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23日,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陈平原出席了一场高峰论坛,这是第21届北京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联席会议高峰论坛,在石景山区首钢文化园举办。

这一届高峰论坛以“科技文化融合,助力博物馆之城建设”为主题,邀请了科技界、社科界、文物界和企业界专家以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为应用场景,探讨科技文化赋能博物馆的有效路径,为厚植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土壤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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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教授受邀参加并做了主题发言,提出要建设以读者为中心的博物馆,建议政府加大与大学合作力度,与公园和博物馆联手,着力扶持外国艺术或者文化博物馆的建设,以此提高公众进博物馆参观的愿望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培养中国观众欣赏各式各样高水平博物馆的“雅趣”。

正如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牛青山在致辞中指出,博物馆之城建设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有机载体,北京两界联席会议伴随着首都经济社会跃升发展而成长壮大。未来,两界合作要借助联席会议的平台更上一层楼,集聚两界智力优势,为新时代首都北京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天晚上,陈平原教授收到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名杰的微信信息,说到:“陈老师,您今天讲得特别好!您讲的三点,我抓紧推动落实。”

我们真切地希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成为推动首都文化事业提质增效、释放增长潜力、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本文特刊发陈平原教授演说文稿,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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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得漂亮

更要“养得起且用得好”

今年3月,我在暨南大学演讲“读书、读图与读博”,曾引述《北京青年报》2023年2月19日的报道《2035年北京各类博物馆将超460座》。那则报道称,北京市文物局已完成了《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2035)》的编制工作,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规划》,到2025年,北京博物馆总数超过260座,平均每10万人拥有1.2座博物馆;到2035年,各类博物馆总数超过460座,平均每10万人拥有2座博物馆。

当时我就说了,我对此数字无感,也不关心到底是260还是460。因为,同是博物馆,规模大小、质量高低、趣味雅俗,可谓天差地别。

可这不等于就是博物馆建设的理想状态。

谈论博物馆建设,除了市政规划、财经官员、科技专家、文物研究者,最好还能引入普通读者的视角。我今天的发言,就想扮演这一角色——从阅读/观赏的角度,讨论博物馆建设的“另一种可能性”。

我不是博物馆学专家,但一直关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二十年前出版《大英博物馆日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7),在第一篇“国民教育的立场”中,我特别表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泰特美术馆等之免除门票,任凭读者观赏,且重复一百多年前启蒙思想家王韬的慨叹,称此举“用意不亦深哉”。在与之相关的专题演讲中,我再三表达见贤思齐的愿望。当时的建议是,每周免费开放一两天,或向特定人群(比如中学生及大学生)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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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过了不到五年,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便于2008年1月23日发布《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通知》,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主管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全部免费开放。此举是大好事,值得称赞。

从1907年7月19日北京万牲园开张,代表中国官办博物馆事业起航,到2008年中国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百年中国,博物馆事业风风火火,可圈可点。尤其最近十多年,每到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各大媒体都会争先报道众多城市建设博物馆的成绩及发展规划。我的观察及思考角度有点特别,那就是从知识考掘的角度,努力将“博物馆”进入中国的历史与当下的发展相勾连,兼及读者的趣味与专家的视野。比如几年前,在《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中,我专门探究“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到底是研究并传播知识,还是保存并展示珍宝?如何协调博物馆作为公益事业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还有,如何让实物展览与课堂教学互相补充,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赞叹国内各大中小城市博物馆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我曾引述一条很不起眼的消息:2017年全球博物馆进馆人数排名,法国卢浮宫第一,810万;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二,806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第三,700万(《星岛日报》2018年5月20日)。表面上看,差距并不大,但考虑到博物馆所在国家人口,更重要的是卢浮宫收费,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免费的,不免对中国人观看博物馆的热情颇为担忧。

引述此报道,我想说明的是:博物馆不仅要建得漂亮,更要“养得起且用得好”。而我的基本判断是:“目前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现状是,建筑比藏品好,藏品比展览强,展览比观众优。最应该用力的,是如何提高公众进博物馆参观的愿望,以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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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看场馆建设

长期看读者需求

在那篇《阅读的边界与技艺》的专题演讲中(《新华每日电讯》2023年3月24日),我讨论“读书、读图与读博”三者如何互动。

这里所说的“读博”,不是攻读博士学位,而是阅读博物馆,在我看来,此乃现代社会传播/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我的关切是:“当下中国,不仅博物馆越建越多,越建越漂亮,且经由政府提倡以及电视、图书、纪录片乃至抖音等各种新媒体的宣传,进博物馆人数大幅度增加。但必须意识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阅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是因为,博物馆不管是综合性还是专门性,其阅读及欣赏是有一定门槛的,不是随便进去逛一圈,就有明显的收获。帮助普通民众更好地阅读博物馆,这是‘另一种启蒙’。在此过程中,专家应发挥有效的引领作用。”

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愿意站在普通读者(以及公众知识分子)的立场,思考为何进入博物馆,以及是否真的“进馆有益”。与之相映成趣的,便是希望城市管理者未雨绸缪,更多从“读者需求”而不是“城市景观”的角度,来筹划并创建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

