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撰文
（文中的主人公均为作者的家族成员）
1951年8月，美国成功实现了世界第一次运用核能发电，从此人类进入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时代。1954年，苏联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核电站。也在这一年，往返于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绿皮火车上，几乎每周都能看到一个人的身影。涂羽卿资深的原子物理学特长被人想起，实现了他重返教书育人讲台的愿望。先后被聘为南京师范和江苏师范学院物理课程的教授。
这时的他与之前相比，不仅身上的西装已经变为人民装，也多了些沉默。在一些事情面前不多言语。59岁的他脸上被刻多了一些老成。他最喜欢的是和学生们在一起，实验室是他进去就沉浸其中的地方。也许，跳跃在他眼前或脑海里的原子、电子、中子、粒子就如同能抚平心绪的音符。
他被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周恩来看见他过来握手时说：涂博士，你也换上人民装啦。记忆惊人的周总理居然还记得4年前与宗教界人士座谈时，西装革履的涂羽卿。这让他心生感慨，想为国家建设多出一点力量。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而奋斗。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全国动员令。
周恩来更具体：“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随后，在制定的《1956—1967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纲要》中，原子能利用成为重中之重。一时间全国上下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高谈阔论那个看不见的原子神奇的能量。
也许，这时涂羽卿的心中唱响了“春天来到了我的身边”。响应号召的夫妇俩多次写信给在美国的大女儿，动员他们回来报效祖国。1956年冬季的一天，驶入上海港的越洋轮船甲板上，一批回国留学生正在欢呼。其中就有涂羽卿夫妇的大女儿涂莲英和女婿吴肇光及他们的4个孩子。他们放弃了已经在美获得的优越生活和工作条件归来，一切需要从头再来。但这是父母的召唤。从此上海肿瘤医院病理科有了一名叫涂莲英的出色专家。女婿吴肇光被分配到上海中山医院，成为著名的外科医生。
在国内的子女，2个女儿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加入了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的行列。一个儿子毕业于东北工学院采矿专业，为支援国家重点工程，自愿要求到艰苦的边远煤矿当采煤工。三年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涂羽卿的一家人，在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没有一位落下。
1957年夏日的一天，涂家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前拍下了这张全家福。62岁的涂羽卿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此时，他已经在上海师范学院担任物理系主任。每天清晨，他准时夹着一只已经用了几十年的公文包匆匆走出家门，挤上公交车赶往位于漕河泾的单位去教授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学课程。他可以通畅地阅读英、法、德、俄四国语言的资料，这让他成为了业余时间为学生们服务的翻译助手。他也动手制作科研需要的仪器设备，因为他清楚最终需要什么结果。他陆续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断壮大了核应用领域正在点燃中国火的攻坚力量。
1964年10月16日，随着现场总指挥张爱萍的一声令下，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上翻腾升起了原子核裂变的标志蘑菇云。张爱萍也被为胜利狂欢的人们抛向空中。
在影片《奥本海默》里走在主人公身边协调各方关系的那位美国将军确有其人——来自五角大楼的雷斯利·格劳维斯少将
美国人与中国相比显然小气了点。干同样的事，中国派出的是一名来自军方最高决策指挥层、时任副总参谋长的上将。格劳维斯少将明显权力不够，很多事情要看上面的脸色。而张爱萍可是在试验进程中拥有一拍定案权力威严的总指挥。
新中国的历史里把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称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范。在当时全社会集中起来的能量中也有涂羽卿发出的一份光和热。
与涂同是早年清华校友、当年留英归来的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在采访时曾对我说：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国家核攻关的第一梯队主要是由苏联专家和留苏培养出来的科研人员担任主角，他们这些西方培养出来的大都做一些基础理论的辅助工作。但随着中苏意识形态爆发冲突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苏联老大哥撤走专家后，由他们这些西方留学归来的填补了空白。他呵呵笑着说：“我们这帮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当年在戈壁滩上天天与科研人员“混”在一起张爱萍曾对着采访镜头说过：（当时）我只知道山药蛋，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原子弹。我就是完全相信依靠科研技术人员，为他们当好后勤部长，做好服务。
那些专家精英们也曾对着镜头回忆：他是上将，只要我们提出来，再稀缺的设备物资他也能弄到手，再难搞的事情他都能搞定。
别忘了，当时可是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能否吃饱饭都是大问题。
这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综合“大事”的突破，更是一个物理学科超级命题的缜密探索。在当年的一线攻关团队里，汇集了当时国内凤毛麟角比金子还珍贵的海归专家，吴有训、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程开甲、陈能宽、朱光亚、彭桓武……日后共和国两弹元勋星光闪烁。
