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80年代市场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以一种令人惊叹的速度增长。经过生活成本调整后，中国人均GDP增长了十倍。但是现在中国遇到了一些不利因素。消费者信心下降，青年人失业率增高，经济处在通缩边缘。除此之外，过去被认为是经济起飞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口结构，也正在成为未来的一个障碍。

过去4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受抚养的小孩和老人要快，这种特征被理论化解释为提高了居民对GDP平均贡献水平，也被称作国家的“人口红利”。然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欣教授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似乎驳斥了这种被广泛接受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看法。尽管这个时期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激增，但可以就业的比例却并无变化。

尽管官方没有详细公开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但授予了包括孟欣教授在内的一些研究人员访问部分数据的权限。孟欣教授汇总了中国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和1982年到2015年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次审计包括具有人口样本代表性的年龄、工作状况、教育程度和户口信息。

她的分析显示，在1982年到2015年间，中国16到6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从6亿增加到10亿，人口占比从60%增加到73%。

然而同期，劳动力参与率从85%降到70%多点，下降主要来自城市户口的人。不像农村户口，城市居民有法定退休年龄，男性65岁，女性55岁。另外，义务教育和大学扩招使得25岁以下的年轻人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由于儿童生育成本的增加，处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劳动力参与率也下降了。

这导致的结果是，1982年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徘徊在50%左右，总体大致稳定。

这样看起来，劳动力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更好地解释了中国人均GDP的显著增长。从1982年到2015年间，城市中上大学的人口比例增加了10倍达到38%。在农村地区，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比例增加超过一倍达到近60%。通过让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更具生产性的工作，城市化或许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去年，中国人口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收缩。而过去十多年来，劳动力年龄人口一直在下降。这种趋势加剧了人们对这个国家“未富先老”的担忧。

但是对于国家而言，如果人口结构的变化不是中国过去人均GDP增长的关键驱动力，那么它也不会造成中国未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个结论也暗示了，中国有其它的杠杆抵消劳动力减少的影响。比如，提高退休年龄；比如，中国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是64%，低于发达国家，这里面仍有很多的增长空间；比如，如果官方愿意的话，考虑移民也可以增加劳动力。当然，所有这些杠杆能否摆脱中国经济放缓的趋势，仍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答案的问题。

(The Econom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