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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7年初,就在陕北根据地的红军由于物资经费紧缺而陷入苦难之时,一位同志带领五人小组前往上海,数月间便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为根据地送来了百万美钞

此事一直让蒋介石耿耿于怀,他曾扬言要让这百万美金“进不了陕西”。

封堵失败后,他也曾多次下令调查此事,可几经查访都无果而终,直到蒋介石去世他也未能搞清楚当初的这笔巨款是怎么转移出去的。

这位成功为红军送来百万美钞的是谁?他又是怎样穿越蒋介石的重重封锁,将一笔巨款转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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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小组赴上海

这位巧破蒋介石封锁的英雄叫毛泽民,他是毛主席的亲弟弟,而他转移巨款的故事还要从红军长征胜利后说起。

1935年10月,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一方面军终于跳出蒋介石的包围网,成功抵达陕甘宁根据地,与陕北红军顺利会师。

可陕北人少地贫且各种生活资源都十分匮乏,对于突然到来的数万红军一时间难以供养。

这种情况在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变得愈发严峻。

为了缓解生存的危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的党中央也果断采取了一些救急措施:

其一是通过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募捐,为红军筹措物资经费;

其二是直接向张学良进行借款,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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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则是大力建设根据地,农事生产与矿产开发双管齐下。

但这些措施中,募捐和借款皆非长久之计,建设根据地也非一日之功,这让红军在抵达陕北的前几年一直面临巨大的财政后勤压力。

关键时刻,红军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帮助。1937年初,一笔80万美元的巨款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进入中国以援助红军。

对于这笔事关红军未来的经费,毛主席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派遣他的二弟毛泽民,前往上海将钱运回来。

为了协助毛泽民,党中央在经过集体会议后为他挑选了钱之光、钱希均、任楚轩和危拱之四人作为他的助手。

毛泽民(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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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过后五人小组齐聚西安,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是拿到80万美元后,先在西安成立一个钱庄,然后以生意周转的名义将这笔钱转到西安来。

但这一想法很快落空,因为当毛泽民准备好开设钱庄的申请材料后,却始终得不到西安国民党当局的批复。

原来,为了在经济上封锁中共,蒋介石早在红军抵达陕北后就开始严控从各地汇往西安的物资。

因此在蒋介石知悉将有一笔巨款援助给中共后,猜到中共可能利用钱庄转款的他就下令暂时停止了新设钱庄的业务。

无奈之下,毛泽民只好决定先率领小组成员前往上海,再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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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毛泽民一行五人抵达了上海。

为了不引起特务们的怀疑,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钱希均扮作一对富商夫妻,其余三人则作为随行的职员。

为了掩饰身份和地下活动,毛泽民在徐汇区愚园路买下了一栋独门独院的小楼,作为生活居所和地下党同志秘密联络的地点。

在搞定五人小组的身份问题后,摆在毛泽民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找到一个能避免引起怀疑,安全兑换手中这笔巨款的流通方式,为后续的转移创造条件。

毛泽民经过多方思虑,终于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方法,他找来小组成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办一家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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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正是国内思想最为开放、众多理论汇集之地,因此报业十分发达,受众群体也很广泛,对于纸张可谓是供不应求。

同时作为一个火爆的实体工业,纸厂每天的流水巨大,是转换手中资金的不二法门。

毛泽民的妙筹

毛泽民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小组成员的一致通过。

而毛泽民曾经参与创办过党的刊物,因此对于办纸厂的操作流程十分熟悉,很快一家新的纸厂就办起来了。

在解决了资金来源的问题后,摆在五人小组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笔美元兑换成国内的法币或是银元大洋了。

一开始毛泽民想用蚂蚁搬家的方式,让小组成员每天都各自去银行当铺兑换法币和银元,但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每次兑换的额度都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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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虽然安全,但效率太低,想要完全兑换掉手中的美元至少得大半年的时间,可根据地的同志们等不了这么久啊。

就在毛泽民一筹莫展之际,他的一位朋友却带给了他灵感。

原来,在上海住下后,毛泽民为了掩盖身份,也为了打探消息情报,每天都与钱希均出入上海的高档场所,因而结交了不少朋友。

一日,毛泽民试探性地抱怨道手中有大笔的美金,却因为政府的管制而难以出手。

这时,一位因毛泽民出手大方而与之交好的朋友恰好走过来,听到抱怨后略作思索,便想到了套现方法。

此人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让毛泽民去买国债,然后在市场上抛售兑换成现金和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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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面对步步紧逼的日本人,蒋介石以扩军备战之名大肆发行战争国债以此筹募军费。

由于迫切需要资金,国民党政府对于国债的买卖既不干涉也不设限,因此给了毛泽民极大的操作空间。

在进一步了解到国债市场的信息后,谨慎起见的毛泽民并没有直接去购买国债,而是想通过外国人的路子来达成目的。

于是他来到了一家高档外国俱乐部,略施好处便让俱乐部的负责人同意出面购置国债。

很快,毛泽民便通过国债这一中介在市场上兑换到了大量的法币和银元。

由于素来从事我党的金融工作,熟悉股票债券市场交易机制和情况的毛泽民总是低买高卖,竟在换钱的同时还小赚了一笔。

民国时期上海的洋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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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时,手中的80万美元就被兑换成了近百万美元价值的法币和银元,接下来只要将这些钱运回陕北就算大功告成。