但这个国家迫切急需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使其能高速运转的团队里依然没有涂羽卿的名字。
张爱萍在访问时曾说过，初创时期人才奇缺，是钱三强向他推荐了也在南京教书的程开甲等人，让他得以组建起攻关第一团队。如果钱当年也推荐了涂羽卿呢？
被形容与普罗米修斯有近似遭遇的奥本海默晚年说过一句话：不同于诗歌，“科学就是要学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经历过50年代初运动“洗礼”的涂羽卿除了在他喜爱的讲台上和实验室里，生活中越来越沉默寡言。这让他幸运度过了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倾”“拔白旗”。三年困难时期他全家与全国百姓一样节衣缩食，人们从来没有听他议论过类似“庐山会议”那样的政治内容。生活中能给他带来快意的是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尽管他的组织行政关系已经转到师范学院，但他还挂着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名义，还要参加一些会议。毕竟在当时还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在对外宣传统战的需求面前，他是一个符合标准的符号。有可能就是这个形式名义上的职务，堵死了他进入一线绝密攻关团队的大门，并在随后席卷而来的灾难中几乎要了他的命。
1966年8月5日，一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如同核裂变，神州大地燃起了熊熊的文革之火，
涂羽卿的日子难过了！
沉浸在原子世界里的涂羽卿感受到烈火的炙烤时，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已经贴满了揭发他的大字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手笔并非出自他服务的学校师生，而是来自于他仅挂名的基督教青年会和“三自”爱国会。再细看，还是50年的那些人，显然当年没有达到目的，现在，更大的机会来了。虽然还是当年的“帝国主义走狗”、“代理人”、“埋伏的特务”这些老罪名，但现在散布在历经16年的不间断运动、阶级斗争观念已经极度敏感的社会面上，显然比当年具有更大的杀伤力，目的就是要让“目标”永世再不能站起。
学校里的“红小将”们应声而起。就凭电影里的那些画面，特务总该有滴答作响的电台发报机，大把的黄金美钞，咬一下衣领秒倒的毒药，甚至还有各种神奇的武器，想想都令人兴奋。然而小将们一次次无功而返。特务不交代就被施以拳脚。学生打老师，是共和国历史中难以翻开的灰暗的一页。眼看着已经71岁的丈夫受苦，老太太冲上前去，用蹩脚的中国话斥责行凶者：你们打人，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此话确实像灵丹妙药，这个罪名也不小。他们一时间也弄不清眼前这位美国老太太的深浅。停下手的小将们抱着抄出的物品离去时，又被老夫人拦住，礼貌的说：请把那本英语词典给我留下。
也许在小将们的眼里，这本印满洋文的书更像时下正风靡全国的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一家舍命保护的“密电码”。
随即而来的是“隔离审查”（那时还没有双规这个词），那一年代的惯例就是先定好罪名，然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逼迫交代口供。哪管你说的是真话还是胡话，只要他们需要的话。
这次关押他的“学习班”没有6楼，没有他16年前曾想飞出去的窗口。涂羽卿上厕所时，视线落在了剃须刀上。上面有一片纯钢打造的锋利刀片。
老夫人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有人告诉她发现时厕所里一地的鲜血。
醒来后的涂羽卿对夫人喃喃地说：他已万念俱灰，没有活下去的愿望。
夫人回答说：“人固有一死，在如何情况下，绝不能用自己的手夺去自己的生命”。
老先生没想到，他洒出的血，换来了被放回家养病的结果。毕竟大字报上的那些东西没有任何证据。
家人感觉到他彻底沉默了。呆坐时双眉紧锁，几乎难见一丝笑容。不久，一次小中风后，连行动都发生困难。
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为表彰奥本海默在能源科学方面的终身成就，决定授予他核能领域的恩里科·费米奖，不料10天前遇刺身亡。仪式由继任总统尼克松完成，除了金质奖章还颁发5万美元的奖金。但当年的结论依然没被撤销。
1967年，奥本海默死于喉癌，人们说他嗜烟如命，电影里也手不离个大烟斗。也有人用他比对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因为人类盗取了火种，就得承受众神之王宙斯永无止境的惩罚。
1968年的春节到来。革命之余的人们，揣着配给的副食购货证挤进菜市场，购买上面按照家庭人头规定分量的食物。这是民众一年才有一次的福利。一两、二两……少总聊胜于无。
儿子一家回上海探望二老。走进家门发现室内几乎一片漆黑，只有桌子上一盏仅5W的台灯发出微弱的光亮。呼唤爸妈，回应来自黑暗中的屋角。那一点光明照不到蜷缩的二老身上。冬季阴冷的上海对于没有取暖设备的家庭是难以忍受的城市。
虚弱的父亲说话很少，除了老夫人，没有任何外人来与他交流，有谁敢于登“牛鬼蛇神”的门呢？就是有懵懵懂懂误撞的，也会在电梯口面对“红袖箍”的灵魂拷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们什么关系？你来干什么？然后详细登记下来你的信息，目的可想而知。
那时城市里住宅楼单元门口都挂着红太阳的像，每日早晚全楼不论老幼都要涌出家门集合于此，进行“早请示”，再“晚汇报”。激情难耐的还要展示一下“忠字舞”的身姿。
倔强的老夫人不管那一套。面对家家户户都要挂红太阳像的潮流，她竟然反对说“基督徒家庭也不是都挂耶稣的像”。在担惊受怕的子女们的哀求下，老太太极不情愿地挂上一幅“去安源”的油画印刷品。她说：“我把它当艺术品”。就是人人恨不得挂满胸前的那种像章，老太太也拒绝佩戴，出门只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胸章，就和当年周总理身上的那枚一样。
然而，就是这样日子也过于乐观了。灾难并没有放过已经73岁虚弱不堪的涂羽卿。他们是在当时所住的高级知识分子楼的顶层，开始陆续有人一跃而下得知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也得知当年听从他们的召唤回国服务的大女儿也被隔离审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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