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身底层的农村娃，挣扎却幸运的四十年|三杰|开心|快乐|疯狂|陈宇

2023年的9月即将离去，而我，也将40岁了。

自从2019年开始写公众号以来，每到9月，我都会写一篇自述文章，作为生日的纪念。40岁是人生的大生日，自然更要好好地写一下。

孔子说“四十不惑”。我离孔子的境界差得太远，到40岁了，还是满脑子困惑。写这篇文章，也算是对过去好好地做一个梳理，看看能否更好地认清自己是怎样的人，要走怎样的路。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我的过去，那就是：一个出身底层的农村娃，挣扎却幸运的四十年。

在刚刚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经历了飞速的发展，给了很多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因此，我这样出身于中国贫困农村的底层孩子，也有幸能够走出大山，见识广阔的世界，拥有自己的精彩人生。

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必然会逐渐走向阶层固化。

君不见，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还有多少比例的孩子，是从农村考上来的？君不见，一个没有背景的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还有多少机会，能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买上一套房子？君不见，有几个农村出来的打工仔，能给自己的孩子弄到一个城市重点学校的优质学位？

一个令人无比遗憾、无比痛心的事实是：底层向上跃迁的通道，有可能正在快速关闭。像我们80后这一代这样，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为人，加上一点点运气，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少。

因此，这篇文章，既是何加盐一个人的历史，又何尝不是中国一个时代的印迹。

希望它能引起七零后、八零后的共鸣，并给九零后、零零后一些启发。

1983年9月，我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的一个小山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这里应该就是世界的尽头。因为我们村子后面，就是连绵的高山、茂密的丛林、峻峭的悬崖，除了野猪和飞鸟，再无人烟。

我们家族第一个在此定居的是我爷爷的爷爷，他身材不高，因此给我们留下了“矮子屋堂”这个雅号。好在繁衍了三四代之后，他的后代身高倒也长了起来，到我这一辈基本上都是一米七几的后生家。但“矮子屋堂”这个地名还一直跟随着我们，在各种官方文件上，我们的正式地名叫做“矮子组”。

在我爷爷这一支，不幸又多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头发掉得早，三十五岁之后，就开始稀稀疏疏了。据老人讲，当地有个哑巴木匠，每次和人沟通时，只要伸出手掌，往脑袋上一抹，从额头直抹到后脑勺，别人就知道，那是在说我爷爷。后来，我爸和我，也光荣地继承了这一特点。

爷爷读过一点书。虽然他在我两岁的时候就不幸去世了，以至于我对他毫无印象，但我在老屋的墙上，看到过爷爷写的诗，第一句是“兄去无音讯”，后面的忘记了。奶奶年轻时没读过书，后来托共产党的福，在扫盲班识了字，入了党，当过村里的妇女主任，因此，在村里也是一个有点地位，能上得台面的人。

由于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在外面打工，所以有那么几年，我和妹妹都是跟着奶奶长大。奶奶对我的性格形成，影响非常大。她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能坚强、乐观面对，对待困难，总是以最积极的态度去争取解决。如果说后来我的性格里有一份坚强、乐观，我面对困难、考虑问题，永远都是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部分可能来自于她。

爷爷奶奶生下了四女一儿共五个孩子。以贫下中农的家底，拉扯这些孩子可不容易。但爷爷奶奶悉心教导，拼命努力，帮助我的四个姑姑，都脱离了大山，走到了镇上，甚至市里。

唯一混得差一点的是我爸爸，他在部队上当了几年汽车兵，退伍后以开车为生，本来这算是比其他的农村青年抓了一把更好的人生牌，但可惜他的性格太过沉默寡言，用乡里土话叫做“闷脑古”，用现代语言叫做“极度社恐”，用更时尚的话说叫“极品i人”，因此虽然在80年代初就会开车，却一直没有好的工作机会。好不容易找到能开车的活计，又往往被老板压榨、同事欺负，以至于他总是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工钱。

他常常要一个人开着大货车，奔波几天几夜，从湖南送货到贵州、云南、浙江、福建等地，很多次遭遇车匪路霸、刹车失灵、大雪封山等事故。最惨的一次，被大雪封在贵州的大山里，忍饥挨饿几天几夜，几乎死在那里。后来是老百姓送了一些馒头上山，把他（以及其他被困的司机、乘客）救了下来。即便这么劳累危险，他却总是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有很多血汗工资，哪怕到二三十年后的现在，都还没能要回来。

妈妈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她是外婆家的长女，后面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本来在学校读书成绩很好，但是上到四年级时，由于家里实在太穷，她不得不辍学回家干农活，以养活总是吃不饱饭的弟弟妹妹。老师来家里很多次，希望她能继续读书，但从小就不忍父母劳累、心疼弟弟妹妹挨饿的她，最终还是为了几个工分，而放弃了自己的未来。

嫁到何家后，妈妈和爸爸非常恩爱，很少有很多农村家庭那种夫妻吵架吵得鸡飞狗跳的时候，相反，妈妈总是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体贴、照顾爸爸。她几乎从来都没有让爸爸干过家务活，爸爸只管开好车，干好农活就行，其他的不管是煮饭、扫地、洗碗还是喂猪，都是妈妈心甘情愿地一力承担，甚至连洗脚水都会端到爸爸跟前。

可惜的是，由于生活所迫，他们总是聚少离多。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在外地开车，奶奶有几年住在姑姑家，妈妈带着我和妹妹生活，里里外外所有的农活、家务活，都是她一人承担。她用瘦弱的身体去砍柴、种田、担谷子，和成年男子干一样重的活，由于干活太拼命，结果让身体落下了病根，常年怕冷、睡不好、腰疼。

那时候通讯不方便，没有电话，写信也总不能准时到达。爸爸常常是过年都不能回来，每逢快过年了的时候，妈妈总是会带着我和妹妹到村口的小路上去张望，看爸爸有没有回来，一直要到除夕的夜幕降临，已经看不见远方的人影，才会怀着失落回来，强颜欢笑着带领我和妹妹准备祭祖的酒食香火。

记得有一年的春节，我和妈妈去走亲戚，坐在乡村的私人小巴上，妈妈突然喊着让司机停车，说她看到刚刚过去的一辆客车上，有个人似乎是我爸爸。她跑下去追了很久很久，但最后发现并不是。

