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狩三年，即公元前120年，汉武帝的使节已启程前往亚历山大，此行的目的地在非洲，当时称为黎轩，后来称为大秦，已经是罗马之辖地。
路途遥远，需要极其精干的人才。是否到达，尚在其次，人才是汉武帝急需的。因为武帝派出的使节并非仅此一路，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长年累月如此。
朝廷中的士大夫虽然已经够多了，但汉武帝还嫌不足，不停招延。
当时有一位名臣，叫汲黯，却在朝堂之上，直指汉武帝招延人才之非。他的理由是：
陛下虽然忙于求贤，但也忙于杀贤，人才未尽其用，便已命归黄泉。天下人才是有限的，而陛下杀伐之欲无限，以有限恣无限，恐怕天下人才很快用尽了，陛下还跟谁一起治天下？
汲黯的话并非空言恫吓。因为汉武帝性子严峻，群臣虽然颇受他的宠爱信任，只要有一点不满意，或小有犯法，或有期罔，一律诛杀，盖不宽假。
别的不论，汉武帝一朝数十年，有丞相13人，但只有6人善终，其余得以不死的，也均装傻充愣，碌碌无为以苟活性命而已。
如高陵侯赵周，做了三年丞相，在其位无所成就，因他不敢违逆武帝心意，即便武帝轻率犯错，也不敢说；当然，武帝想做的事，他也不积极，不能揣摩上意，只闷着头领俸禄。
后来武帝伐南越，齐国丞相积极响应，派兵助阵效命，列侯则各揣心思，无所效仿，武帝便借祭祀宗庙之事发挥，说列侯所献之金不纯，106人被夺爵。丞相赵周收礼不严格，下狱。赵周自杀。
实则汉武帝欲集中权力，取消列侯封地。赵周不过为其目的替罪而已。
再比如王恢，真正的冤枉。
西汉自高祖刘邦平城败于匈奴之后，依刘敬（即娄敬，赐姓刘）之言，和亲匈奴，凡数十年。武帝初期也是执行此策。但忽然来了机会，一与匈奴亲熟的人，献计策说可以计引诱匈奴单于入边关马邑，聚而歼之，以永绝后患。
武帝召开御前会议，问怎么办？
公卿大臣们分两派，大行（官名，近似于现在外交官员）王恢一派主战，此计可行；大司农韩安国一派主继续和亲，不可惹事。
经过激烈辩论，武帝采纳了王恢的意见。派李广、王恢等共率领人马三十余万埋伏在马邑边的山谷中。
原定计划是以马邑城为饵，诱匈奴单于进入马邑而伏兵四起，聚而歼之。但匈奴单于很乖觉，不到马邑城便因汉军俘虏中出了叛徒而醒觉，连忙撤退。
汉兵急追，追不上。
王恢的任务是待匈奴兵入马邑城后，迂回包抄，袭击匈奴辎重部队，断其后路。
但匈奴未进马邑便全师而返，计划全乱。王恢兵只有三万，匈奴兵十万。只能眼睁睁看着匈奴回去。
汉武帝大怒。
王恢辩解，计划已经落空，三万兵对十万，徒然自取其辱，虽然知道回来人头落地，但我为陛下完整带回了三万士兵。
汉武帝骂：还犟嘴！斩了！
当时的丞相田蚡很受武帝宠爱，君臣几乎到了相互开玩笑的地步。他是武帝的舅舅，在景帝时期权力就已如日中天。他荐的官，从不落空，以至于武帝对他说，你安排官职安插人员完了么？是不是该朕任命几个官了？
王恢便向田蚡行贿千金，想要留一条命。但田蚡也不敢直说，便去求太后。
太后找武帝说情，武帝说：发兵数十万本就轻率，就算单于拿不下，打一打辎重部队也能安慰士大夫之心（主要因反对开战的人多）。不杀王恢，无以谢天下。
王恢只好自杀。
但匈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还要报仇，攻掠更甚。
再比如司马迁。
汉武帝其实很喜欢司马迁，经常与他讨论问题，并且命司马迁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定制了《太初历》，使中国历法前进一大步，并领先于当时世界。
天汉二年，李陵率步兵五千人袭击匈奴之都，因远涉沙漠，将心各异，各部队之间配合不足，李陵遭匈奴十数万人马包围，以步兵五千奋勇杀敌，且战且走，一日数十战，苦战十余日。
