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秘密》特邀作者：孟诚磊‍‍‍

感谢 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筹）副主任 魏祝挺 老师提供在地指导‍‍‍‍‍‍‍‍‍‍‍

十多年前，西湖以“文化景观”的名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头有一个关键点是要向世界讲清楚西湖的交流价值。作为中国山水美学的范本——杭州西湖到底有没有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产生过影响。为了这个课题，不断向西湖申遗小组提供素材、证据支持的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由现任副局长卓军带头，领着同事们专程跑到日本，翻拍、收集14世纪到19世纪期间日本人的西湖画和源自西湖的景观，要在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找到实证。真的有很多，比如建于17世纪的东京小石川后乐园，园中有很多取景源于西湖，甚至还有全日本最古老的苏堤，像锦带桥、西湖堤在十多个日本公园中都有表现。除了日本，朝鲜半岛的士大夫也受到西湖题名文化的影响，他们援用“西湖十景”的命名方式命名了一些本地的景观。

除了西湖对外的文化交流外，我们熟知的还有去年刚入选人类非遗代表名录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径山茶宴是其中组成部分。香火千年的径山寺，在13世纪就欢迎过日本最有思想的和尚——曹洞宗的道元禅师，明月堂前，和敬清寂，茶和天下。

径山寺还是日本临济宗的祖庭，圆尔辨圆、南浦绍明等日本僧人在13-14世纪期间纷纷来到径山寺参学，不仅把径山的禅法、宋代的文化带到日本，同时把径山的茶叶、饮茶制茶的工艺带了回去，其中被称为“日本宋学传入第一人”的圆尔和尚把径山茶种带到自己的家乡日本静冈，如今茶产业成为静冈的支柱性产业，圆尔辨圆也被尊称为茶祖；而南浦绍明则把径山茶宴的茶礼仪规传入日本，成为了日本茶道的直接源头。宋元时期像这样渡海前来的日本僧人非常多，据木宫泰彦先生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的“南宋时代的入宋僧一览表”所记载，当时入宋的日僧达109人，他们的行囊中除了禅典之外，全被儒道两教的书籍所填满，而南宋都城临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来客们的参访目的地。

▲径山茶宴，是日本茶道之源，朝鲜半岛也是最早从中国传入茶的地域。摄影@周宇

但同样，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元素，也深深影响了杭州，五方杂处、海纳百川的杭州，在不断融合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元素后，变得更包容、更开放，于是，今天，我们可以在杭州看见一个缤纷的亚洲。

至于杭州第一处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我们首推飞来峰。

飞来峰，大家都熟悉，但是一般人到了理公塔后，会沿着水流朝前走，毕竟灵隐寺的入口就在道路的右边，但是在杭州石窟造像上下过苦功夫的魏祝挺却不是这么走的，他左手拐弯，前往青林洞。“很多人不知道灵隐这一块地方真正的核心是飞来峰，有了峰，有了圣山，才会有寺院丛林，这和城市的繁衍是同一个道理，最早的先民依山而居。而那么大的一座飞来峰，它的核心，就是「西方三圣」所在的这块石头，也叫理公岩，它与印度和尚慧理的渊源非常深。”

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西印度僧人慧理从中原来到钱唐武林山，惊曰：中天竺灵鹫小岭，何年飞来此地耶？因名天竺山飞来峰，建寺曰灵隐，仙翁葛洪书额。

当时还没有“杭州”之名，飞来峰所属的行政区划是扬州下属吴郡下面的钱唐县。慧理看到的飞来峰，还只是一座颇具灵气的石灰岩小山，像他家乡的灵鹫小岭。灵鹫山长啥样？查了一下，灵鹫山叫耆阇崛山，跟顶峰叫莲花峰的飞来峰去掉植被后的样子的确神似。

▲姜青青老师据南宋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复原的“西湖图”中的灵隐寺与灵鹫寺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326年有多早。当时的朝代叫东晋，彼时王羲之刚出仕，才23岁，还在苦练书法。同在建康乌衣巷定居的谢安才6岁。而陶渊明还远没出生，他曾祖辈的陶侃尚在朝为官。再往后看看，距离白居易出生还有近450年，而苏东坡更是比白居易还小300岁。飞来峰，够早的吧。