由于爸爸开车的工钱有时不能及时回来，所以我们有段日子过得特别艰苦。我记得有几年我上学是不买笔的，只买圆珠笔芯，妈妈上山砍一根食指粗的竹子，削一个竹筒，把笔芯放进去，用一些碎布塞紧，就是我的笔了。学校要买辞典，我们也没钱买，我用的辞典是妈妈一笔一笔手抄出来的。

后来生活实在是难以为继了，妈妈只好也外出打工。先是在广东的玩具厂坐流水线，后来跟着爸爸一起跑车，再后来是在饭店里刷完洗菜搞卫生……于是，她和她最爱的儿子、女儿，只能几年才见一次面（为了省路费和赚加班费，过年肯定是不会回来的，再说也抢不到火车票），平时只有通过写信才能慰藉相思之情。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长大。有离开父母的隐痛，有贫穷留下的自卑，但从未缺少过温情与爱，不管是跟着妈妈，还是跟着奶奶，我们总能得到最好的关怀与照顾，包括从姑姑姑父、姨妈姨父、外公外婆舅舅那里得到的真诚的温暖。这些爱与关怀，让我拥有了一颗柔软的、热爱亲人、热爱世间的一切的心，以及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好人的强烈认知。

我完整地继承了爸爸的最大特征——沉默。甚至我的沉默比爸爸更甚。我小的时候，大人们甚至一度怀疑，我是不是个傻子。当我还是小婴儿时，去走亲戚都不会哭闹，以至于左邻右舍好几天都不会知道我去了。长大一点，每当要当众表演，要和陌生人说话时，我更是会缩在奶奶的身后，紧紧抓住她的衣角，眼角噙着泪水，身体抖得像一片秋风中的树叶。如果路上碰到亲戚、邻居，我会宁愿绕行三里路，以便避免和他打招呼。

也许是因为说话少了，就有时间和心情观察和思考世界，很幸运地，上小学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成绩还不错，能保持在班级的前几名，虽然也有那么一两年没能评上三好学生，但总体而言，糊在我家墙上的奖状，已经多得足以让奶奶和爸妈感到骄傲。

在六年级时，我甚至在一次数学竞赛中，还拿到过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竞赛的满分。我的数学老师陈妙丛老师，认为遇到了天才，兴奋得抛开了教科书，有好几个星期只讲竞赛题。他的课堂变成了只是为我一个人而设，其他同学都成了陪衬。但我那时候并未领悟到这一点，还傻乎乎地趁陈老师讲课的时候，偷偷在桌洞里看看课外书。

陈老师本来目光就只集中在我一人身上，我的所有小动作自然都逃不过。当他走过来，从桌洞里拿出那本《童话大王》时，脸上瞬间写满了失望。而我，最懊恼的不是让老师失望了，反而是借了同学的书，被老师没收，没法交代。若干年后回想，我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

陈老师的期待，终究是错付了。到镇上的复试，我没能再继续初试的辉煌，最终也只得了个三等奖。

我在上小学时就是一个“异类”。不是说学习好，而是行事跟别的小孩不一样。记得四年级时，学校发的教材里有一本青少年励志的书，大多数孩子可能看完就丢开了，甚至可能都不看。而我不仅仔仔细细看了很多遍，甚至还在书的扉页上写着：“每天必须看此书三遍”。我表哥当时读初中，他看到这行字，又翻了翻书，非常不解地问我：“这本书有什么好，为什么要每天看三遍？”我回答不出来，但是还是觉得那本书好。

初中时，偶尔读到因救火而牺牲的小英雄赖宁的故事，深受震撼，有好几天都心潮澎湃，忍不住给班上几个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写了小纸条，告诉大家放学后别走，我要组织大家成立一个“学宁会”。同学们还真的没走，但是等人聚齐后，我却连话都说不出来，不知道让大家干啥好，最后不了了之。

初二时发生了一件对当时的我来说难以承受的“大事”。当时，我认为我们生物老师教书教得不好，和同学聊天时不经意说了一句“某某老师教不得书，教得太差了”。结果被同学告密，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恶狠狠地道：“你是不是跟人说我教不得书？”

我完全没想到课间的闲谈会被同学告密，又怕老师怕得要死，整个人都蒙了，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后来不知道怎么离开的办公室，只记得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沮丧，觉得我以后完蛋了。

从那天起，我很害怕再遇到那位老师，甚至连去学校都觉得成了一个负担。我觉得在这个学校完全待不下去了。于是在那一学期读完后，我就鼓起勇气找了姑父，转到镇上的中学去借读了。

姑父是镇上中学的老师，在小时候的我看来，他是很严厉的一位长辈，是胆小的我害怕打交道的那一类人。但当时我为了逃离原来的学校，还是硬着头皮和姑父说了。姑父一下子就答应了，在yib旁观了整个过程的表妹说：“没想到哥哥还有这个胆量”。表妹知道我的性格，按正常而言，我是绝对不敢跟姑父提那个要求的。

后来我就在姑姑姑父家度过了初三的岁月。那个年纪的孩子，其实是非常敏感的，而我又是更是性格特别敏感的人。寄住在亲戚家，哪怕是关系如此亲密的亲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盛饭、夹菜，我总是会小心翼翼地看大人的脸色，如果看到饭菜快吃完了，我就会放下碗筷，说我吃饱了。但姑姑姑父待我如同亲生，所以寄住的那一年，我还是过得很愉快，很惬意的。

在镇上读书，由于没有了熟悉的小伙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每天晚上都是关在房间做作业，学累了就做俯卧撑、蹲马步。认真学习的效果很快就体现出来。镇中的毕业班每个月都会月考，给全年级所有人排名。我从第一次考试到最后一次考试，都是第一名。那是我求学生涯的最高光时刻，后来就再也没有过了。

高中到了县城，我充分体会到《伤仲永》里面说的“泯然众人矣”是什么意思。学习成绩虽不是一落千丈，但再也没有得过第一名，大部分时候都在中游晃荡。

到了高中，我突然感到非常孤独，特别想要和朋友在一起。每逢周末，总是和玩得好的同学出去玩，打桌球、泡网吧、溜旱冰、去河里游野泳等等。

更主要的心思，是放在如何获得女同学的喜欢上面。那时鼓起勇气给女孩写过情书，但是很不幸被拒绝。我只好换个目标，继续写情书，然后再被拒绝。后来我就在班上荣获“花花公子”的称号，这个称号甚至传到了外班。