在我看来,博物馆事业,短期看场馆建设,长期看观众兴趣。声名显赫的大型博物馆(比如故宫与国博),长期吸引大批观众不成问题,节假日甚至人满为患;至于中小型博物馆,若藏品及经营没有特色,弄不好一两年乃至三五年后,便门可罗雀了。博物馆建设需着眼长远,并非建设/验收完毕就了事的,必须使其具备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否则,投入那么多钱,占用公共资源,太可惜了。因此,博物馆的规划与建设,除了满足其收藏、研究与传播的功能,体现审美、实用与经济的原则,还得更多顾及普通读者/观众的立场、趣味及需求。

我没有建设或运营博物馆的经验,只是作为热爱博物馆的读书人,我有我的趣味及立场:不喜欢过分追求怪异或奢华建筑外表的潮流;主张更多关注科技进步与日常生活;欣赏“小而美”的专业博物馆;希望政府鼓励、支持民营博物馆。当然,最最想说的,还是如何坚持观众优先的原则,且将其真正落到实处。因为,支持博物馆“行稳致远”的,不是领导意志,而是读者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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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具体建议

明知是纸上谈兵,很可能不具操作性,我还是想提三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借鉴奥运场馆使用的经验,建议市政当局多与大学合作共建博物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双赢的理想局面。奥运结束后,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那些体育场馆,是个世界性难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新建了北京大学体育馆、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以及改扩建的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等。在奥运结束后,这些大学体育馆移交运营自如,效果都很好。那是因为,对于大学来说,体育场馆本来就是刚需,借奥运东风得以更上一层楼,自然是求之不得。

请记得,博物馆同样也是大学的“刚需”。目前这个话题还略显生疏,但迟早会引起各大学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深切关注。据统计,美国和中国各有3000余所大学,但美国大学的博物馆数量超过1600座,而中国大学的博物馆虽有450座,但面临一系列挑战,如资金不足、人才短缺、教学研究融合不够等,关于藏品展览、收录及维护等相关运营工作也需要调整和改进。有相关专业配合,大学博物馆其实容易办出特色,且可持续发展。因为无论是大学自建博物馆,还是博物馆建在大学校园或周边,最不缺的就是高质量的参观者。一代代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时常进出博物馆,这对博物馆的收藏、展出与研究,都是极大的刺激与促进。

政府不妨综合考量社会需求,统一布局后,与相关大学签订协议,采用合作共建或委托管理等形式,共同运营校园内外的博物馆。这样,我以为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举个例子,不久前试营业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便是成都市委市政府与四川大学双方充分发挥市校资源优势,按照“共建、共管、共享”的原则,共同打造的以展示历史人文、自然生态为主的一流综合性开放型博物馆。

第二,建议将公园管理与博物馆建设统筹考虑,适应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兼及休闲与学习的强烈需求。北京市的不少博物馆运营是有困难的。一方面是少数明星博物馆过分吸引眼球,导致大树底下不长草;另一方面则是国人观赏博物馆的习惯尚在培养中,愿意大老远跑去参观的,必须有足够的魅力。而随着退休人群的扩大,各级公园里晨练、散步的人气很旺。意识到这一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建议以后新建或改扩建博物馆,选址时更多考虑公园及其周边。

其实,北京很多著名公园如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等,本身就有若干珍贵的收藏,可以协助其提升收藏及展示水准,扶持或共建颇具特色的博物馆。只是因博物馆与公园目前隶属文物与园林两个不同系统,各自立场与趣味颇多差异,需要进一步的协调。如何兼及各方利益,做到1+1>2,这需要认真考虑。我只晓得作为普通读者,如能在游览公园放松身心的同时,观赏某个独具特色的博物馆,那样一来,兼及休憩与学习,再好不过。更何况,欣赏室外的园林与室内的文物,无论趣味还是节奏,都可构成良好的互补关系。

第三,建议着力扶持外国艺术/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因其藏品的征集、入关与展出,涉及一系列政策难题,需要政府出面协助解决。

二十年前,在《大英博物馆日记》“何谓‘世界眼光’”一则,我曾专门讨论此话题:“去年在德国讲学,曾就中国人之是否缺乏‘世界眼光’,与W教授有过一场争论。W教授称,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关注外部世界,理由是,几乎每个西欧国家都有东方艺术馆,而中国至今还没有一处专门收藏并陈列西方艺术品的场馆。情急之下,我脱口而出:你们博物馆里丰富的东方藏品,当初如何得来?我们今天能依样画葫芦吗?

但毋庸讳言,因历史原因及政策限制,缺少精彩的外国文化及艺术博物馆,依旧是北京市乃至整个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一个短板。乘着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加上政府及民众“开眼看世界”的愿望强烈,赶紧补上这个短板,我以为是可以做到的。具体操作方法,包括自家独立建馆、与外方合作经营、互相交换藏品、定期轮流展出等,可供探索的空间很大,途径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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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博物馆人的职责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们的成长经历比较坎坷,记得我第一次出国,真的有一种眩晕的感觉。那种“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主要来自经济发展水平,可也包括文化及艺术修养。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硬实力上来了,软实力则还有待加强。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在文化知识及艺术趣味上没有明显缺憾,能以自信的姿态、丰富的常识、开放的视野、平等的语气,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在我看来,这是新一代博物馆人的职责。(2023年5月5日初稿,9月10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此乃作者2023年9月23日在北京市科协、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主办的“科技文化融合,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高峰论坛上的演说)

文并供图/陈平原

编辑/王勉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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