而僧慧理也许是有资料记载的最早来到杭州的亚洲人。

▲位于青林洞西侧崖顶的“西方三圣”坐像（五代吴越国造），你自己能找到他们的话，也是怪牛的，能近距离拍到他们更是难上加难。据魏祝挺老师介绍，这座造像极有可能就是吴越国僧人模仿慧理修行打坐时，观想所面对的佛像。摄影@孟诚磊

据说慧理在飞来峰周边开创了最早的寺院，有五座，分别是灵鹫（旧址在今理公塔附近，已毁）、灵隐、灵山（即下天竺翻经院）、灵峰、灵顺（今北高峰财神庙附近），寺绕着峰建。不要误解当时一个外来和尚的财力和能力，最初的寺院基本都是以结草庐的简易方式建造的。大约又过了150多年，在信佛的梁武帝时期寺院规模才得到一些发展。至于灵隐、三天竺一带能有今天的规模，就要归功于五代十国及以后历代的善男信女们了。

▲在青林洞传说中的“济公佛印”上题刻了“元周伯温摩崖入壁五步”，在右侧石隙中就能找到这面摩崖题刻，由元代书法家周伯琦所书的《理公岩记》。碑文记载了灵隐寺的开山祖师慧理，燕寂之后葬于理公岩，所以理公岩是飞来峰的灵魂。 摄影@停香

目前发现有明确纪年的飞来峰造像中，最早的一处是公元951年开凿的，此时白居易都已经去世100多年了，所以杭州太守白乐天看到的很可能是只有自然景观的飞来峰，与慧理当初看到的是同样的景致。直到苏轼来的时候，才能看到有不少造像的飞来峰。这中间的变化，当然有笃信佛教的吴越国王的功劳，也与净土信仰的传播与影响有关。禅宗主张禅定和禅修，净土重视念佛和观相。观相，观的自然就是佛像。

很多老杭州人更愿意把飞来峰叫作一线天。那是因为在没有空调的老底子，来溪边溶洞纳凉是暑期必须要做的事。苏轼说，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峰。看来飞来峰也是他在杭州最爱的露营地。

纳凉除了吃西瓜、玩溪水外，总有静下来收收汗的环节。这时候老奶奶讲山上菩萨故事的节目就登场了。午后的竹席上，奶奶外婆们轻摇蒲扇，开始给孩子们讲为什么山上有那么多石刻的菩萨。

我们来看龙泓洞上方比较隐蔽的高处有一尊观音，侧面有一位武士形象的造像，值得一说。那是韦驮天，全国几乎没有比这处更早更好的韦陀造像了。在唐宋时期，人们将他和一位韦姓将军的事迹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了身披铠甲、手持金刚杵的韦陀形象。佛教徒还给汉化了的韦陀配了道场，就在临安天目山上。韦陀与弥勒、观音一样，神佛都在浙江安了家。当然，韦陀护送着弥勒、观音越过大海、传向东亚，都是后话了。

元代在飞来峰开凿带有西夏风格的藏传佛教造像，这是亚洲文化对飞来峰的第二次影响。从开凿佛像空间选址上看，吴越国时期注重造像与山体的位置关系；两宋时期更注重造像与溶洞的互动关系；元代更注重造像与入寺动线之间的关联。

▲飞来峰造像中第92龛水月观音造像（元代汉式）与第93龛四臂观音造像（元代梵式），据魏祝挺老师介绍，飞来峰造像中经常有汉式造像与梵式造像相邻的情况，你一龛我一龛，如此并列放置，是因为元统治者为了让江南百姓能更好地接受从外引入的梵式佛像，也是当时文化融合的表现。摄影@朱小贱

慧理初到钱唐时，怕当地人不相信飞来峰是自天竺飞来，跑到一处山洞前，呼唤出了一黑一白两只猿猴，说是他曾经在故乡时的“旧相识”。山洞因此得名呼猿洞。当然这很可能是后人编撰的故事，为了给满山神佛的飞来峰再添上一点神秘的色彩。