当时也是我最自卑的时候。没有一个女孩喜欢我。我总觉得自己笨嘴笨舌，社会交往能力差，打篮球、踢足球无一擅长，家里又穷，学习还不好。这种自卑表现出来，又是过度的自尊、自傲，非常容易受伤。

当时自傲到，明明上课没听懂的问题，下课不会做的题目，却从来不会去问同学，因为怕显得自己笨。更不敢去问老师，因为内向、害羞，不敢跟老师说话。结果，有一些数学、物理的题目，明明十分简单，只要有人稍微点拨一下就会的，但我却到高考时都没有搞明白。

奇怪的是，一直到高考之前，我都坚定地认为，我一定能考好，唯一需要考虑的，只不过是清华好还是北大好。甚至，高三上学期有考上了某名牌大学的师姐来分享学习经验，我都不屑一顾，觉得考个一般的名牌而已，又不是清华北大，有什么经验可学的。

在高三学习本应最紧张的时候，我没有闷头学习，而是还把心思放在写情书，看课外书上面。晚自习，别人都在刷题，我却在看《在清华等你》《在北大等你》《新概念获奖作文选》等事后看来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书。

高考结束时，我考得不算好也不算差，惊险地过了重点线。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梦想，本来应该去复读一年，争取考个清华北大，但是当时的我对高三一年的生活已经心有余悸，更是害怕别人说“你看何某某没考上大学，要去复读”。于是勉强接受了最终录取的学校——青岛海洋大学。

平心而论，根据我高中的努力程度及高考的成绩，我能够被海大录取，其实是高攀了。班上那些山东的同学，个个高考成绩都比我高好几十分。只是因为那时母校在湖南没什么名气，录取分数线只超过重点线几分，被我捡了漏。但当时的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是认为自己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被迫流落到海大去了，而且录取的还是一个没用的旅游管理专业。

那是我第一次去大城市。从我家到青岛，要走五天，是这么分配的：第一天，从山里出发到镇上，住在二姑家；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要去赶早班车，从镇上坐到市里，转公交到市郊，住在四姑家；第三天，从市郊再到市里，坐火车到武昌，在武昌的网吧或桥洞随便凑合一晚；第四天上午，从武昌坐火车27个小时到青岛；第五天下午，到达学校。那时候火车票很难买，大部分时候，我买到的都是无座票，27小时被挤在绿皮车上，摇摇晃晃到青岛。

大学生活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我刚入学不久，就学会了逃课，刚开始还是偶尔逃一节两节，后来干脆对很多课，一学期也就去上个一节两节。结果，陆续有几门课都挂了科，不仅十分丢人，还要花费五十块钱一个学分去重修和补考——那时正是爸爸拿不到工钱的艰难时节，妈妈每天打工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也才几百块钱。一门课4个或6个学分，挂一科就是200-300块钱，这不仅是尊严的痛，更是深入骨髓的灵魂的痛。

好在大三时，我学会了从班上老考第一的漂亮女孩那里抄笔记，之后很多课都是一学期不上课，最后把笔记抄一遍就上考场，竟然都顺利过了——虽然成绩以六七十分的居多。

逃课的日子，刚开始最主要是用来看书，后来是用来上BBS，用来参加社团活动，再后来终于可以用来谈恋爱。

那时，我每次都是一次性从图书馆借十本书，看完再换十本。看了这辈子最多的书。也没有什么刻意选择，尼采康德也看，金庸琼瑶也看，地摊文学也看。看书的间隙就到图书馆的信息阅览室，上学校的BBS去灌水，在思想版和文学版都灌成了版主。

晚上没事，我就到对门宿舍去高谈阔论。对门宿舍有一胖子，一瘦子。胖子生就一副老干部的模样，在男女之间的事情上成熟得比较晚，总是被我们嘲笑，但是为人处世又极其成熟稳重，靠谱又讲义气，谁和他交往过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好兄弟。

瘦子是个文艺青年，总是在青岛冬日的寒风里，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顶着十个月没剪、两个星期没洗的长发，飘然而过，傲气得很。

我和瘦子总爱在一起聊“高雅”文学，他讲《白鹿原》，我讲《上山·上山·爱》，讲得大家都两眼放光，气息变粗，咕嘟咕嘟咽口水。大家最喜欢的诗都是张宗昌和韩复榘的“远看泰山黑乎乎”和“大明湖里有蛤蟆”之类，自命为“韩派诗人”。

我们仨凑到一起，觉得很投缘，我还特别诌了两句诗：“莫道胶东无一士，须知海大有三杰”。那时还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若干年后，“三杰”将会变成“三傻”，一起扶持着度过三个男人中年之后的人生。

从大二开始，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加入了学生社团。我曾报过学生会等热门社团，因为条件不够而进不去，好不容易报上名的，也由于面试时的糟糕表现而被刷。后来是报了一个不那么热的社团——海鸥剧社的秘书处。

当时报剧社都是报演员部、导演部，秘书处没人报，所以被我混进去了。但实际上进去之后，选演员并不看部门，而看谁更更适合。我的内向气质和傻乎乎的书生气，正好符合《东京的月亮》的主角的形象，结果就成了当年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剧的男主角，由于角色名叫“张春”，所以他们都称呼我为“一个叫春的同志”。我也顺理成章成为剧社的核心圈成员之一。后来，大学时除了“三杰”之外最主要的社交都是和剧社的人在一起，一起玩得最多的朋友也都是剧社的。

第二个变化是谈了一个恋爱。高中时追女孩，结果除了一堆好人卡之外，其他的一无所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大一，我继续写情书，继续被拒绝。班上女同学对我的普遍印象也是“渣男”，虽然我一次正经恋爱都没有谈过。

那时我认为最贴合我的一首歌，是陈小春的一首《没那种命》，我深深感到，在爱情的世界里，“我没那种命，轮也不会轮到我”。那时总觉得世界一片灰暗，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情绪低落到极点，觉得人生好没意思。

但常言道，网撒得多了，总会有不长眼的鱼。大二的时候，我终于“骗”到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师妹，算是谈起了恋爱。

年轻时的恋情，总以为是轰轰烈烈，天长地久，但实际上只谈了两年就无疾而终。因为师妹读的是“2+2”国际项目，出国留学了，她认为按照我们家的穷以及我成绩的差劲，我这辈子是出不了国的，也就跟她永远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了，于是很自然地分了手。

