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五棵松第49次二手相机交易会上，我见到了天津“老传统”，他说我写的相机收藏访谈文章每期都看了，他说要给我提供一个题材，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旧货寄卖店或者委托行，当时有卖旧相机的柜台，那时没有二手相机店，而摄影爱好者最早是在这里交流，眼巴眼望的看着柜台里的老旧相机，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他说还能找到几位当年经常趴委托店柜台的老友，问我是不是有兴趣采访一下。
我对这个题材很有兴趣，虽然我所在的城市因为小，没有这方面的委托店和寄卖行，但在上海，我九十年代初期曾经转过几家委托店，也买过几台相机，对这种文化有过接触，也非常喜欢委托店的价格与行情，这曾是相机爱好者的摇篮和心中圣地啊。
当年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地都有不少这种委托店，收售寄卖旧货，基本都是国企的，在上世纪末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员工有的自立门户，也开起旧货或二手相机店，有的就此回家养老了，而顾客则到了摄影城的二手相机店，相机文化依然延续着。
老传统说他能找到几位当年经常在信托店遇到的相机爱好者，至今依然喜欢玩老相机，我们约个时间做一次访谈。
9月19日我赶到天津，老传统一早就约来两位有着四十年交情“小伙伴”，我们就在酒店房间里聊了几个小时，直到中午才恋恋不舍结束，意犹未尽啊！
1、张泽兴（老传统）
“老传统”叫张泽兴，今年64岁，他一早上就来酒店找我，陪我去吃天津的煎饼果子，这也是我最喜欢吃的天津小吃，每次来都要吃一次。
他手里拿一台相机，拎一个纸兜，里面装的都是这台相机拍摄的照片。
而这台相机是他自己改制的，是宽幅135相机，画幅是24X75，这种规格画幅，正规相机中是没有的，他是用两台天津产东方S4相机改制的，镜头是使用一台美国阿格斯双反相机75/4.5毫米镜头。
他告诉我这种相机他做了四台，而这是第一台，也是最用心和使用最多的。他的初衷就是为了拍摄宽幅照片，扩大视角，而当时的135相机无法达到（那时还没有哈苏XPAN出现），于是他花15元买了两台废旧的东方相机，自己用手工打磨，去掉镜头，把两个机身焊接到一起。
但是在安装镜头时被难住了，无法找到适当的材料，最后选用了手电筒的灯碗，用脚踹瘪后，一点点打磨，最后找好法兰焦距，焊接而成，试拍效果非常好，而原有的卷片系统刚好隔一张有数字，拍摄时过两张，看见有数字就按快门拍摄。
这台相机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甚至帮助著名作家冯骥才完成了四本书拍摄（《天津老房子》等画册），提供了几百张照片。
张先生说他曾是一名刑警，具体工作是现场拍摄取证，见过了太多惨不忍睹的场面，其中一次在“卢沟桥”下有位遇难人，捞上来脖子上还挂着相机，冲洗里面的胶卷发现遇难者正是拍这座桥时失足落水，可能是他为了全面拍摄而一再后退，最后失足了。
他制作了宽幅相机后马上到这座桥拍摄了一张全景照片，也算是告慰逝者了。
老张说他从小就喜欢拍照，参加工作后，会拍照的特长得以发挥，后来被调入公安局专门负责拍照。虽然公家不缺相机和感光材料，但是对相机的喜爱却无法割舍，那时没有二手店，所以委托行是唯一的看老相机交流摄影的地方，也是他最爱去的地方。
他说到公安局后工作太忙了，平时连星期日休息都没有，但心里痒痒啊，如果三天不去就像丢魂似的，所以有时路过，把警车停边上，进去待个把小时，如果不出去办案，就同领导请假，说是“去加油”，也要过去看一眼。
虽然经常去看，但并没有钱买啊，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元，还要养家呢，大多数时候就是看看新摆了什么相机，同大家交流一下，有时看中一个，钱不够，就回去攒和借，可等凑够了钱回来，发现相机卖了，那份失落和难过啊......