现在飞来峰深处的呼猿洞很寂寥，在元代，飞来峰有热闹的驯猴表演。

元代的“冷泉猿啸”是“钱塘十景”之一，在飞来峰一带观看驯猿就手取食，文人骚客记之者众。

▲呼猿洞处佛像。现在你在西藏、在印度都已经找不到的佛像造型，却可以在飞来峰找到最早的实例，虽然不是原产地，但是它被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摄影@停香

当时的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游览了杭州，与马可·波罗一样，他也为这座享有“天堂”美誉的城市的气派与华贵所折服。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官员的陪同下，鄂多立克游览了一座被称为“THEBE”的大寺庙。寺僧给这位“来自日没之地”的客人观看了喂养驯猿的表演。鄂多立克所观赏的驯猿，其实一直是杭州灵隐寺飞来峰的一项俗玩。这座名为“THEBE”的寺庙应该就是灵隐寺，意大利人口中有许多岩窟的小山肯定也就是飞来峰了。

▲哥伦布《海军上将地图》中所标注的杭州“Quinsay”。马可·波罗来杭州后在游记中将当时的中国标注为“Quinsay”（行在，京城的意思），以至后期西方地图很多都将Quinsay作为“中国标记”。

到了明代，驯猿散去，因为海禁而少了许多外来客，飞来峰有时会变得格外安静。往中天竺的幽深处走去，那里住着一个气质忧郁的日本和尚。但如果有人跟他聊起苏轼他就会突然两眼放光。日本和尚名叫绝海中津，可别小瞧人家，明成祖都跟他一起作过诗。

日僧绝海中津在中天竺留下大量吟咏，回日本后成了当时“五山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推崇苏轼的诗文，使得苏东坡在日本文学艺术上的影响力大大增加。“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需早归。”佛教自西域而来，传到杭州后带着佛法和文学，一起向东亚扬帆驶去。

▲日本名僧雪舟的弟子秋月等观也曾在明朝求学来到杭州，并画下了《西湖图》，也是现存最早的描绘杭州西湖的日本绘画作品。

杭州的凤凰寺，坐落在杭州第一大街——南宋御街中山中路上，周遭闾巷繁华，熙来攘往，但是它静默如谜。凤凰寺是国内早期伊斯兰教寺院之一，与广州、泉州、扬州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并称为东南沿海四大著名古寺。凤凰寺始建于唐、毁于南宋、重建于元，历经元、明、清各代多次修缮扩建，规模渐呈宏伟。民国17年（1928年）中山路辟建拆除了凤凰寺照壁、望月楼、长廊等一半以上建筑古迹。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修缮凤凰寺，1961年将其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成为全国重点，凝聚了好几代古建专家的心血。凤凰寺在结构与功能上保持着浓厚的阿拉伯建筑风格，同时在总体布局、建筑装饰等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反映了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交流。

凤凰寺里藏了21块由古波斯文、古阿拉伯文书写的古碑，如“天书”一般，杭州人都不知道上面写了啥，不过后来，这些碑文都被专家们破解了，转译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宋元时代的杭州，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为杭州带来了来自西亚丰富的物产和无尽的传奇，那些跋涉而来的外国人，不仅把杭州当作现世的天堂，也把它当成埋身的归宿。‍‍‍‍‍‍

元代的某一日，来自今天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医卜合提亚尔带着两位随从悄然出现在杭州，见惯了西域客的杭州人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具体出现于何时。师徒三人以医传教，死后葬于杭州，他们的墓园就在南山路262号。卜合提亚尔的墓碑后来几经周折，被凤凰寺收藏。古碑西域风格花纹的中间，赫然雕刻插着牡丹的中式三足香炉和插着莲花的折耳花瓶。通过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西域客，打开了杭州与亚洲之间文化交流的大门。

根据元代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调查，当时杭州总户计为85万户，而中东的阿拉伯人就占了4万户，此外还有犹太人、土耳其人，这些非蒙古非汉族的人，在元代被统称为色目人。