最终，李陵率十多名壮士强冲，以让剩余四百余部下突围返汉。李陵被擒，最终虚与委蛇投降。
汉武帝以为李陵必死，本来伤悼，后听闻投降，大怒，以为太掉面子，寝食不安，只能杀人泄愤。
百官战栗，公卿低头，随声附和，大骂李陵。
武帝转头问司马迁。司马迁主心是想安慰武帝，不必过分伤心，何况李陵之事未必丢脸。
司马迁认为李陵是个国士，奋不顾身以赴国家危难。且只有步兵五千，与十余万骑兵搏杀，而所杀过当——杀敌超过己方兵力之数——战绩耀眼。转战千里，死战不屈，虽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所以被俘不自杀，不过是留报效大汉之机会。
言外之意很明显，意即陛下不必为此烦恼，有此国士，大汉未来可期。
但武帝的思维很奇怪，他内心以为司马迁是腹内对自己不满，抬高李陵便是诋毁自己宠爱的贰师将军。
于是司马迁以诬罔下狱，死刑，司马迁无钱赎罪，以腐刑代替，从此不能做男人，整日战战兢兢，忧心忡忡。
对男人如此，对心爱的女人，汉武帝也绝不留情。金屋藏娇却最终长门幽闭的陈阿娇不必说了。武帝晚年得一美女，即后来汉昭帝的生母。
两人相遇，本来很有缘分。汉时流行望气，这是汉高祖留下来的传统。（注）
武帝在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遍寻而得一美女。据说年近十八，而双手握拳不能打开，汉武帝展开她的手，见其掌中握有一个玉钩，大喜而带回宫，封婕妤。
武帝当时已是晚年，美人正值妙龄。深宫春宵，不知日月。而此女怀胎十四月生子。
据说，上古帝皇尧帝也是其母怀胎十四个月所生。所以，汉武帝命此女产子之门为“尧母门”。进封其为夫人，称为“钩弋夫人”。
这孩子——刘弗陵——后来当了太子，即汉昭帝。可见汉武帝对这对母子的宠爱。
但当刘弗陵小小年纪成为太子之时，汉武帝却赐死钩弋夫人。
这谁能想明白？所有人都想不明白。
夫人完全不明白武帝何意，只是脱簪叩头，凄楚垂泪，泪眼朦胧回望武帝。
汉武帝说：快走，汝不得活！
掖庭狱阴风阵阵，夫人死于云阳宫，据说当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汉武帝派人安葬了她。
汉武帝的自我解释是，世人不懂朕的苦心，以往国家之乱，原因便是主少母壮——昭帝为太子时5岁，母钩弋夫人不足30岁——而女主独居，大权在手，恣欲放荡，无人能管。高祖死后，吕后独揽大权、为乱宫廷就是例子。
所以，凡是为汉武帝生过子女的妻妾，无不谴死。
这就是汉武帝对人的态度。
在汉武帝那里，人命只如草芥。人才、美女尚不爱惜，更何况普通百姓？只能苦在尘埃。
帝王对人才的态度，往往决定一时兴衰。又因中国古代历来以经验治国，故而历史发达，所以也会成为另外一种“前车之鉴”，效仿者大有人在。
汉武帝对待人才的态度，是以工具的眼光看待的，在他看来，朕有天下，尔等皆是附庸，朕但凭心意，生死一任己意。
在汉武帝的晚年，因为人年老多思，做个梦都疑神疑鬼的，以至于有巫蛊之祸，自己的家人，包括太子，都硬生生的被他逼死，一次内祸，死骨肉亲人大臣兵士达数万。
莫名其妙地随意杀人，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皇帝。很多人善意地认为，身为帝王，处于很多不得已之间，有些做法是不得不为之，可悯。
我们不否认汉武帝的功劳，但得看到其本质。
即便汉武尊崇儒术，但也掩盖不了其本质，儒家是不讲以杀人治天下的。
这种态度，如有三世，国不亡都说不过去。中国历史上，从来未听说擅杀人者会久有天下。直接的例子，是汉武帝酷法之下，郡、国两千石级别的官员大抵酷暴，而一般小吏和平民犯法愈多。
