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长征中毛主席警卫员郭佳仁
2003年8月29日上午我在西安黄河厂采访老红军孙勇后，赶紧打了辆的士向老红军郭佳仁家驶去，在车上我用手机与郭老家取得了联系，约好在县北门小学门口见面，车在学校门口停下，我下车后，正好有一电话亭，我在电话亭打电话给郭老讲明已到达学校门口。
等了约莫十来分钟，有一个小女孩来问我是去郭老家的吗？我说是，她带我过了一条小马路进了巷内，巷口第一个大门进去是陕西省专卖公司的宿舍楼，郭老住在最东面1楼。
郭老见我进来，忙从沙发上起身说：“辛苦了，你是从江西来呀！”我说：“是，从南昌市过来的”。郭老又说：“你认识陈昌奉吗？”“我知道，他是独立师师长，可能已逝世了吧”我说。郭老接着说：“我和他还有其他人在长征中担任毛主席警卫员，他是我们班长，解放后就没有见过他”阿姨也参加到我们的聊天中。
1914年郭佳仁出生在江西宁都县，1931年参加了工农红军，1936年入党，参加红军后分在总司令部特务队任毛主席警卫员，一直跟随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进驻延安后，调任林伯渠身边任警卫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派往抗大参加学习，毕业后要求上前线，在120师任连长、营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在山西战场从事供给工作任主任，解放后支援大西北的社会主义建设，任西北财政部后勤处长、陕西省专卖公司经理。
由于郭老在长征中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我兴趣很高，我提出请他谈谈参加红军和跟随毛主席长征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郭老从他的家史和我慢慢地聊了起来。
“我的老家是在江西省宁都县黄石贯中塘村，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家境贫苦，父亲叫郭承仕，叔父叫郭承绍，只兄弟二人。
在我父亲七八岁时，我祖父由于受到封建社会的残酷压迫，早早离开了人世，丢下祖母带着我父亲、叔父二个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由于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和宗族家规，祖母没有再嫁人的自由，无法也没有能力抚养两个儿子，只得忍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把我父亲和叔父送给两个地主家去放牛已渡余生，祖母含悲饮泣，剪发出家，在离家乡十几里的塔脑寺做了尼姑。
放牛娃的生活是奴隶似的生活，当牛做马还无温饱，父亲睡在牛棚里，铺的是草，盖的也是草，一年四季打着赤脚，穿的衣裤都是不遮体的破烂衣。
父亲到十五六岁时，开始给地主当长工，长工与放牛娃一样，不同的是干的活更重、更累、更多。一直干到二十多岁还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我父亲能吃苦，人诚实，邻村的一张姓老头见我父亲忠厚老实，庄稼活样样做的好，也同情他孤苦一人，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把我父亲领回家做了上门女婿。
父母生我们兄弟三人，哥哥家悉，弟弟家瑟，我叫佳仁，我和哥哥到了十一二岁，走上了父亲童年时一样的路，给地主放牛生活。
1929年，毛主席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解放了瑞金，以瑞金为中心，解放了宁都、于都、兴国、会昌、长汀、上杭等地，成立了地方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工农红军的帮助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土地革命运动，我父亲担任了村里的耕田队长。
1930年到1931年，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根据地的军民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红军队伍扩大了，根据地也巩固了，各地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父亲担任了贫农团的主席。中央苏区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耕牛和农具，我们家也分到了八亩地和一头牛，我和哥哥结束了放牛生活，跟着父母回到了祖居地——中塘村。
父亲参加革命后，除了积极发展群众，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帮助红军送弹药、送伤员。
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第一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斗争胜利，革命热情高涨，要求参加红军的人越来越多。