▲曾参与修建湖滨公园、修复保俶塔、六和塔等的吴寅先生在修缮凤凰寺现场。供图@吴定璋

随着蒙古西征，大批西域人最先加入到蒙古军的阵营，当时就有色目良医阿老丁、乌马儿兄弟。兄弟俩还兼营中药生意，是西域有名的巨商。为了保全家族，他们以巨财资助元军，并成为军医。元朝建立后论功行赏，阿老丁等并不愿做官，只受命担任大师的教职，敕赐在杭州文锦坊南重建真教寺(即今凤凰寺)，封有田产，子孙免役税。到了元末，阿老丁的曾孙名叫丁鹤年，已经拥有一个完完全全的汉人名字了。

丁鹤年一生苦读，成为当时著名诗人。但是祖传的专业他也没丢，年过古稀的丁鹤年带着慈溪医生共同进京，在菜市口开办了鹤年堂药店，成为宁波帮商人在京创业的先驱。鹤年堂比故宫还高龄，今天仍在营业，以滋补药品著名。

掌管鹤年堂三年之后，73岁的丁鹤年选择回到故土杭州为母守孝，一守就是十七年。也许拜西域补药所赐，丁鹤年直至90岁高龄才驾鹤西去。他的医术、孝道和文学造诣感染了当时的杭州人，今天在柳浪闻莺公园内仍能看到得以重修的丁鹤年墓亭。

“此一浊世，沉浮多少君王与天子的头颅；此世的尘埃，与散发着樟脑与龙涎香气味的秀发与红颜相混。”

这是藏在凤凰寺中的一块古碑上的波斯文挽歌。来自西域的香料，施用在东方女子身上，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博得了波斯男子的垂青。波斯男子的爱情最终是怎样的结局我们无从得知，但把这样一段东西方邂逅刻在自己的墓碑上，真是刻骨铭心的爱情，樟脑和龙涎，这两样分属东西方的香料，在杭州一起用珍贵的气味加强了浪漫的回忆。‍

元代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乘船游览西湖时，有乐师和歌手助兴，“他们用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演唱各种歌曲。公子喜欢波斯歌曲。他们唱了一首波斯歌曲，公子要他们反复演唱，以致我都记住了那首歌的歌词。游船相遇时，乘客多用柑橘、柠檬投报。”经过后人研究，这首歌词很可能是波斯大诗人萨迪所写，原词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的：

胸中泛起一片柔情，心中波涛汹涌；祈祷时，壁龛中时时浮现你的面影。

凤凰寺藏的古碑中，有两块也刻着萨迪的诗歌，这表明萨迪可能是最早有作品传入中国的波斯诗人。

浪漫的城市让人流连驻足。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记曰：“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回回富商所居”。来自异域的家庭已经定居杭州，当时在荐桥一带盖起了高楼，也就是今天的清泰街附近，伊本·白图泰曾登上高楼俯瞰花园般的城市街景。‍‍

要说杭州人的甜蜜是西亚人给的，因为生产蔗糖的技术出自阿拉伯人。蔗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最早是由阿拉伯人进行的。元代杨禹的《山居新话》称杭州砂糖局，糖臣皆“主鹘”、“回回富商”，这些西域来的人已经深度参与了杭州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

除了糖，元代的杭州还有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各色物产。高丽靴的式样成了风靡杭城的流行款式；南洋出产的胡椒成了百姓习惯用的调味品，每日消耗达数十担；西域所产葡萄酒、葡萄干也流入杭州市场，丰富的物产，开阔了杭州人的眼界，繁荣了当时的市场，若说全球化，当年就挺让人文化自信的。

老杭州人提起凤凰寺，会想到羊肉串的味道。是的，曾经有家叫做“西北人家”的店，就租用了凤凰寺的门面开设清真餐厅。在一般羊肉串只要几毛钱的年代，“西北人家”就卖一元一串了。贵有贵的道理，一旁撸串的老食客抹抹嘴边的羊油，总会念叨一句“个羊肉咪道是两样的，毕竟是念过经了再杀的羊。”