在汉武帝天汉年间，汉的江山盗贼四起，大群的有数千人，小群的也有百十号人，甚至攻打城邑，夺取国家武器。他们打开牢门，绑缚太守、都尉，极尽侮辱，两千石级别的官员性命不保，地方官员，军政两派，无一幸免。
汉武帝派御史大夫、丞相长史督查解决，但毫无效果。
也就是说，法愈禁而盗愈甚，法太严了，大家也都不在乎。如果达到秦始皇那种老百姓建个群，三个人以上的群聊就得治罪的严苛程度，那大不了一死，怎么着都是犯法，何不拚命呢？
汲黯的话是没错的，这样杀贤，天下没那么多贤人可给皇帝杀的。汉武帝晚年，已经觉得人不够用了，大力招贤，但是收效甚微。
但汲黯进言那时，汉武帝正是意气奋发之时，毫不在乎。他听完汲黯的话，笑着说，什么时代没人才？最怕的是不能识别人才。只要能识人，还怕没人才？何况，什么是人才？不过是有用的器物，有才而不肯好好卖力气干活，跟无才一样，不杀留着过年么？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
第一，
人才不人才，朕说了算，朕说他是人才，能按照朕的意思办事，那就是人才，反之，则是垃圾；
第二，
人才是工具，朕的工具不按照朕的意愿办事，活着也是白搭。
汲黯是个直性子，进言时说得怒气冲冲，但他辩不过汉武帝，只好说，虽然臣说不过陛下，但臣心里不以为然，希望陛下能改正错误，不要以为我傻乎乎地不懂道理。
汉武帝打了个哈哈，开了句玩笑，没放在心上。
大汉很幸运，汉武晚年醒悟而改过，否则后事难说。
看来，乱杀人，尤其不把人当人，不把人才当人才，是不行的。
那么，重视人才，对人才好就是能确保江山无忧？
那也未必！
历史的奇怪也就在这里。
向来以“残暴”被人诟病的，与汉武帝并列青史为“秦皇汉武”的秦始皇，其做法却恰恰与汉武帝相反。
但是，秦于始皇而衰，汉于武帝而兴。两君皆是伟烈之人，但两人用人的方法很不相同，至少对人才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秦始皇算得脾气暴的，但秦始皇一生，没有杀一个功臣——背叛和违法乱纪的除外。
对人才的态度，似乎秦始皇更胜一筹，但结果却恰恰相反。秦始皇得了天下却败了秦，汉武帝大了天下，却兴盛一时。
这就令人慨叹。
然而，历史需要深究，不仅仅表象。其实两者相较，虽然秦始皇不杀功臣，对人才的态度其实与汉武帝没区别。
区别在于用法不同，所处时代不同。
所以，秦始皇虽然与汉武帝一样，穷奢极欲，自大不凡，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
但秦始皇因为没有经验借鉴，他是千古一帝，始皇帝嘛，自三皇五帝以来，第一个有了那么大天下的人，难免驾驭不了自己的内心，很多事没有前例可循，而膨胀的骄傲又使他做事随自己的心情，而且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到后来无论是忠直之言，还是奸邪之言，都无所采纳。连人之必死，托付后事的道理他都不认了，还有什么道理他听得进去？谁还敢跟他讲道理？
汉武帝则不一样，虽然他对人有玩弄之态度，但他知道底线，也能改过。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所以他一边犯错，一边改正。
他用人的态度虽然让人看不下去，但他很懂得把自己的好恶作为终极引导，让人才前赴后继的为他奉献。
比如他对四夷的政策，明确而坚定，赏罚分明，与始皇帝一统六国之志趣无二，所以，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堂，结果只能是开疆拓土，名垂后世。