1931年我15岁了，看见红军在扩红，心里痒痒地也想参加红军。我把想法与父亲提出来，我说：“我要去当红军，你同意不同意？”父亲说：“我已经在乡上给你和你哥两个都报了名，正准备待会与你兄弟二人说呢！”我和哥哥都很高兴，晚上，父亲把我俩叫到一起,一再嘱咐我俩“当红军在部队要好好工作，不要挂念家里。”
1931年2月的一天，我们刚参加红军的新兵在村里集合出发，当时我们中塘村扩红一个连，当新兵站在操场上时，乡亲们都打锣打鼓地欢送我们，这次哥哥没有去成，区里不同意二 兄弟同去，但第二年我哥哥也参加了红军。
我参加红军以后先是分在红一军团，后调到总司令部特务队，几年来，一直转战中央苏区各地，从没有回过家，自己没有上过学，也不会写信，家里的事一点也不知道。
我一生难忘的是，1934年10月，红军北上抗日，我们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在瑞金集合准备出发，我意外地碰见了哥哥，我俩见面，又激动，又高兴，竟抱头哭了起来。我哥哥在红三军团，后调到总司令部炮兵营，当时哥哥身体很瘦，经常吐血，患上了肺病，到解放后，我才得知哥哥由于身体太差，总部首长根据他的病情，没有让他北上，留在了地方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由于敌人封锁，游击队整天行军打仗，哥哥病越来越重，最后终因病重吐血牺牲了。
在与哥哥见面时，他还告诉我，叔父郭承绍原来在长胜陶瓷厂做工，1932年参加了红军，在补充师当战士，在第五次反 国民党“围剿”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
我父亲是在红军北上抗日后，父亲一直在山区坚持革命斗争，1934年底，父亲接受任务，回到了家乡一带活动，一天傍晚，父亲刚回到家不久，由于坏人告密，恶霸地主郭承坊，郭承均带着十几个匪徒闯进我家，将我父亲绑上抓走了。
他们对我父亲严刑拷打，没有问到什么后，他们用铁尺将我父亲两只腿打断了，然后用尖刀在我父亲头上、身上、腿上刺了九刀，当我母亲和乡亲们将奄奄一息的父亲抬回家里，手脚已冰冷，血肉模糊，当他清醒一点时，将杀害他的凶手告诉了我母亲后就牺牲了。
此时，郭老沉浸在深深地回忆和悲痛中，接着，郭老又讲述了当特务员的情景。
我是1934年6月从红一军团军团部警卫连调到总司令部特务队的，五个班共六十多人，正是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时候，我们总司令部特务队和国家保卫局特务队接受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从广东到广西另一个根据地搬运一批西药、电池等物质，准备作突围之用。
这次任务共分三次，第一次我们总司令部特务队去的，胜利完成任务，第二次国家保卫局特务队去的，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袭击，损失了一些人员、物质。第三次又派我们去的，一路上由各地方的党组织派人带路，尽量绕开敌人，白天宿营，晚上行军，当走到广东境内一条山沟时，由于带路同志没有摸清敌情，我们遭到了敌人一个营的埋伏，两边山上和前面各一个连，把我们堵在山沟里。
我们特务队都是短枪，只有几把长枪，但我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战斗力很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虽然大量地杀伤了敌人，但我们也遭受了重大损失，队伍打散了，班长和指导员牺牲了，我们班的正、副班长都牺牲了。
我们边打边突围，在天亮前夕，我们转到一个小山后面隐藏，总共五个人，大家研究下一步行动，我们四个人一致表示，无论有千难万险也要回根据地，有一个胆小鬼，他提出要回家去，大家都表示为了防备万一，你要回家去，只许跟我们一起走。最后，我们五个人决定按来时的路返回根据地。
一路上，既没有向导，又不敢乱问路，走到第六天中午，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河上有木桥，但有敌人把守，根据当时情形，我们分析是赤白交界处，我们就在河边小竹林等到天黑后，淌水过了河。
第二天，在根据地走了一天，傍晚才回到部队，同志们看见我们格外高兴，都认为我们回不来了。头一天下午有十几个同志回到了部队，都认为我们几个都牺牲了，当天下午还开了追悼会，扎了花圈，把我们五个人名字写在了花圈上。
1934年10月份，我们从江西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这主要是错误路线造成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失利被迫而已。
长征途中，我跟随毛主席渡湘江，过乌江，渡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走了十一个省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在长征途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最使我兴奋的是在长征途中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了甘肃，突破了天险腊子口，正向陕北行军，当时，我在司令部通讯连，一天，连指导员叫我去，对我说：“上级要调动你工作”，我问：“到哪去”，指导员说：“国家保卫局调你到毛主席警卫班去当警卫员，保卫毛主席”，指导员还说了些什么，由于我高兴都没有听清，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说：“什么时候去，今天就去吧？”指导员鼓励了我一番，我打好背包，就去毛主席警卫班报到了。