可蒋介石为了将这笔钱“进不了陕西”,在由上海往西安的路上层层设卡,想要通过这些盘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经过思考后,毛泽民决定三管齐下分多路运送这笔资金。

首先,毛泽民让任楚轩以纸厂经理的身份前往河南购买了大批物资,随后以生意需求的名义将其运回西安转交给我党的接应人员。

其次,他又让钱之光和危拱之扮作夫妻携带部分资金绕开哨卡,乘坐铁路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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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路人马带走的资金毕竟有限,想要转移走大头必须另想方法。

于是毛泽民又想到了用生意打掩护的方法,他找到了日常结交的一些有门路的朋友,表示愿意出资与他们做贩售冥币的生意。

毛泽民之所以借用冥币生意,一来是大量的纸张运输很容易让他夹带现金和银元,二来这类物品素来为人忌惮,盘查的力度也会比较小。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泽民还通过朋友们的关系买通了一路上的哨卡。

就这样,这百万美金就在各地国民党哨卡官兵的护送下一路抵达了陕北。

对于这么一大笔钱怎么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送到了陕北,蒋介石是一头雾水,事后多番下令调查也未能找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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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早期的红色金融家

作为我党早期最为出色的红色金融家,毛泽民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极高的理财天赋。

由于兄长毛主席早早就踏上了外出求学的道路,协助父亲搭理家中生意的重任就落到了毛泽民身上。

在这一过程中,从未接触过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毛泽民在日常实践中,竟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类似于股票的“毛义顺堂”流通纸票。

这种纸票是为了募集周遭邻里乡亲手中的余钱,定期为他们支付一定的分红。

通过这一手段,毛泽民以较低的代价募集起了大笔的资金,然后将其投入到扩大生产中,此举让他收益颇丰。

毛主席三兄弟与母亲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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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赚取的额外利润不仅覆盖了支付给乡亲们的分红,还让毛家生意的名望在当地广泛传播开来。

在加入我党后,毛泽民的理财天赋为我党早期的财政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3年,毛泽民受兄长毛主席所托,前往支援安源路矿工人的运动。

为了解决工人们的日常生活问题,毛泽民办起来一个小型消费合作社,用以保障工人及其家属的吃穿用度问题。

在合作社创办初期,缺乏资本金的毛泽民受到了当地资本家联盟的刻意挤兑。

困难之下,毛泽民想起了当初的“毛义顺堂”纸票,于是决定通过向社员发行股票的方式筹措资本金。

1923年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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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首次发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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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方调查走访后,毛泽民决定将每股的股金定位银元5角,在他的游说和宣传下,工人们很快就踊跃参与,不多时就筹措到了7800元的初始资金。

有了合作社的支持,毛泽民广开采购之路,以远低于当地市场价的价格向工人们兜售日用品。

没了后顾之忧的工人们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日后的工人运动中,这为我党后来领导发动安源路矿大罢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31年年底,毛泽民再次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任行长。

行长的名头虽然耀眼,但摆在毛泽民眼前的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空架子,一切的组织架构都需要他从零开始搭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就诞生在这座民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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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与毛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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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之初,毛泽民就遇到了一个老问题:启动资金不足。

按照计划,临时中央政府本该拨款100万元作为资本金,但由于当时的中央也经费匮乏,国家银行收到的现金只有20万。

且不久后又因战事需求被划走,剩下的就是没法及时兑现的80万债券。

面对老问题,毛泽民再次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便是战场缴获

他向中央提议成立一个国家金库,将历次作战获胜缴获的物资银元都统一收入金库,然后统筹调度。

这一建议受到临时中央的一致赞成,并迅速成立了“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统筹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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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红军攻下了东南重镇漳州,在这里毛泽民拿到了从国民党处缴获的100多万银元,这也成了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在手里有钱后,毛泽民迅速仿照国民党的财税体制设计了一整套完备的银行体系,并制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早期规章制度,这对于我党后来的财政架构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在完成国家银行的组织搭建后,察觉到根据地混乱的货币体系会极大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毛泽民又带队建立起红军自己的货币印刷厂,逐步完成了货币统一

结语

抗战爆发后,毛主席派遣毛泽民前往新疆帮助发展和建设。

毛泽民(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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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毛泽民历任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主持开展了诸多惠民项目,真切的造福了新疆父老。

1943年,毛泽民被突然翻脸的盛世才杀害,临行前反动派曾许以重利诱使其脱离共产党,但毛泽民却义正言辞地驳斥道:

“我绝不脱党!共产党员自有他的气节!”

当年9月27日,毛泽民被反动派秘密杀害,时年47岁。

尽管毛泽民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一整套财税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却为我党建立起成熟的财政体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对我国革命事业的贡献也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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