分手的时候正是大四上学期，我那时已经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决定考浙江大学的研究生。而对从未经历过分手的年轻人来说，分手的感觉无异于是世界末日。当时所有的心思全被这件事情给占去了，每天光和灰暗的情绪斗争，就已经耗费了所有的心力，学习根本学不进去。最后果然考得一塌糊涂。

还有一件对我后来的人生也特别重要的事情，是大三开始的“经济自立”的尝试。我们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实习时，可以选择去海尔博物馆当讲解员、去黄海饭店铺床、去海天大酒店端盘子，也可以去旅行社当导游。大部分同学都是选了其他的，只有极少数几个选了导游。我就选了导游。

对于内向的我来说，做导游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一次接团时，我紧张得头天晚上都睡不着。几天的带团，由于道路不熟悉，时间安排不合理，出了很多状况。但好在我怀着极度的真诚和责任去对待客人，所以大家相处还不错，客人并没有怪我，反而在分别时还依依不舍。

后来陆陆续续接了很多团。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赚到钱，而且是对学生而言相当不错的钱。每带一次团，既有每天的带团补贴，又有加自费景点和购物点的提成，少则赚个四五百块钱，多则一千多块钱，一个月带六七次，就有三四千块钱了。我的人生第一次过上了宽裕的日子。

但问题是，我内心里对带团还是非常抵触。与一波又一波陌生人的交往，对我的心力是极大的消耗。更难的是去购物店拿购物回扣的时候，总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而且赚的回扣钱要和司机、全陪分，每次总免不了要讨价还价，甚至要吵起来，这让从来都不愿与人有矛盾的我心力交瘁。

后来，上团对我来说，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上刑。我紧张到生理上都出了问题，脖子那里总是感觉堵得慌，嘴角也抑制不住地抽动。有一次，正要去接团，接到电话说那个团取消了，当时我的感觉，似乎一下子从地狱到了天堂，由这件事我知道，我实在是对带团恐惧、厌烦到了极致。

到大四考研失败，去找工作时，我首先就把当导游排除在外。在青岛，我找来找去，竟然找不到一个工作，连月薪一千五的工作都找不到，只好到珠海去投奔表哥。

表哥在珠海也只是打工而已，我去了，除了能和他挤一张床，有个安身的地方外，工作上他也帮不上忙。我找了一个多月，能找到的只有电话销售这样的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待了一个星期后，由于每次要打销售电话我的手都要发抖，也没有能够达成任何业绩，我只好灰溜溜地不告而别。

我继续疯狂地投简历，但唯一对我表示兴趣的，只有来自广东肇庆、江门的一些公司的电话。刚开始我还非常兴奋，但同学告诉我，这些都是传销。于是我刚刚热起来的心，又被一盆冷水浇灭。

毕业前夕，我已经心灰意冷，放弃了找工作，就等着拿毕业证。当时每天晚上在校门口的马路边吃两毛钱一串的烧烤，喝两块钱一袋的崂山啤酒，哀叹着自己的人生。

有一天，我一如既往地苦着脸在那里絮絮叨叨，剧社一起演戏的关系最好的朋友陈宇看不下去了，直接把一袋冰啤酒泼在我脸上，说：“我最烦你这个样子，牢骚满腹，没有出息”。

我被冰凉的啤酒泼醒了。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于是就决定为自己未来的人生，选定一条道路。

这时我才发现，除了再次考研，或者去当导游，我已经没有任何别的路好走。在这二者之间，毫无疑问，我没有犹豫地选择了再次考研。

我用最后的一点钱，在校门口租了一间平房，月租280元。陈宇和我一起住，我住大间大床，他住在隔壁摆了一张80厘米宽小床的洗漱间里。陈宇说房租平摊，我也没有感到有任何不妥，就平摊了。后来，他找了一份房地产公司的工作，单位有宿舍，就搬出去了。我另一个同学搬了进来，我也顺理成章地收他每个月140元的房租分摊费。

当时的我，竟然没有觉得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一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想到，按照我俩住的房间的不同，房租应该我多负担一点的——但我当初心里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概念。

不论从物质还是精神层面来讲，那三个月应该都是我人生中最困难、最苦闷的时候。前途没有一丝一毫的亮光，没有工作，没有钱，房间里只有一床、一桌、一椅。床垫不知道是房东从哪个垃圾堆捡回来的，散发着霉臭味，而且中间的弹簧都坏了，一躺上去就往下陷。

青岛海边的湿气重，平房四面透风，和室外几乎没什么区别，被子床单总是潮乎乎的。后来，我把同学们毕业不要了的被子全部抱回来，钉在四面的墙和窗户上，才挡住冬天的海风。也因此，整个房子变得一片黑暗，关灯之后什么也看不见。我每天昏天暗地地学习，已经分不清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冬天的寒风凛冽，平房没有暖气，已经四年没有得过的冻疮，又爬上了我的耳朵、手背和脚跟。

因为没钱，所以吃饭都要省着吃。一天大概也就花几块钱。那时吃得最多的是青岛钙奶饼干泡牛奶，如果没有牛奶就泡开水。到周末，朋友、同学就会过来找我，买些方便面、鸡蛋、小青菜，用电饭锅一煮，香气氤满了整个屋子，我狼吞虎咽地吸着面条，如同置身天堂。有时也去胖子或陈宇那里，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忙活饭菜，晚上挤在一个床上安然入睡。

不知为何，有一天，我突然兴起一念，觉得人生境遇，全由自己心造。你心里想的，嘴里说的，眼里看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于是，我拿了一张大白纸，把我认为美好的词语都写在上面，例如希望、梦想、美、浙大、成功、朋友、友情、开心、快乐等等。我把这张纸贴在书桌旁的墙上，每次学习累了，就抬头看一眼，读一读上面的字。我还决定，以后说话不用负面词汇，要用正面词汇，例如，绝对不说“我不想生病”，要说“我一定要健康”；绝对不说“失败了”，要说“正走在通往成功的路上”；绝对不说“我又困又累”，要说“我要美美地睡上一觉”。

也许是这种正念正行在冥冥中真的起了作用，渐渐地，我的生活似乎开始起了变化。痛苦的心境，正在慢慢平复；每次自己给自己搞的模拟考试，成绩在稳步提高。更重要的是，爱情又来到了我的生命中。而且，这回是一辈子的爱情。