我们警卫班当时六七个人，我和李周长同志是新调去的，原来班里老同志记得有班长陈昌奉，警卫员曾先基，卫生员钟福昌，主席对我们非常关心，我们在主席面前就象在自己的父亲面前一样，一点也不拘束。
主席非常俭朴，穿着和我们一样的灰布军装，和我们一块吃大锅饭，主席有一匹马，但是，他自己经常步行，马上坐的是伤病员。
记得过六盘山时，我们跟随毛主席，刚走了不一会儿，就刮起了大风，接着又下起了暴雨，主席和我们全身都淋湿了。六盘山也是一片雪山，一上一下有六七十里，山上积雪不化，空气稀薄，行走艰难，当时陈昌奉同志生病，身体很虚弱，快到山顶时，陈昌奉同志力气不支，一头栽在地上，我们几个赶紧把他扶起来，主席把卫生员钟福昌同志叫来，钟福昌赶紧给陈昌奉拿药吃，吃过药后，陈昌奉同志还是不行，浑身发抖，迈不开步，主席问陈昌奉是不是冷，陈昌奉说：“冷”，主席立即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旧大衣脱下来给陈昌奉穿上。这时，主席身上也就剩下一件单衣和夹裤了。
陈昌奉在我刚到警卫班时就告诉我：“到了宿营地，首先要把主席办公的地方安排好，主席一忙工作，吃饭、住宿的事情都在其次。主席工作很忙，每天工作到深夜，甚至到天亮，有时我们看见主席眼睛都红了，就会说：“主席，休息一下吧”，主席总是亲切地说：“快完了，快完了，我就休息”。可是一大堆文件，一批又是一个通宵，有时我们打瞌睡，主席还会叫我们去休息，我们常常是主席不睡，都不会睡觉。
在东渡黄河作战的那段时间，主席工作特别忙，当时红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主席即要指挥红一方面军作战，又要考虑全党、全军的大事。
一天晚上，我给主席站岗，外面大雪纷飞，晋北高原，寒风凛冽，主席住的是窑洞，左边一间是主席办公室兼住房，中间是会客室，右边是警卫班住的一间，警卫班老同志都调走了，除了我和李周长同志，其他都是到陕北后才调来的新同志。
我站在窑洞外面院子里，雪越下越大，慢慢地衣服、帽子上都下满了雪，脚也被雪埋了，冻的发麻。到深夜了，主席仍然在伏案工作，我不时地去看窗户，里边透出了光亮和主席的身影，突然，我听见主席叫“警卫员”，“有”我答应了一声，赶紧跑过去，主席站在地图前，见我进来，问我：“小郭，今天是你值班呀！”我说：“是，主席有什么事吗？”“没有，你在外面放哨，冷不冷”？主席关心地问，我说：“不冷”。主席说：“不可能不冷，要是冷，你就到屋里来吧！”我说：“外边有了情况怎么办？”主席说：“不要紧，四处都是我们的部队，你就站在门口吧，即能看到外面的情况，也暖和些”。接着主席又说：“做事要机动灵活一点嘛”。于是，我就站在主席办公室门口，眼睛看着院子里。
我们警卫班几个人都是党员，编成一个党小组，我是小组长，主席也分在我们小组过组织生活，开始开了两次小组会，我都没有去请主席参加，第三次开组织生活会时，我想，我是党小组长，又是警卫班长，请主席来给我们警卫工作提些意见。想到此，我就去请主席，走到主席住房前，我喊了一声：“报告”，主席听见是我说：“小郭吗，进来吧”，接着又问“有什么事吗？”我说：“主席，我们党小组准备开小组会，你有没有时间……”主席问：“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我说：“今天晚饭后七点钟，在我们警卫班住的房子里。”主席说：“行”。
吃过晚饭后，我把同志们叫到屋子里，正准备去叫主席，主席已经推门进来了，主席说：“七点了，开会吧”。
开会时，主席问我：“小郭，这是第几次党小组会呀？”我说：“东渡黄河以来，这是第三次”。主席说：“那两次我怎么不知道呢？”我说：“因为您太忙，我怕打扰您，妨碍您办公，所以没有去叫您”，接着，我又对同志们说：“今天，主席亲自参加我们党小组会，请主席给我们作指示，”主席说：“好，我不是作指示，先说几句，发表一点意见，检讨一下自已，前两次过组织生活，我因为忙也没有向小组长请假，没参加会”接着主席又对我说：“小郭，你是小组长，怎么不叫我呢？我也是一个党员嘛，以后组织会议、活动一定要叫我，不管我能不能到，都要叫我，如果有事忙，不能到会，我就请假吗！”主席的话讲得我怪不好意思。
从此以后，每次党小组开会，我都去请主席，主席尽量挤时间来参加，有时实在离不开，就会请假，他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一样。
1936年11月的一天，组织上通知调我去林伯渠同志那里工作，我心里翻腾起伏，回想一年多来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真不愿意离开主席。
临行之前，我向主席辞行，主席鼓励我好好工作说：“林伯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同志去照顾他，你去了要好好照顾林老”，看见我想通了，在送我出门时，我紧紧握住主席那宽大而有力的手，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主席到林老那去了。
