园的依恋，都无形中影响了很多人。
（孙绍林所获先进工作者证书）
火爆一时的“民间小调电视剧”由盛而衰，他都身在其中
孙绍林的柳琴戏编剧生涯的重新开启，在于当时那个时间段，由于地方戏曲低廉的生产成本，还有不小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种被称为“民间小调电视剧”的产业。根据孙绍林的讲述，“民间小调电视剧”最早由邻居县城苍山县（2014年改名兰陵县）一名戏剧工作者发起，这种电视剧以传统戏剧的唱腔为基础，以具有当地风情的现代剧情为创新，将戏剧唱腔与台词演绎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一种在当地乃至周边地区大受欢迎的“娱乐新物种”，给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柳琴戏演员带来了机会。
“民间小调电视剧”的碟片生产成本为3毛多钱，市场零售价为3-5元。如果一部剧集能销售几万张甚至几十万张，利润十分可观。在演员成本上，只需要开出高于演员工资的片酬，便能请到优秀的表演者。在编剧成本上，按照孙绍林作为地方戏曲一线编剧的标准，一集稿酬为500-600元，一部戏几千元就能拿下。受此模式鼓励，一时间，临沂、徐州、安徽等地的传统戏曲团体，也加入到“民间小调电视剧”的创作与生产中来。
在辉煌时期，孙绍林同时为三个剧团写剧本。如此拼命，一是不好意思拒绝找上门来的制片人，二是自己热爱的事业终于等来了开花结果的机会，三是的确也需要一份编剧费来补贴家用。在内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孙绍林夜以继日拼命赶稿子，他平均每天三包香烟，以燃烧自己的方式投身于创作，结果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在被女儿强制住院后，他怀疑自己患了肺癌，结果查出是肺炎。逃过了一劫，可这次“差点见了阎王”的经历，并没有阻止他的热情输出，产量依然居高不下。
时间悄悄来到了2015年，在孙绍林未能准时收到剧团应支付的56集剧本稿酬后，火爆一时的“民间小调电视剧”开始进入了凋零期。音像店的大面积倒闭，使得碟片失去了销售渠道，网络娱乐平台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老年人也逐渐爱上了刷屏。为了要回总额为2.6万元的稿费，孙绍林和老伴去了临沂，但此时柳琴剧团已经面临解体危机，相关酬劳也被负责人扣下。为此孙绍林和其他被拖欠稿费的编剧聘请了律师，但即便走了法律程序，最后他还是有6000元的编剧尾款未能到账。
讨要稿费的经历让孙绍林颇为受挫，但最伤感的还不是劳动报酬问题，而是他觉察到了上千年的地方戏曲濒临彻底消失的风险。或是出于挽救的考虑，此后数年，他撰写了大型历史剧《孝妇冤》，几经曲折搬上舞台，他只象征性收了1000元稿费。再往后，他又写了《笔中泪》《二子称娘》《全家福》《卖娘记》等剧本，稿费分文未取。但这些创作，也逐渐与烟酒一起，掏空了他的精力与身体。
2005年的那次拜访，告别时孙绍林送了我一大兜他编剧的VCD碟片，并叮嘱要送给我那些在互联网站工作的同事、朋友们看看，“帮着宣传一下”。回来后，我选取了其中一部的一个片段，转换成可以网络播放的格式，发表在了微博上，点击率寥寥，评论数为零。
（孙绍林所获山东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奖杯）
他的一生没有大起大落，但该吃的苦却一点儿也没少
孙绍林当过老师、小学校长、村支书、通讯报道员，随后他的职务停留在了“文化站长”这个岗位上，一停就是近30年。他无愧于这四个字，对于地方文化的传承、挖掘与传播，他有着汗马功劳。但纵观他的一生，虽然因为从事文字工作创造出了不少精神财富而显得丰富，但他的生命底色，却充满着苦涩基调。作为出生于1948年的四零后，他的一生虽然没有大起大落，但该吃的苦却一点儿也没少。
2021年3月，他撰写的回忆录《记忆》经由郯城县作家协会编审后，在一家打字社打印装订成册，县里的文化老人夏政平先生转送我一本纸质版，并发来了电子稿。在这本自传性质的回忆录里，我看见了许多他从未公开讲述过的记忆和经历，看见了他被泪水浸泡过的和充满痛苦与反思的人生阶段。
在《记忆》中，他开篇就写到“苦涩的童年”，烫伤、烧伤、病灾、饥饿、辍学，接踵而来的经历，他那代孩子所能遭遇的不幸，他几乎无一幸免。
或许他意识到，《记忆》是他唯一一本总结一生的作品，于是字里行间都真切地反映着反思精神。对于别人给他带来的痛苦，以及他为别人制造的痛苦，他都坦诚地一一写出；对于自己的性格弱点，哪怕是偷偷藏起不小心砸碎的酒店茶杯这样的小事，也一律“记录在案”。他以自己的才华为傲，也在“仕途不顺”的矛盾中挣扎。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活在经济窘迫的状况下，却从未向生活低头。他有一支可以改变周边人命运的笔，但却时刻警惕自己不要成为“刀笔手”……
十多年前，儿子结婚分家后，他与妻子在路边田野自己的责任田边盖了两间茅草屋。一个简单的小院，里面养了鸡鸭，这里是他晚年生活的大部分活动空间。距离他居所不到两公里处，是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故事原型“东海孝妇”的墓地，通过写作《孝妇冤》，他让这一处久被人遗忘的文化遗产再次被更多人关注到。2011年5月，他成为第三批临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海孝妇传说”代表性传承人。
上世纪90年代，他曾因工作事由来过北京，在游览盛景的同时也遍尝各种特色小吃。在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天，同行的人要请他吃北京烤鸭，但进店后他发现价格太贵，硬是把同行人拉走了。同行人说：“这可能是你唯一吃到北京烤鸭的机会……”但他还是坚持不浪费这笔钱。“2015年，韩浩月前来拜年，带来了两只北京烤鸭，没想到20多年前的遗憾，这次弥补了。”在《记忆》中的一页，他这样写道。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重读《记忆》读到这里时，已近凌晨两点，泪水不禁湿了我的眼眶。
从1948年7月到2023年7月，孙绍林先生生于季夏，逝于季夏，但他扎根于家乡文化土壤，把自己活成了一棵大树，为地方戏曲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一片阴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柳琴戏至今在我的家乡还有演出，还有观众。我想，在看到孙绍林这位乡村编剧所编写的剧目时，一定会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也值得被地方史永久地镌刻。
孙绍林简介
孙绍林，1948年7月生，初中文化，郯城县郯城街道办事处葛庄村人。曾任郯城镇文化站长。临沂市作家协会会员、临沂市戏剧家协会理事。其创作体裁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故事、戏曲、民间小调电视剧、歌曲等，并多次获全国、省、市、县文学、戏剧奖。（据《记忆》作者简介）
文并供图/韩浩月
编辑/王勉
排版/王静
微信号｜bqtt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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