在常来看我的同学里，有一个就是我在每次考试前都要抄她笔记的女孩。大一时我曾经向她表示过好感，但是没有追求成功，毕竟那时的我，没有任何可以引起女同学好感的地方，唯一拥有的就是“渣男”的恶名，是全班女同学避之犹恐不及的。

随着大学四年，同学们也慢慢地熟了，发现我除了穷一点、傲一点、学习成绩差一点之外，似乎在性格和品德上也并没有那么不堪，于是女同学们也和我有了一些来往，甚至可以说有了一些友情。总是考第一名的女孩，就是其中一位。

女孩当时已经免试保送了本系的研究生，不用考试，也不用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宽裕。那时同学们刚毕业，聚会很多。我在胖子那的时候，她也经常过来。每当她在的时候，吃完饭她就会去刷碗，我看着她洁白的手泡在油污和洗洁精里，觉得心疼，就抢着去刷，说道：“女孩的手就不应该干这个活。你去看电视吧。”她争不过我，就站在旁边看我刷碗，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有一次，她问到我关于女朋友的事情，触动了我的哀思，我就把从恋爱到分手的整个过程，唠唠叨叨都跟她倾诉了一遍，直聊到其他同学都已睡着，我俩坐在阳台又聊，说到动情处，我为自己的不幸而迎风洒泪，她也因为同情而对月长吁，不知不觉，天都亮了。

那一次深聊之后，我们的关系就比较近了，她也到我住的地方去看我。她的性格特别善良，见不得人受苦，到我那间四面透风的房子看了后，眼睛都湿润了。后来就常常过来给我送点吃的，聊会儿天。

渐渐地我发现，每到星期五，我就开始盼望周六的到来，因为周六她有可能会来。到了周六我就会寝食难安，翘首以盼，一大早就站到大门口张望。如果她来了，我就喜出望外，欢呼雀跃；没来，我就落落寡欢，食不甘味。贴在墙上的那张“美好事物”纸，她的名字已经写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我常常发现，明明上一秒钟我还在认认真真地刷着考研试题，下一秒钟怎么就开始对着那个名字傻笑起来。

在一个辗转反侧的夜里，我猛然意识到，我的生命中已经不能没有她。如果缺少了她，我肯定无法安然地度过当前最艰难的岁月，也必然无法幸福地度过我的一生。

但是，此时此刻，我没有任何追求她的资格。22岁的我，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没有积蓄，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未来；虽然在考研，但我大学四年的成绩大家都很清楚，我就是一个老挂科的、成绩倒数的、扶不起来的烂学生——上一次考研只考了303分就是明证；我的长相也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当时剃了一个光头，由于头型不规整，看着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秃瓢，瘦得几乎没肉的苍白的脸上，在青岛冬日的寒风里，满是皴裂的死皮；甚至在品德方面，我都一无可取，在女同学们看来，我只不过是一个四处撒网的花心渣男罢了……

对现实的认知，让我痛苦得无以复加。别说继续学习了，就连正常的生活，我都没法维持下去，每天都处于严重自我否定、严重自我怀疑的状态。我强迫自己坐下来看书，但是不管怎么拼命克制自己，就是一句话也记不住，以为看完了一页，但回过头一看，又似乎从未看过。

最终我决定，不要再自己折磨自己了，就让命运来宣判吧。我给女孩写了一封信，信里既没有夸耀自己有什么（因为本来就没有），也没有任何美妙的承诺（反正说出来也不可信），只是诚诚实实地把我当下的困境和心情告诉了她，请求她给与这个可怜的生命一些怜惜和救赎。

令我欣喜若狂的是，女孩答应了。她说她接受我的爱，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愿意和我一起面对这些困难，一起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4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后来又成为我两个孩子的母亲，今年底，在相恋18年之后，我们将一起迎来第三个孩子。

从2005年的11月5日起，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篇章。我以前并不相信什么“八字相合”“旺夫运”之类的说法，但现实就是，自从我和糖豆在一起之后，一切似乎都变得无比顺利起来。

这一年的考研，我考了409分的好成绩，顺利地录取为浙江大学西方经济学系的公费研究生。

当时浙大的硕士是两年制，两年的日子过得很快，除了异地恋比较痛苦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好。

我的导师张旭昆先生见我家虽贫穷，但人却很上进，就很照顾我，不管是学术课题还是课外调研，都给了我很多机会。读研第一年，我就参与了一个国家级的重大研究课题，从立项申请到最后十几万字的研究成果，都是我主笔完成，并且在核心期刊发表了四篇论文。

本来，按照我的研究能力，应该是继续读博，走学术道路的。刚读研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经济学学到中级以上，就完全变成了数学，让智商不高的我感到非常吃力，什么蒙特卡洛算法、贝叶斯均衡、多重动态博弈，我完全听不懂，这让我觉得我肯定成不了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家庭经济的压力，尽快给糖豆一个家的期望，再加上杭州商业氛围的熏陶，让我很快就决定不再读博，而是尽早出来工作。

浙大经济学硕士的招牌，在就业市场上还是很好使的；杭州的机会，也比青岛多很多。从研二实习的时候开始，我就明显感觉到，拿offer比在海大本科毕业时要容易太多。

除了做课题之外，我主要是在浙江长兴县的电视台实习，做了几个月的经济记者。当时台里有一个重大项目，叫做“加快科学发展看先进”，是一个多集的系列节目，要去江阴、义乌等地调研采访。我全程参与了整个节目，从片头词到片尾词，到节目中的一些采访，解说词的撰写，都是我来完成。

实习结束时，台领导表示希望我毕业后能到台里去工作。当时糖豆也正在找工作（海大硕士是三年制，所以虽然我比她多考了一年，但毕业是同一年），我鼓起勇气向台长提出，能不能把她的工作也一起解决了。后来台里解决不了，我就没有去。

在浙大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参加一个名为“未来企业家俱乐部”的社团。那是浙大最好的社团之一，招纳门槛很高，笔试面试好几轮，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混进去了。由于读研期间和同班、同系的同学交往较少，更多的反而是一天到晚混社团，所以关系最好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未企的，毕业十几年后还密切来往的浙大校友，也以未企的同学居多。

