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5年，农历乙酉年，清朝顺治二年，明朝的弘光和隆武年之交。这一年，注定了是个不平凡的一年。叱咤风云的李自成在仓皇逃离北京后，辗转陕西和湖北，最终在湖北通山县境遇袭身亡。相比于李自成的死亡，另一件在当时也许算不上很吸引人的事件，却对历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那就是满清摄政王多尔衮颁布的一纸“剃发令”，条例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这就规定了，清朝统治范围之内，所有人，必须实行统一的发式。

统一成什么样的发式？当时有一个很形象的名称，叫做“金钱鼠尾”，就是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面积和一枚铜钱差不多；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状就像老鼠尾巴一样。这个是当时剃头的“范式”，即使剃了发型达不到标准，已然会被处刑。满清刑律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文献记载顺治四年，浒墅关一个叫丁泉的农民，因为留下头发的面积太大，被地方官拿获，竟被告到朝廷，即使他是无心犯错，竟也被判了斩首之刑，甚至当地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邻居等也因此获罪。

▲尚未入关的皇太极已经这么帅了。

可以想见，现在“清宫剧”里的发式，放在当时完全不合标准，估计早早就被拉去砍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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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游牧民族一直都有“辫发”的传统。宋代记载当时女真人男人头发扎成辫子垂在身后。（《三朝北盟会编》：“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

元朝蒙古人也是将发辫垂在身后，但是留有两腮旁留有头发，在骑马时左右看容易影响视线，于是便将左右两边的垂髻剃去。（郑所：《心史·大义略叙》云：“鞑主剃三搭，辫发。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浪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

▲满清发式的演变

作为女真后裔的满人，也继承了辫发的传统。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吸收了蒙古人的一些发式，并加以改进，目的是更加方便骑射。（《钦定满洲源流考》“我朝冠服之制，不必尽与金同，而便于骑射。”）

既然服务于骑射，属于实用型的发式，那就大概率与“美观”无缘了。

汉族人对发型历来很重视。人生所要经历的第一个重要礼节，是古代的成人礼，它的重要一项内容，就是仔细梳起、打理头发，即所谓的“弱冠之礼”。古代男子到了二十岁，就要举行冠礼，需要认真把头发盘成发髻，然后再戴上帽子，表示已经成年。

▲古代的冠礼

而剃了“金钱鼠尾”，头发几乎都被剃光了，还怎么去行“弱冠之礼”呢？一向重视礼法的汉族人，自然不能接受。何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将头发剃去是一种精神侮辱，所谓“髡刑”，剃去就是囚犯的头发以示惩戒。而“髡发”、“辩发”历来是戎夷发式，非我华夏正宗。难怪“剃发令”下达之后，汉族士人大声疾呼：“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 “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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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年朝鲜派往后金的使者，对女真人也不吝嫌恶之词：“女真俗皆剃发。……人面兽心、饥来饱去、见利忘耻。”

即使朝鲜使者来到中国，依然也充满了鄙夷。（朝鲜剃发令中逃过一劫，因此保持了原来汉式装束，与明朝类似。）明清时期，朝鲜使团来华，其见闻都收集在《燕行录》当中，其中有这么一段：“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甚至朝鲜也以“小中华”自居：“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汉族士大夫们听了，也只能自嘲说：“头发剃了，就不用梳了，你看多省事！”（“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

有趣的是，日本也在清代称自己为“中华”、“神州”，奉自己为华夏正朔，甚至在1871年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约》的时候，不许清朝自称“中华”、“中国”，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插曲。

“金钱鼠尾”的发式持续了多久？大概150年。乾隆时期的1793年，英国访清使团随团画师画中的形象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发式。到了嘉庆四年的1799年，一位来华日本人在《清俗纪闻》中记载，已经有部分人在头部蓄发，蓄发的面积是一个铜钱的4倍左右。但是相比不蓄发的数量，还是相对较少。也就是说，“金钱鼠尾”晚到19世纪才慢慢变粗，变成了所谓的“猪尾”。而我们现在影视作品中的“牛尾”，保留了几乎一半的头发，又称“阴阳头”，这种头型的出现，几乎已经到清朝晚期了。

▲韩国影视作品中人物形象更加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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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当年不被朝鲜、日本、琉球，甚至安南承认是华夏正统的满清帝国，却在荧幕上大放异彩，所谓“阿哥”、“格格”，收获了万千粉丝。

然而，晚清的疲弱与落后，也才刚刚没有过去多久，只要你有心，轻松就可以搜索到哪个时代真正的画面。

可能你要说，清宫剧描绘的都是康乾盛世，天下承平日久，莺歌燕舞。

然而真正情况是什么呢？英国的第一个访华使团，浸润在马可波罗的盛赞中来华，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首先感受到的是触目惊心的贫困。他们见到的中国人都非常消瘦，没有啤酒大肚和喜气洋洋的脸。甚至吃使团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用过的茶叶，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其次是吏治的腐败。当地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甚至半夜去农民家里抓人干活。再是中国人奴性。被抓来干活的中国人，竟然对他们行以“叩首之礼”，非常恭敬卑微。（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这实在不是一个值得歌颂的时代。而西方人对明朝，甚至更早的元朝，都是溢美之词，盛赞“经济繁荣、城市林立”，人民“衣着华丽、风度翩翩、知书达理”，这才是“天朝上国”应有的模样。

再往前，经济文化领先的宋代、恢弘大气的唐代、云波诡谲的魏晋，不都值得大书特书？

气势磅礴的汉朝武将，喊出“明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霸气口号，张骞只身犯险境，边将千里驱匈奴，难道不能振奋所有华夏儿女的心？

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可歌可泣、可书可写的历史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