几十年来，每当我想起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想起毛主席教导关怀，心情不能不静，激励我一生好好地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佳仁经过抗大学习，调到八路军第一二0师警备第六团第三营第九连任连长。1937年东渡黄河开赴抗日战争前线，参加挺进晋西北的战斗，连克宁武、神池、五寨、偏关、河曲、保定等七县。历经数百次大小战斗，出生入死，受过伤，立过功，一直战斗在枪林弹雨的第一线。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先后参加了解放绥远、丰旗、天镇、阳交、大同战斗，参加了攻打集宁西山战斗，收复延安战役等。1948年转入地方工作，在时任西北财政部部长白如冰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组建西北财政部工作。建国后，郭佳仁先后在岐山县、渭南专区、陕西省商业厅、陕西省供销社等单位工作。
郭老接着谈起了一些在西安的老战友，并告诉我老红军王兴也是江西人，他是部队的，住在西安北四府街42号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三干休所，我看看时间已11点20分，心想，赶过去还可以采访，即起身告辞，郭老夫妇挽留我吃完午饭再去，我表示谢意后，他们送我到门口，目送我坐上的士，并说：“我会给王兴打电话”。
(2006年9月，为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我将采访郭老的文章在《江南都市报》上发表。在往后的几年里郭老女儿郭晓惠来江西去祖籍宁都，都来办公室看我，并带上母亲白冰特意送来的西安特产给我。)
久未笑容的老红军刘三朵
2003年9月5日早早地捡好设备，在火车站广场乘上2路车进入市区，再转17路公交车坐到终点站，到达了新疆八一农学院，自治区八一干休所在学院最里面，以前叫老满城干休所，经过农学院门卫的指点，我找到了八一干休所办公室，办公室门紧锁，没有上班，我向过路行人打听，才找到了老红军刘三朵的家。
刘老的家是一栋两层青砖小楼，足有二百多平方米，门前还有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小院，家中家什不多，太多为老式的，家里平时只有刘老一人居住，儿女请了一位湖北籍中年女保姆照顾刘老的生活起居，逢年过节或休息，儿女才会来聚一、二天。三四年前，刘三朵老伴去世，家中少了交流的人，刘老整天沉默寡言，造成现在患有老年痴呆症。
我起初进屋后与他打招呼，他不理睬，我就一直跟着观察，他一会穿上中山装，一会脱下，一会将袜子装进上衣口袋，又到处翻被搬床找袜子，我与他讲话，说帮他拍几张照片，他说：“你到外面去拍”。足足磨蹭了有二个小时，我反复跟他讲：“我是从江西永新你家乡来的，是大队长，大队书记叫我来看你的……”“你是红小鬼，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家乡人民没有忘记你，有空回家乡去看看。”
突然，他问我“你从江西来的，我不能回去了，老了。”慢慢的，我们之间融洽了，能交谈了，我架好照相机、摄相机，他也不反对我拍照，而且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笑得特别的淀放。并且配合我拍照，签名。
他只告诉我说：“1914年我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7年入党。
但其他的也记不起来，讲不清楚，讲的也不知是否正确（在后来多次与刘老女儿刘新梅联系和干休所联系，都没有取到简历，我将拍的照片寄给他女儿后，刘新梅来电话说：“不敢相信父亲笑得如此灿烂，好长时间没看见父亲这样笑过”。）
中午11点30分了，我告辞要走了，刘老见我要走，一直送我走出大门，我又送他回到家里，他又送我到大门口，我又再次送他回去。保姆告诉我他如走远了，很难找回来。我握住他的手，推住他在家门内,不让他再送我，经过几次反复地来回送，我才把他留在家里。但刘老却久久地站在门口望着我走远。
我新疆的朋友，自治区人事厅的冯建江同志，得知我采访了老红军刘三朵，他给我寄来了先前采访刘三朵的材料，并附言“我寄去采访资料，为的是宣传老红军的革命传统，使现在的年青人不要忘记过去。”
刘三朵十岁时，在家乡学裁缝，参加红军后，经历了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人们的知晓的宣传资料里，在学习的课本上，人们知道的是红军的长征，而老红军刘三朵却亲身经历了“三次长征”。
第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二次是：“南下北返”。
第三次是：“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一九四九年参加解放大西北,进军新疆”。
1947年组建的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一万一千名军人中，刘老从山东一步步，一边战斗走到了新疆。
由于刘老患有老年痴呆症已多年，每次来人采访，他只是见人微笑，不开口说话，并且将家里老照片和文字资料都撕毁了。
经过多方资料查找，寻访昔日战友，对老红军刘三朵有了一些了解。
刘三朵1914年9月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石桥区太山村，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并在同年3月进入红军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先后在红四十四师笫五十一团、红六军团、红十七师工兵连、通讯连任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