本科毕业的时候，我连一个一千五百块的工作都找不到，但到研究生毕业时，我的简历已经足以让我进入很多很好的公司了。虽然麦肯锡这种当时我们认为最顶级的公司，我连简历关都过不了，但是宝洁、百度这样的热门企业，也还是给了我面试的机会，可惜最终都功亏一篑。奇怪的是，当时浙大的同学普遍都看不上同处一个城市的阿里，去阿里的反而不多。

我最后是运气不错，考上了公务员，于是就放弃了其他几个不痛不痒的offer，到广东当了公务员。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插曲。我的工作先确定下来，单位安排我先到上海办事处工作几年，于是糖豆就到上海去找工作，在上海一所高校谋到了一份教职，不仅有编制，还落了上海户口。但后来，因为我在上海办事处只工作了不到一年，就被调回广州了，糖豆就放弃了上海的工作，随我到了广州。

当时，他们学校的同事和领导都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傻，为了爱情而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但糖豆却反而对他们的反应觉得不可思议，在她看来，这不是很自然的选择吗？

在糖豆离开上海前的那个月，我们专门去松江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我的工作与读研时所学的专业密切相关，就是研究西方的经济形势与政策，供我们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做参考。或许是我在收集信息、看懂信息、提炼信息、输出信息方面，有那么一点点天分，我写的报告常常受到表扬，后来有幸参与到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给国家制定某些政策提供过一些有用的参考。如果说那些年中国经济在快速、稳健地发展，那么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也曾经做出过小小的贡献。也因此，我还曾被推荐为国家五一劳动奖章的候选人。

但业务干得好，不代表没有烦恼。我在如何理解和处理体制内的社会关系方面，几乎是一个白痴，那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格局，那些本应注意的礼节、潜规则，我是完全不懂的。

在成熟的体制内人员看来，我算是一个怪异的“奇葩”，既拥有别人一眼可以看穿的天真幼稚，又带着别人完全无法理解的鲁直憨傻，也因此闹过不少笑话，造成过不少尴尬。好在我遇到了很好的领导、同事，他们对我很包容，一直帮助我、教导我、爱护我，为我撑起一片纯洁清澈的小天地，让我能够安安心心、不受干扰地干好工作，不必面对尘世间的种种复杂。

我以为我会在体制内一直待下去，直到退休。甚至还写了一首小诗，告诉自己说：“……穷经治史堪为乐，击柝抱关可代耕。珠水当成沂水浴，云山看作南山登……”

但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哪怕愚钝如我，也渐渐明白了我和公务员这个职业其实格格不入。我很多时候说的话，做的事，当时浑然不知其不妥，但是过很久想起来，或者经人提醒，才知道，哦，原来有些话不能说，有些话不能做的。但是下一次，依然还是不明白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该说什么话。我总不能一直靠着领导、同事的宽容和爱护，在这里混一辈子。

而且，我的天性中有一种不喜欢被拘束的强烈冲动，体制内的种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束缚，也许对一个成熟的干部来说，是很自然就能适应的，他们最终可以如鱼得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但对天真愚鲁的我来说，就是永远无法学会，永远无法适应的。我在体制内，就如同飞鸟在水中，压抑和痛苦在一天一天地增长。终于在十年之后，我下定决心离开。

我的离职在单位和同学、朋友、亲戚中，激起非常大的反响。大家都无法相信，居然有人公务员干得好好的，却要放弃铁饭碗，在可怕的社会上折腾。很多人断定，何加盐这种傻子，离开体制，肯定寸步难行，很快就会因为失败而悔断肠子的。

只有糖豆坚决支持我，她说，如果你在体制内干得不开心，那就出来吧，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和人品，到哪里都会干得好的。

离开体制虽然是已经命定的，但选在那个时候走，也是因为一个契机。当时有一位咨询行业的长辈，他有很好的客户资源，需要有顾问团队去落地项目，但他手头恰好缺少可用的、可完全信任的人，而他认为我的能力足以做咨询，我的人品值得被信任，所以就力邀我来做这件事。

对当时的我来说，要做咨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本质上，我要做的事情是：告诉我服务的那些企业家们，你的公司战略应该怎么调整，你的组织结构应该怎么设计，你的内部管理应该怎么做，你的人才应该怎么激励。而这些企业家，本身就是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把企业做到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百亿、千亿规模的（后来我服务的企业家里面，有一位曾上过福布斯富豪榜），要让他们认可我这样一个小年轻说的话，接受我提出的改革方案，并不是容易的事。

更何况，我本来就非常内向，不擅长于社交。做咨询，就意味着我要跟陌生人大量接触，要经常在大会上、甚至是讲台上讲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所以我也曾怀疑我能不能做好咨询这个事情。

但我想，人要不要做一件事，不能看事情难不难，自己喜欢不喜欢，而要看这件事该不该做。如果是该做的事，哪怕再难，再不喜欢，也要顶上去，想尽办法把它做好。在那时候，我认为咨询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就鼓起万分勇气，硬是顶上去了。

那段时间，我既要钻研商业运作、企业管理、战略咨询相关的知识，又要去成立公司，招聘人员，还要跟着长辈去开拓项目；拿下项目后又要准备项目启动的各项工作，研究企业的资料以及行业的情况，制作项目宣讲PPT；要组织召开项目启动会，还要抽空对着镜子练习自己在启动会上的宣讲发言……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却丝毫不感觉累，凭着疯狂的激情和不要命的努力，终于，这些事情我都顺利地完成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登台宣讲项目时，我的腿在不停地颤抖，衬衣完全被汗水湿透，但一个月之后，我就可以挥洒自如地对着某大型上市公司的上百位高管和中层干部即席发言，掌控全场；第一次面对那些大老板时，我还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只能诚惶诚恐地当个学生，被他们叫做“小何”，但两个月之后，我已经能够自信满满地和他们交流，被他们称为“何老师”；第一次走进企业时，我还不知道战略、组织管控、薪酬绩效是何物，但是三个月之后，我所制定的战略和集团管控方案，就成为了年营收十几亿元的企业转型改革的蓝图。