有一次他在委托店看到日本防水工程相机，300元收的，卖350元，他刚好兜里有半卷胶卷，马上试拍，效果非常好，于是买下，不久天津机场改造，他接了一个活儿，拍建筑，要求拍反转片，他用这台相机拍了两卷，冲出后对方非常满意，全要了，去掉介绍费用，他收入了6000元，这也是他最得意的一次买相机，太得意了。
他还花160元买过一台非常新的海鸥4A-107相机，可惜到手还没捂热，就被另一个爱好者连夜敲门要走了。
2、吴永利（老工匠）
“老工匠”叫吴永利，他要年长张泽兴几岁，他和后面的邢家栋先生都是老张四十多年前在委托店认识的，吴先生说他几乎每天下班后都要骑车绕路，到委托店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寄卖”的相机，如果一天不来，回家吃饭都觉得乏味。
而到了星期日，如果不去扎一头，一天都不舒服。当时天津有好几家委托店，但最大的是滨江道店，在七十年代，国营相机店里只有国产新相机，看不到外国相机，而在委托店里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德国、美国、日本、苏联相机，因为是旧相机，寄售的人需要钱会急于出手，所以经常有便宜东西，价格太诱人了。
虽然寄卖的相机奇特，价格不贵，但那个时候能买得起的人不多，都是趴柜台，眼热的瞧，售货员高兴了，拿出来给过手看一下，结果喜欢上了，小心翼翼说“能不能留几天，回去凑钱”，而售货员这时表现出傲慢和职业特点“不能留，谁先出钱谁买。”结果隔几天再去卖掉了。
他说上中学时就喜欢摄影了，他当时在业余体校踢足球，有个老师有一台海鸥203折叠相机，给孩子拍了不少比赛和训练的照片，他17岁上班后只有17元工资，存了一年多，花146买了一台东方S3相机。
后来他由副食店调到了机床厂做车工，这也是他最想做的工作，这时他已经有了135相机，需要一台放大机，于是就去百货店看样品，自己偷偷的做了一台，然而还没有来及使用，厂团书记就找上了，直接问他是不是做了一台放大机，他只好忐忑的承认了。
原来厂团委想组织青年去游泰山，但是费用不够，想用厂里的边角废料制作一批放大机，然后拿到市场上卖，筹款支付旅游费用，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厂长的支持，于是说干就干，他和几个年轻人加班加点把放大机做出来了，然后拿到市中心广场上卖35元，不到三个小时，五十台全部卖掉了，而当年最便宜的立鹤放大机也要70多元，他们做的只是没有标牌而已，价格便宜一半啊。
放大机的成功，让他赢得了声誉，也增强了信心，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不仅把玩，改造相机，还自己做自行车、三轮车，结果靠专研把车、钳、铆、焊样样精通，成了名副其实的能工巧匠，而他挣的钱都买了相机。他拥有美能达XD-7、美能达X700等，当时都是最好相机，现在依然有十几台当时买的老相机收藏着。
但是做自己喜欢的相机一直是他的梦和想法，这次他带来了一台4X5 相机给我看，是他前几年自己根据橱窗里的样机，自己画图纸，使用红木，一点点打磨出来的，前后组都可以移轴，也无需折叠，他使用后非常满意。
后来他又做了几台，不仅有4X5，5X7画幅、也有8X10的大画幅相机，都是自己使用，他把微信改名“老工匠”，名副其实啊。
3、邢家栋（画家）
邢家栋先生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今年77岁，当年也是他们中最富有的委托店“守候者”。
邢先生当年也是委托店的常客，但不同是他只买贵的、买好的，很多徕卡都被他买走了，所以只要店里有徕卡，他到了是必买无疑的，而且成色越好的越吸引他掏钱。
吴永利先生说，每次大家都是非常眼热的看着他到来，然后把柜台里最好的买走，羡慕的不得了啊。
邢先生怎么有钱买贵相机呢？他的资金哪里来的？原来他当年就是天津的知名画家，他说“画两天，就可以买一台相机了。”
邢先生说他喜欢拍照是受他父亲影响，而他父亲在二十年代就开始摄影，开始使用的是柯达相机。小的时候常听父亲讲哪个相机好，哪个蔡司镜头好，但那时也没有钱买太好的相机，他的第一台相机是海鸥203，拍了不少，早期的黑白照片都是海鸥拍的。
但是喜欢上收藏老相机后，反倒没有照什么像，特别是徕卡相机买了十几台，却很少使用过，都是收藏了。
他说第一台收藏相机就是来自委托店，1968年的一天路过辽宁路委托店，看见一台柯达方箱相机只卖4元钱。动心了，但当时口袋没有钱，赶紧回家去取，然而他再回来，发现相机卖掉了，那份失落感沮丧啊。
他不死心，又到滨江道去看看，结果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台类似的方箱相机，标价2元，比刚才看的便宜一半，剧情大反转，冰火两重天，似乎专门为他准备得。他是欣喜若狂买下，他记得店员老爷子姓白，而至今这台相机依然保留着。
两块钱买一台相机，在上个世纪，应该是最便宜的了，这经历与记忆让他一辈子忘不了，特殊年代，特殊的经历，将他带到了相机收藏之路，成了终生爱好。
但是他并没有在摄影上走太远，因为他父亲是画家，同很多名人有来往，而他本人也喜欢画画，改革开放后允许卖画，他的作品还是挺受欢迎的，收入也随之增加，“画两天就可以换一台相机”。这期间他也是经常到委托店看相机，并成为相机发烧友最羡慕的人。
他们老哥仨有着四十年的交往和友情，当年去委托店就能彼此见到，每天下班就是绕行也要到委托店站一会儿，聊一下，而往后的岁月，他们也依然交往如初，相互联系着，而谈的最多的就是相机和相机文化。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相机收藏文化与时代文化相匹配和融合的一个无法割舍得过程啊。
他们还给我讲一个故事：在八十年代看到一个老爷子瘫痪，当时已经不能走路了，由儿子背进店里，大家给让出位置，老人坐下后，让店员取出相机，把相机上的英文读一遍，然后给大家讲解一段相机得历史和功能，再由儿子背着离开，隔一段时间还会再来，直到有一天，老人不再来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后来怎么样了，但都说他是一个资深的玩家，懂很多，不知道他一辈子经历了什么，但是对相机的热爱却无法割舍啊......
当年趴委托店时，他们都还是二三十岁得年轻人，而今最小得老传统今年也64岁了，在别人眼里都成了老人，可一聊起相机来，个个都像孩子回味吃糖果时一样得甜蜜，同时也感慨和怀念那些曾在一起把玩老相机的老友，感叹已经过世得前辈们，有些人再也见不到了，可记忆中的音容笑貌无法忘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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