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虎子————————亲爱的宝贝
1958年12月，毛主席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里指出——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摘录以下几段，如下：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
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
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
评析：实话实说——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以及对事物的评价，其实都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参考系、参照物或时空有了变化，那么，观点和评价以及评价体系，都会发生位移或转变。比如，三四十年前，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对真相的无知，我们总以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以及大炼钢铁等等，都是一竹竿到底的错误，其实未必如此。在当时那个时代不是，放眼现在也不是，带着先入为主的定义或定论去看事物，事物总是存在问题的，归根结底，这是格局的问题、也是视野的问题，以及政治观点导向的产物。
言归正传。以人民公社来说，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壮举，党和政府加以改造推广而已。由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公社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这本来是出于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演变而来的，不光在农村农业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辅助城市及工业建设中也贡献卓著。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既要负责全社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也要管理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的工作。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在此，人民公社就像是一个微型社会主义理想中的伊甸园雏形。
我们应该知道，五十年代是世界二战后重建的年代，也是新中国新社会激情似火的年代，同时，更是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浪漫的年代，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在斗志昂扬的主旋律当中，所以，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要知道，在如此的势头潮头面前，有些国家尤其帝国主义国家是害怕的、恐惧的、忌惮的。我们的卫星、原子弹、氢弹，不就是爱这种豪迈精神和氛围里出世的嘛！所以，毛主席说——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
当然，针对错误和过失，我们党也不是听之任之。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那种一提人民公社就批评、就否定的做派，其实完全是历史的无知和虚无，更是为翻案风背书的盲目跟风所致。
所谓——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可见，毛主席非常清醒，我们党头脑并没有过分发热。想当年，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党目标和理想是那样的高远。时下，英国，我们早就超越了；美国，我们事实上目前正与之并驾齐驱，超越和跨越也就是一二十年的事情。近四十年以来，我们动不动就将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段历史拿出来嘲笑、批判、挖苦，显见我们的无知和浅陋，我们并没有用战略和策略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前辈，以及他们的创举、豪迈和深邃。
话说，我们之所以有陋识和偏见，还在于我们发明了一个专属辞藻——改革开放，先入为主认定——我们之前搞的就是闭关锁国。事实恰恰相反。其实，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起，中国就在搞改革开放，新中国本身即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马列主义、没有苏联相助，新中国能够顺利诞生吗？
听一听毛主席接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的谈话，或许就可以脑洞大开。毛主席说道——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你们的政策同我们的差不多。我们的大企业是苏联帮助设计、安装的，这样做由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九年已经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们得到一些进步，现在要自力更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是总照抄。我们不懂嘛，只好抄苏联的。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就不照抄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我们自己找出了一套办法。你们也要经过这个过程。在一个时期抄外国的，这是必要的，抄一个时期之后就不要再抄了。
毛主席继续说——学生在学校受教育，就是抄教员的，几年毕业之后就成了教员。你们一定有些可以当教员的。真的，这不是假话，没有一百年到一千年都当学生的道理。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向它们学习。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你们的国家也是这样。柬埔寨也有许多长处。所以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同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样比较好。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它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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