8个月之后，我们有了7人的咨询团队，拿下了6个项目，有了大几百万的营收。

在做咨询的时候，尽管时间如此紧张，我在业余还硬是挤时间做了一个公众号。我的初衷是为了给咨询公司的业务拓展和人员招聘做支撑，所以文章定位也是商业研究和人生成长。

没想到的是，我刚开始写的第五天，就写出了一篇几十万阅读量的爆款文章，这让我开始疑心，我是不是在公众号写作上面更有潜力？只不过，那时候咨询公司刚刚起步不久，业务和人员都不稳定，离不开我。而且我认为出一次爆款并不能代表什么，也许是运气，至少要两次爆款，才能证明是具备这个实力。所以依然安安心心做着咨询，只是每周花两三个小时写一篇文章发公众号。

但写了半年之后，我的又一篇文章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时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新华每日电讯等都来转载，央视新闻还专门根据文章内容做了一期《面对面》节目。这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也许我在写文章方面有更好的天赋，而且我从事写作，应该比从事咨询会发展得更好，更符合我的性格、特长，也更能创造社会价值，更有成就感。

于是，我从自己亲手创建的咨询公司退出了，开始专职做公众号。当时我的公众号还没有做任何商业化，没有一分钱收入，也不知道未来能发展得怎样。如果说第一次离职，还有长辈作为后盾，有咨询项目的收入在等着我，难么这一次，后面没有任何后盾，前面没有任何确定性。朋友、家人都劝我，不要做这种没把握的傻事。

我问糖豆，如果做公众号失败了怎么办？

糖豆说，没关系，我养你啊。

好在，我并没有沦落到需要靠老婆养着的地步。专职做公众号后，有了足够的时间搜集资料，打磨文章，我的公众号阅读量一下子从几千上升到几万，接着又连续出现了很多“十万加”。经历了三个月零收入的时间后，我的公众号粉丝量很快到了十几万，开始通过接广告和做“牛人星球”社群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

我的写作主题也逐渐清晰，那就是“专门研究牛人”，最主要是写那些知名的企业家。刚开始，我只能通过网络和书籍、杂志去了解企业家的信息。也许是读研时写论文和做课题时的专业训练，以及当公务员做国际经济与政策研究时整整十年时间的积累，让我在搜集资料、整理信息方面，有了一些优势，再加上我愿意花费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就为了研究透一个人，所以我常常能找到普通人找不到的资料，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视角，深入到企业家的内心，体会别人体会不到的感情。

我的文章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大企业家、创业者、公司高管、上进的年轻人，都能从我所梳理的牛人经历中，学到有用的东西，或者得到共鸣，获得启发。

慢慢地，我的公众号粉丝量又涨到了几十万，有好些文章在网上流传比较广，我在企业界也有了一点点小名气。有不少知名企业家邀请我采访他们，写作他们的人生故事。我也得以与中国乃至世界最顶级的一些企业家面对面交流，和他们的企业以及他们本人建立联系。我还以研究牛人的心得，写了一本名为《持续进化》的书，成为了个人成长领域的畅销书。

在写作牛人故事的过程中，我常常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想象如果我处在他们那个位置会怎么样，甚至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心潮澎湃，萌生出一种强烈的“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干一番事业”的冲动。

后来，在采访极飞科技的彭斌时，他的人生故事与事业情怀让我受到了深深的感染。他也是一位80后，一手创立了极飞科技，原本是做无人机的，后来因为发现了无人机在农业领域的重要应用，逐渐转型为农业科技公司，开始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需要而开发相应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彭斌讲述了他们从无人机企业转型为农业科技企业的历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痛苦、挣扎与想通了之后的豁然开朗。他说“人的梦想是摁不住的”。我的心完全被这句话击中，以至于我刚刚和彭斌聊完，走出他的会议室后，在走廊上就开始给我的同学打电话，问他们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在农业领域创业。

我的电话打给了两个人，就是大学时住对面宿舍的胖子和瘦子。胖子还叫胖子，大学毕业后考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后来进入某大型国企核心部门，29岁就当了处室的一把手，30岁出头被外派到某省去当副县长，但是他放弃机会没去。

瘦子已经不再瘦，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读研，后来在省文物系统负责外事工作，经常接待去当地参观的外国元首，趁便还创立了一家公务员考试培训学校，由于常常充当学生们倾吐各种糟心事的对象，人送外号“马桶”，又叫“真哥”。

正所谓“人以类聚”，他俩也是在体制内待了几年之后，待不住，也跑出来了，兜兜转转，俩人凑到一起，在上海做投资。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也正面临着新的转型，想着“脱虚向实”，离开金融，自己创业。

我兴冲冲地和他们讲了和彭斌聊天的内容和我的感受，并且说了我想要做的事情之后，他俩都没有丝毫犹豫，说：

好！那就一起干吧。

就这样，在毕业15年之后，“海大三杰”聚到一起，重新成为一个团队，开始了人生一起走过的旅程。后来，我们被朋友们称为“手犹香三傻”。

我们刚开始想得非常远大，希望能改变中国农村“现代科技和互联网应用率低，农产品附加值低，干活的都是老人，老人越来越老，越来越干不动农活”的问题，把现代科技、互联网、新的产品和新的产业模式，送进农村的广大市场。

但后来经过到新疆、陕西、湖南等地农村调研，和农民伯伯聊，又和各地农业部门的人员，农业农村部的处长们，市场上的风险投资人，创业成功的企业家们请教，我们意识到自己想得太大，也不是现阶段农民和农村需要的，于是就把创业领域逐渐收窄到我们现阶段能做的，又是农民伯伯觉得比较紧迫的范围上，就是“帮助农民朋友们把好的农产品卖出去，卖上价钱”。

有一位曾经叱咤风云，但现已退出商界的长辈，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团队和我们的理念，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启动项目所需的种子资金。于是，“手犹香”就这样成立并运作起来。

在启动之前，为了给我们壮行，极飞科技的彭斌专门邀请我们到新疆去了一趟，我们在大漠里看棉田、看胡杨、开着越野车翻越沙丘、喝着乌苏看星星，一起畅想着中国农业美好的未来。

农业确实是非常好玩，非常快乐的事情。我们到全国各地去考察农产品，推广业务，激情满满，劲头十足。每次发朋友圈，总能引起一波一波的羡慕。朋友们都说我们这是“向往的生活”。