汲黯总是顶撞汉武帝，说很多不中听的话。武帝很怕他。武帝的性子实际较为随便，有时候接见卫青、霍去病等大臣，他就大喇喇坐在马桶上说话。但是汲黯来见，他不戴帽子都不敢见，汲黯有本要奏，他要是衣冠不整，忙让门官拦住，说你奏的事一律照准，回去吧。
汲黯当朝顶撞杀贤之事，汉武帝也不计较，一笑了之。即便他不听，但他知道这是好心。
而秦始皇的后期，已经没有此等术了，他完全被鬼神虚幻迷了心窍，没心思也没心力去在乎这些了。
可见，态度固然重要，但是用人的方法手段也不可或缺。
态度错误，但不妨手段正确。
秦始皇得天下之后，态度已无，手段也懒得用了。再如项羽那种，态度错误，手段也错误，就只能自取灭亡。项羽是只认为自己本事大，别人都不没自己厉害，对自己的谋士范增如此，对很能用兵的韩信也是如此。
项羽议事，臣下是都不说话的，项羽说什么，大家就跟着说“善”！但凡提意见不合己意，那这人基本在项羽那里毫无立足之地了。所以，范增走了，韩信走了，张良轻轻靠近了一下，也走了。项羽身边很多人，都跟着刘邦去混了。
有人说，司马迁偏爱项羽，那是不懂司马迁，项羽的这些缺点，司马迁都写得明明白白。
人才最受重视的时期，在春秋战国之时。
这当然也并非春秋战国的君王甚于其他时代，而是当时形势所造成的。那时的天下，虽仅中国之地，也是诸侯林立，国势纵横。人才为强国之本，谁不重视，谁就得吃瘪受气，甚至亡国绝嗣。
百里奚饭牛车之下，秦穆公亲奉而秦国之名响彻寰宇；卫鞅恓惶奔走，而秦孝公求贤已切，秦国又成虎狼之势。齐用管仲施良法以霸，晋文公合众力为霸。
这都是人们熟知的故事。
所谓得一人而兴天下，失一人而败天下。
此时的人才，选择权变了，或者选择权多了变量。君主不但择人才，人才也在选择君主，二者权力上不对等，但地位上可以分庭抗礼。孔子的弟子子贡，游历诸侯，与各国诸侯分庭抗礼，毫不落于下风。而且，他愿不愿意为君主效力，还得看他高兴与否。
孔子自己也是如此，国君蠢笨昏聩，他是绝不伺候的。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张（即颛孙师），特别热衷于做官，他问孔子的问题，不是如何拿高工资，便是如何被诸侯重用。
有一次，子张问孔子，一个士如何名达诸侯？
孔子反问：“你说的达，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一个词——达官贵人，可见达者与权位官职有关，古代这个达，主要就指做官。诸葛亮自谓“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刘备还是找到了他。
孔子明知道子张的意思，但他知道子张心里糊涂，所以反问一句。
子张的回答是：“在诸侯国为君主所知，在卿大夫之家则为卿大夫所知。”
孔子说：“嗐，你说的这是闻，不是达。达，是立身正直而好义，会察言观色，时时谨慎谦恭，如此在国在家都可达。闻，就是满嘴仁义道德，背地里三道两面，厚脸皮毫不知错。这样的人，天下莫不知闻。”
言外之意，做官可比“闻”难多了。做官得做人正直好义，心怀天下。至于要出名，要让人知道你，拥有粉丝，那太简单了，说漂亮话做恶心事（色取仁而行违），就是立人设，搞营销，拉粉丝，而毫不羞惭。
即便到了战国末期，秦始皇还是秦王的时候，荀子的学生李斯告别老师时就说，“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他认为做人要抓住机会，如天天下纷争，是人才纵横的时代，想出人头地，就得选主子。
李斯最终选了秦国，与秦始皇一起奋力兼并天下，参与了秦初对于天下的一系列改革。
可见，那时的人才，是有自由选择权的，而且是有人权的，或者说，可以奋其骨气。
诸子百家大兴其道，但君主想役使他，那是万万不能的。