杭州人喜食羊肉久矣。《梦梁录》中就仔细记录了在临安城里能吃到的羊肉硬菜：鹅排吹羊大骨、蒸软羊、鼎煮羊、羊四软、酒蒸羊、绣吹羊、五味杏酪羊等。细细一看，基本都没有红烧的。清代杭州人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了全羊法有七十二种，但可吃者不过十八九种而已，除了煮羊头、羊羹和羊肚羹等老做法外，还新增了红煨羊肉、炒羊肉丝、烧羊肉等红烧的做法。旅居澳洲的高义泰大小姐高诵芬就在回忆中提到杭州的羊肉，她还看到羊汤饭店只做早市生意，因为杭州人认为羊肉过午不化。

今天的杭州，除了有上羊市街、牛羊司巷等地名外，还依然保留着许多过去北方游牧民族烹食羊肉的习惯。比如喜好白切或清炖，独嗜羊肉本味，这与周边城郊乃至嘉湖地区喜用红烧的烹饪方式截然不同。自小在浣纱路一带长大的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在西北考察少数民族吃到手抓羊肉时，不知道会不会想起童年的滋味呢。

高丽寺最早叫慧因院，位于赤山埠筲箕湾侧，始建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宋代高僧净源大师住持本寺，注释华严经，发扬教义。高丽国王子义天远渡重洋，问道于净源，执弟子礼，受教一年回国。后赠金书华严经三部并出资建造华严阁，还捐赠经费，寺院因这位特殊的三韩弟子而闻名，于是被称为高丽寺。

历史上，高丽寺屡建屡毁，至清末建筑无存。2007年，杭州市政府参照“古高丽寺图”重建寺院建筑，并把它列为湖西36处历史文化景点之一。

我们都知道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在出家前曾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而当时他父亲治下的王国正好进入到比较稳定强盛的阶段。大约15个世纪后，朝鲜半岛在高丽文宗的统治下也进入了太平盛世，文宗的儿子王煦11岁就出家为僧，法号义天。

义天成年后，就屡次申请要去中国学习佛法，遭到了大臣的反对。传闻30岁那年，义天乔装成平民，带上几个侍者悄悄潜出王宫，登上一搜宋朝的商船，赴中国学习佛法。

宋代政府对高丽使者的行动有着比较严肃的规定，有固定的考察路线。义天初到杭州时，先在大中祥符寺落脚进香，并拜高僧净源为师。大中祥符寺在唐代叫龙兴寺，今天在凤起路口，还有龙兴寺唐代经幢一座，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香毕，师徒二人被安排至慧因寺研习《华严经》。

《华严经》中记载，在忉利天王的宫殿里，有一种用宝珠结成的网，一颗颗宝珠的光，互相辉映，一重一重，无有穷尽，这种由宝珠所结成的网，就叫做因陀罗网，也叫做帝网。义天和净源终日探讨经文，肯定聊到过因陀罗网。他代表高丽王室来到中国，学习佛法、兼任外交，交流民族情感，在东亚两大国间，结出了辉煌的因陀罗网。

义天在中国交流学习了14个月，中间克服母亲去世之忧，两度在慧因寺学习。回国后，义天仍时常感念中国的师友，到了他哥哥肃宗在位时，又向慧因寺捐赠《华严经》三部、卢舍那佛、文殊、普贤像，还斥资助修华严经阁和轮藏殿。正是因为与高丽国的密切联系，慧因寺逐渐有了高丽寺的名字，并享有“华严第一山”的美誉。

直到南宋时，高丽人来杭，依然会去高丽寺参拜游历。南高峰佛手岩上，何伯应、潘安叔等高丽人在淳熙年间来杭游玩留下的摩崖题记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

在高丽派人不断来杭时，有一位杭州的父母官对此一直抱有警惕甚至反对的态度，他就是苏轼。而颇为戏剧的是，几百年后，又有人在此立起了苏东坡石像，以为伽蓝。

性格豁达的苏轼其实主要是替皇帝心疼钱。在王安石变法中，苏轼作为保守派，其主张一直是“节流”而非“开源”。他想要劝皇帝省着花钱。作为杭州知州，他在《论高丽进奉状》中提到，因为高丽人的到来，造成钱财浪费、影响农渔，甚至还担心高丽会勾结辽国，对赵宋造成威胁。