抗日战争时期，进入察绥军部担任参谋长，后调入笫三五九旅任营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随笫三五九旅进入山东，任新兵教导旅笫一团营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疆农十师参谋长、汔车团团长、农八师副师长、农二师副师长、农七师第一副师长、副书记、师长。生产建设兵团钢铁厂副总指挥、总指挥兼书记。自治区冶金局副局长、自治区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1980年9月离休。
前几天，已与老红军贺劲南联系过，他去石河子了。今天电话约好，下午3点30分在家等我。我准点乘车到达青年路，由于立交桥在整修，到处杂乱无章，902路车牌错放地方，使我提前三站下了车，背着20多公斤重的设备，冤枉走了几站路（由于走路多，新袜子穿上一水没洗就破了，脚趾间的水泡是常有的事），当我转车赶到东风路西后街时，已是4点30分。在路口，我用IC卡电话亭与贺老家联系，得知贺老去医院打吊针还没有回来，只好重新预约明天再来。在周边商店逛了逛，回到饭店也7点了，这几天在乌鲁木齐市采访，来回坐车，大街小巷的寻找采访，也是对市区的一种游览。
老红军林才干
2003年9月4日下午采访老红军刘富良后，他听说我还有几位老红军没有找到，叫来女儿要车送我去老红军林才干家。
17点，车来到了幸福路自治区干休所。这里离市区较远，而且干休所占地范围也大。刘老女儿也找了几个圈才将我带到22栋老红军林才干家中。
林老身体很差，肺少了一边，平时气喘困难，阿姨讲:“你来了，他心情会改善很多。”
林老的肺伤是战争给他留下的纪念。
林才干1918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入党，担任过特务、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连长。
由于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失利，红六军团按中央的指示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听说要离开苏区，有些家乡观念浓厚的人就开了小差，也有的听说苏区还留少数红军坚持游击战，就想留下来参加游击队。有的好友动员我跟他们回去，但我认准了要跟红军干革命，没有跟他们回去。
长征时，我被调到军团部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的警卫员，长征中最艰苦的还是爬雪山过草地。在过雪山时,部队买了很多烧酒。山上根本就没有路，上到雪山顶，空气很稀薄，天气又很冷，我们都穿着单衣，有的还穿着布鞋，有的还穿的是草鞋。冻得实在受不了时，有的人就在原地绕圈跑，有的人就从山坡上跑下去再跑上来。有许多战士因冻而牺牲了。
过草地最难的是过沼泽地和没有吃的。开始还有干粮和野菜、草根吃，后来连这些也没有吃了，有时两三天什么也吃不到。一次部队从老乡那里搞了点野牦牛肉，给军团部分了一点，煮了后咬不动，王震等首长就带头撕扯着吃。
长征到达延安后,我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组织上于1944年派我去抗大七分校学习。
1944年11月,中央派三五九旅南下开辟抗日根据地。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向组织积极要求参加，跟随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开赴南方。一路上突破日军重重封锁线，过黄河、跨长江、经赣湘、一直打到粤北南雄地区。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中央电令我们南下支队与李先念会合北上,国民党又极力阻止八路军北上，在江西、广东交界处的战斗中我身负重伤。由于离我老家不远,组织上决定让我回永新老家养伤。回到永新后,我积极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一边养伤，一边与敌人作斗争。
解放后，先后担任永新县杨桥和华溪区长，永新县武装部长，永新县委副书记，吉安地委机关党委书记。由于当年战友大都在解放战争时进军大西北，已在新疆工作，出于战友情，加上王震老首长的关心下,我于1965年向组织申请要求调新疆工作。先后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二管处副处长，农七师政治部副主任，自治区州科委副主任等职。
１９８６年从伊犁州科委副主任位置上光荣离休
由于我留下的伤病，给生活、行动都带来不便，我平时也很少说话。阿姨在一旁说：“今天，他是讲话最多的一天”。听说我要走，林老一定要我吃饭再走，并叫阿姨加炒两个菜，当我答应留下来吃饭时，他满脸露出了快乐的笑意。在饭桌上，林老告知我永新老红军刘三朵的地址。
晚上8点，我离开林老家，出大门乘上907路公交车，此时正是下班高峰，路上堵车严重，经小洪山转二路到火车站已是21点30分，但天上还留着太阳的余霞。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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