在战国后期，形势更加严重，因为战国打的是灭国大战。春秋称霸，最多逼人就范，不会灭绝其国。但战国则是灭国占地。这样，国君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要想笼络人才，就得放低身段。先当孙子，才能成爷。
当时有个田子方，他是子贡的学生，初事魏文侯，继任齐相国。这人很有本事。魏文侯都经常陪着他吃饭。一日外出办事，遇上文侯太子的车队。
太子倒是比较很懂事，急忙下车让路，伏于道旁致敬，结果子方看都不看一眼，傲然不顾，一路扬长而去。
太子气坏了，赶去拦住子方，批评他说：“这世道还有没有道理了？到底是有权有钱应该牛哄哄，还是没权没钱的应该牛哄哄？”（“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
古文是单字表意，富贵，富即是有钱，贵，即是有权有身份有地位。贫贱，贫，是没钱，贱是没身份。
（按：古代的穷，不是没钱，指的是无路可走，主要是仕途，做官之路，如王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仕途之路虽然不顺，但绝不放弃，不忘青云直上的志向。）
子方只是个士人，贵族的最低一层，没钱没权，可不是贫贱之辈么？太子才是富贵之人。
所以，太子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人反而牛气冲天？
子方则毫不在乎地对太子说：
“当然是又贫又贱的人才应当牛气哄哄，因为富贵者没资格牛哄哄。国君骄，失国；大夫骄，失家。国君大夫失去了国家，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至于像我这种贫贱之人，换个国家上班，照样过日子。别说国君大夫不骄傲，就算他们用我这种打工人，我说话不听，自身行为不合我之道，我照样拍屁股走人。”
这话听着强词夺理，但在战国那种形势下，确实如此。所以，太子听完连呼有理，拜谢而去。
可见，在高位者对于人才的态度，实际上取决于对他自身所处的形势。春秋战国时，形势所逼，人才不得不成为硬通货，你不稀罕人家稀罕，你不要，便有亡国之危。稀罕宝贝当然值得人抢。
即便到了秦末，秦国都保持着这种警惕。秦始皇听说韩非子是个大才，巴巴的要得到，他读了韩非子的书，说：“啊呀，寡人如果能跟这人做朋友，哪怕拜他为师跟着他游历天下，死了都没遗憾。”
反过来也一样，君王也是有选择权的。如果君王不要这样的臣子，那么这样的人才也不得伺候君王的机会。
如李斯那般才能，眼看着就要飞黄腾达，但秦始皇（当时为秦王）一纸诏令，就要把所有非秦国国籍的人才全驱逐出境，永不叙用，李斯只能施展才华，写有名的《谏逐客令》，逞口舌之力，摆事实，讲道理，说现实的利害，才得以留下来。
所以，人才也得百般卖弄，逞口舌施本事，如范雎苏秦张仪之辈，甚或如自荐的毛遂。
这是时势所逼，君王和人才都不得不如此。
但到了汉武帝那时期，天下一统，人才的出路只有那一个朝堂，别无他路。选择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那可不就变成了汉武帝所说的那样，朕说他是人才，他才是人才，他为朕所用，尽心办事，才是人才，否则，啥都不是。
态度，可说是多种因素交织而形成的。并不仅仅是以人而论。
这就告诫人才，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要懂得审时度势，懂得察人虑己，才能展骏足，行大事。否则，徒然头悬国门，死不瞑目。《史记》里面，司马迁到处都在讲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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