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昼抢夺”罪名的历史沿革概况

“白昼抢夺”罪名的出现，可追溯到古代社会私有制的发展。随着私有财产制的建立和完善，侵犯财产权的行为日益增多，因此对强盗罪的认识也日趋清晰。

自夏朝起，强盗罪的语义即包含在刑法条文中，但未明确区分强盗与抢夺。汉朝时期，白天在都城中抢劫官吏的行为第一次被称为“白昼抢夺”，出现在《汉书·贾谊传》的记载中。

这表明，汉朝统治者已经注意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这类犯罪行为。

随后的几个朝代， “白昼抢夺”罪名没有独立地出现，而是与强盗、盗窃等财产侵犯罪混合在一起处理。直到唐朝，立法者才将有关抢夺的犯罪条文规定在《贼盗》律中，显示出区分不同财产侵犯犯罪的趋势。

唐代法学家编撰的《唐律疏议》对“抢夺”的行为特征进行了较好的论述，指出其与强盗的区别在于不预谋、不使用暴力威胁。

但是，唐律并未设立抢夺的专门条文，仍将其归入强盗罪。这表明唐朝对两种犯罪的认识还不够明确和严谨。

元朝在《元史·刑法志》中正式使用“白昼抢夺”这一罪名，将白天携带凶器抢掠财物的行为定为此罪。但元律同样没有将其与强盗罪名区分开来，两罪混合处理。

直到明朝初期制定《大明律》时，才在立法上将“抢夺”罪名从“强盗”中分离出来，使两罪名存在相对独立的法律规定。

这标志着明朝统治者对两种犯罪行为的本质差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明初以来的法学著作对“白昼抢夺”罪也有了更加具体和准确的解释。这是一个罪名概念从混淆到明晰的过程，显示出法律对犯罪识别能力的提高。

明朝的“白昼抢夺”罪名

尽管在立法层面，明朝将“白昼抢夺”罪名从“强盗”中独立出来，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这一罪名的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查阅明初的司法档案和典章文书，很少看到运用“白昼抢夺”罪名判决的案例，虽然这类犯罪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并不罕见。这与君主专制统治的本质有关。

明太祖确立君权至上，皇帝可以凭借诏书和谕旨替代司法判决，律法在实践中反而居于次要地位。再加上刑罚过重，许多明初官员也不愿依律严格执法，导致“白昼抢夺”罪名存在立法不实。

但是，从更深层面看， “白昼抢夺”罪名作为明律的一部分，其立法价值还是值得肯定的。它体现了明朝法制进步的一面，至少在理念和制度设计上反映出对犯罪的识别能力提高。

与“强盗”罪相比， “白昼抢夺”罪的量刑幅度更为宽松合理，主观恶性也较轻。例如，强盗罪即便只是未遂，也要处以流刑，而实际抢盗财物则一律判死刑；白昼抢夺罪的量刑则从杖刑到流刑不等，可以区分不同情节轻重。

这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匹配。明朝能在立法上细致区分不同的财产侵犯罪，完善体系，设计不同程度刑罚的轻重，这对当时的法制进步是积极的。

“白昼抢夺”罪名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效力，与古代专制君主集权制有关。皇权凌驾法律之上，导致许多良法良制也成为空文。

但是，这罪名本身所蕴含的法律文化价值和对犯罪区分的律法精神，对后世仍有借鉴意义。现代刑法对强盗和抢夺罪也有明确区分，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律学家精心识别罪名的方法论。因此，尽管“白昼抢夺”罪在明朝司法实践中效果不彰，它的立法价值还是应当肯定的。

明朝“白昼抢夺”罪名的历史影响

“白昼抢夺”罪名在明朝虽然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它的出现对中国法律发展历程还是有重要影响的。

它是财产侵犯罪区分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抢夺行为一直与强盗混同处理，明朝“白昼抢夺”罪的独立反映出立法者对不同犯罪形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这为后世各罪名进一步区分奠定了基础。

它推动了法理学的发展。明朝法学家为解释该罪名的内涵、构成要件和量刑标准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许多法理著作。这些对罪名论述的学术积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法理学与罪刑理论。

它启迪了罪刑相适应的思想。明律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设计不同程度的刑罚，体现了罪刑相称的价值理念。这为后世量刑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它展现了进步的法律精神。尽管在实践中效果不佳，但“白昼抢夺”罪立法本身显示出明朝在罪名识别和法制建设方面的进步思维。这种精神对当今执法司法仍具有正面导向作用。

明朝“白昼抢夺”罪名作为历史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立法和学理价值是应当客观看待的。立法未必就是成功，但其中的理念和精神却可以代代相传。

当我们审视历史法制时，应当摒弃成败观，而更多地从发展视角进行评判，以汲取价值素养。这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也会有一定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