但农业创业的艰难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早在调研时，有一些经验丰富、事业成功的企业家、投资人朋友，就告诉我们里面有多少坑，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别搞农业。但他们说得越严重，我们就越兴奋，认为“越是有坑才越是有机会”“困难越大说明手犹香可以创造价值的空间越大”。最终，我们忽略了一切劝阻的声音，一头扎了进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把朋友们说的坑一一踩了个遍，又不幸碰上了三年严峻的疫情，业务的推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却总是在爬出这个坑之后，又掉进前面更大的坑。

整整三年过去，我们最终发现，公司的发展速度，离我们的期望差距太大了。我们认识到，商业不是生活，如果业务不能按计划推进，向往的生活，就会变成愚蠢的傻乐。再这么干下去，我们不仅会与梦想渐行渐远，甚至公司还能生存多久，都成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自救，既挽救我们面临危机的事业，也挽救我们面临危机的中年人生。

我们做起了直播，比俞敏洪和董宇辉的东方甄选还要早，做的几乎是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俞老师那样的名气和影响力，也没有董老师那样的镜头表现力，更没有他们的推广资源。直播的人数虽然有时能达到几万，最多时有二十多万，但大家都是为了看何加盐讲解牛人而来，买农产品的却很少。有时候辛辛苦苦讲了三个小时，后台一看，成交才几百块钱——还都是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我们做了视频号，甚至还制定了“连续365天更新视频”的计划。但是由于专业能力的欠缺，以及我本人在时间分配上的不合理，没有用心去研究视频传播的规律，导致视频最后流于形式，365期下去，时间和心力耗费了无数，却没能在互联网大海上激起半点浪花。

我们办起了名企研习营，带着一些创业者们去和名人面对面，到知名企业参观，和他们的创始人交流。得益于我们此前的人脉积累，以及何加盐做公众号以来积攒的几分薄面，我们邀请到了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宜阿姨、国务院参事时殷弘教授、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先生、联想集团负责战略的副总裁阿木先生、中顺洁柔的创始人邓颖忠先生、极飞科技创始人的彭斌先生等我们尊敬的前辈和企业家们来给我们授课或者座谈。

如果一个精通商业运作的人，能够有这么多如此高层级的朋友帮忙，很容易就能实现非常可观的商业收入。但我们每做一件事，考虑得更多的，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我们何德何能，值得这些朋友的厚爱？他们为什么愿意帮我们？我们如何能不辜负他们的帮助？我们能为这种厚爱和帮助回馈什么？”所以我们基本上尽量淡化商业，而想方设法增加我自己以及研习营对这些名企及名人的价值。

面对宗庆后、邓颖忠、彭斌等名企研习营导师是如此，面对名企研习营的学员更是如此。我们从来没有把学员当成顾客，而是把他们当成我们最好的朋友，总是恨不得倾尽我们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心，全部双手捧给给他们。因此，研习营的交付极重，我们开放了我们最好的人脉关系，奉献了我们全部的真心，花光了几乎全部的费用。最后，我们收获了一群人生的挚友，度过了开心快乐的两年，但是依然没有赚到钱。

最终让我们迎来事业转折的，是一个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做的项目——手犹香酒。

其实这些年，随着何加盐公众号有了一点影响力，在酱香酒越来越火热的大潮中，我有很多次做酒的机会。其中更是先后有两个朋友，在公司刚起步不久就拉我进入。后来那两个朋友的公司都做到了年营收几个亿的规模。

但我当时并不喜欢喝酒，不想做一个我自己都不喜欢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对酱香酒的理解也不深，对我们做酒能产生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完全没有认知。所以一个又一个好机会来到我面前，我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但随着年纪渐长，阅历渐丰，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喝酒。尤其是在农业创业和办名企研习营的过程中，与好友相聚，没有酒，感觉就少了很多意趣。我从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变成了一个与朋友在一起无酒不欢的人。同时，经历了几年创业的磨炼，我们对商业的理解、对自己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我们看到了做一款有文化、高品质、良心价的真正坤沙酱香酒的市场前景，也认识到这是更适合现阶段的我们的一个好项目。

2022年7月，我们发起成立了手犹香酒业公司。让我们惊喜的是，我们当初认为在商业上是个失败项目的名企研习营，给了我们巨大的惊喜。我们仅仅是在名企研习营的群里发布了一下消息，股东名额在半小时内就被争抢一空；后来，又有更多的学员加入了我们城市合伙人的队伍。据他们说，之所以加入进来，是不希望名企研习营的缘分就这么结束，而希望用一个共同事情和我们产生链接，后半辈子的人生和我们一起走下去。

2022年9月9日，第一批手犹香酒走下了生产线，开始了香满天下的旅程。在三个月后，尽管冒着严峻的疫情，手犹香依然拓展了20多个城市、40多位合伙人，并实现了我们自创业以来的首次盈亏平衡。

2023年，随着业务的发展，我们打造了极具特色、极具文化气息的手犹香品鉴交流中心，它很快就成为朋友们特别喜欢来的地方。我们的展览馆、茶室、包间、露台，每天都宾客如云。

一位又一位不甘平庸的奋进者，来到手犹香，交流着思想，讨论着创业，沐浴着文化，碰撞着灵魂，把“真坤沙，手犹香”的手犹香酒，“真心、真诚、真味”的“三真”价值观，以及“敬奋进者，敬自己”的理念，带到了广阔的世界。

从大山深处贫困农村的最底层出发，我走了40年，走到了今天。尽管我们手犹香的事业可以说才刚开始，但毕竟我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小的天地，在酱香酒的江湖中开始展示我们的发展潜力。

我从不认为我是一个成功者，但我认为我是一个幸运者。命运给了我巨大的眷顾，让我最爱的糖豆，一起打天下的胖子、真哥，共创手犹香事业的股东和合伙人们，研习营的朋友，宗庆后、邓颖忠、彭斌等师长，牛人星球的星友、加盐奋进会的朋友，以及正在看本文的何加盐公众号读者们，都来到我的生命里。

我并不聪明，甚至很多时候很傻，但我身边从不缺少真正的朋友。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总会有人真诚地信任我，帮助我，把我的推向更好的地方，让我拥有更幸福的人生。

未来我也许会事业成功，也许不会。但我相信，无论如何，我都已经拥有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我希望的我的故事，能在这个日益焦虑的世界，能给大家带来一点新的、更有力的东西，那就是——相信。

让我们一起相信。相信爱情的力量，相信友情的力量，相信亲情的力量，相信人品的力量，相信奋进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

相信爱与希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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