虽然从今天回望历史，高丽并没有勾结辽国，苏大学士是多虑了。但皇帝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高丽与北宋的交往并没有更大的发展。幸运的是，高丽寺作为一个中韩交往的见证单位，一直保留着。后来南宋理宗称高丽寺为“御前慧因高丽教寺”，可见在南宋，高丽寺已经升格到皇家寺院的级别了。

被苏轼警惕着的高丽国内部却掀起了持久的苏轼热。他的《水调歌头》和《赤壁赋》都出现了韩国文人的高仿版。在我国的明朝时期，高丽每逢进士考试放榜，人们总会一边清点着一边赞叹，今年又选拔出来三十三个“苏东坡”啦！

1996年2月初，杭州西湖筲箕湾花家山庄施工现场距地表近一米深处出土一尊圆雕石像，石灰岩材质，有专家考证石像的人物正是苏东坡。在明万历年间修的《钱塘县志》中，人们第一次找到慧因寺里存有苏轼护法像的记载。后来经过清代和民国文人的演绎，苏东坡取土赤山、以身护法的故事流传得越来越广。故事说的是苏轼为了疏浚西湖，命人在赤山埠一带取土，破坏了慧因寺的风水。为了补偿寺院，苏轼答应将来自己亲自成为护法神，庇佑寺院佛运昌隆。东坡的故事，从杭州的民间信仰开始走进佛教，连在宋代与苏轼并无太大瓜葛的凤凰山梵天寺到了明代也把他请过来，尊为伽蓝神供奉起来。

今天当我们走进高丽寺后的花家山庄，依然能看到东坡亭中的石像。虽然这尊石像究竟是不是明代人创作的“苏轼”本人尚存争议，但苏轼与高丽有着一段不浅的缘分肯定是不争的事实。从反对者成了护法神，不知道东坡先生在天有灵，会不会苦笑成表情包呢。

秦观在《龙井题名记》中明确提出一条西湖南线的旅游路线：“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惠因涧曾是西湖的水源之一，今天还有名为雅谷的泉水。因为水自石灰岩山体而出，钙含量颇高，因此秦少游选择濯足惠因涧而痛饮龙井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他们作品也受到东亚人的青睐。在高丽，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诗文清话》中，就已经有了好几条关于秦观轶事的记载。

到了元代，高丽寺热闹依旧。书画大家赵孟頫总爱在赤山埠上岸，在古寂融融的慧因寺里久久徘徊，而画家黄公望就是在高丽寺与恩师赵孟頫初次见面的。当时的住持慧福邀请黄公望给寺院画七祖图，黄公望倾尽所学，在前后一月有余时间内，将七祖像精心绘于慧因寺的四壁。

后来黄公望在历经人生诸多坎坷后，决定隐居于寺旁的筲箕泉，专工画事。在众人协助下，他在此结庐筑室，取名“大痴庵”，自己也改号“大痴”，寓意自此一改痴迷官场的心思，专心修道作画。

黄公望的山水作品很早就传播到海外。清代时，高丽画家申紫霞就常多次临摹黄公望的山水和米芾的书法，他曾在自己的作品后面写下“黄不黄、米不米”的评语。

如今步入已经重建的慧因高丽寺，可以看到轮藏殿内巨大的转经塔，每年没有郁金香展的时候，高丽寺可能是杭州最为安静的一处佛教院落。

如果说天竺僧人慧理初到杭州时看到的是他的故乡，那么他的努力把飞来峰变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喜欢并包容亚洲各地远道而来的文明，所以人们命名理公岩、修建理公塔，为的是赞扬他传播文明的行为，怀念他为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你能想象么，西域来的客人把杭州当做自己的家，已经快一千年了。那些挺着高鼻梁、拥有瑰丽瞳孔的外来客，在西子湖畔安家、乐业，最终选择长眠于此。他们把自己家乡的物产和风俗带到大陆的东方，并最后默默地影响了这里的人民。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

天竺传入的佛教，西域运来的物产，杭州并不是终点。日本来的诗僧，高丽来的王子，有求而来，得道而归。杭州文化中贯穿始终的包融与开放，总是能带给全亚洲人民不畏挑战、共迎美好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