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少年乞儿遭遇”三娘教子“被时代裹挟扮演了一回“丑角”老年姜子牙终于唱出了“封神榜”结尾：

2023年10月11日，导演郭宝昌在北京去世。

他是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位重要人物，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宝爷”。

他最知名的作品是《大宅门》系列剧，其中还有京剧版的《大宅门》。

他的童年栖居在旧社会余韵中,青春撞上新中国建立,中年经历“文革”浩劫,晚年见证改革开放。他的人生旅程,如同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

80年的时光里,郭宝昌以他独特的艺术视角,记录和思考着一个充满苦难却也伟大的时代。他笔下的文字,镜头中的画面,舞台上的戏曲,都在向我们娓娓道来他对这个时代、对这个国家命运的深沉思索。

郭宝昌，作为一位跨越了一个世纪的艺术家，他的一生可以被划分为几个戏剧性的阶段。他少年时经历了从乞丐到富家子的身份转变，感受到了社会阶层的复杂与矛盾；青年阶段，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经历了从学院的光环到劳改农场的巨变，也体验了无知与”背叛“，而在晚年阶段，他才以《大宅门》为代表的艺术创作，绽放出了艺术光芒，在这些不同的阶段中，郭宝昌的生命与艺术交织，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纷纷登场，形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人生戏剧。

1927年，一场黄河泛滥改变了郭宝昌的命运。为躲避水灾，他外祖父从河北老家逃难到了北京，寄居在一家名为同仁堂的中药商号。同仁堂主任乐镜宇70岁的时候娶了23岁的郭榕。

郭榕无子，郭宝昌本名李保常，在被郭榕收养之前，在街头乞讨为生。最初李保常被养在“娘家”，管乐四老爷叫姑爹，管养母郭榕叫姑妈，到1953年才改口叫妈，改名郭宝昌。

在那座富丽堂皇的大宅中，他被赋予了新的名字和身份，但那个“野种”的标签，却如影随形。郭宅的日子，对小小的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他在那里，享受着不同于常人的生活体验，却也在蔑视的眼神中慢慢长大。他的“姑妈”，郭榕夫人，虽然在物质上给予了他丰富的生活，却也给了他一种深深的怨恨和强烈的反抗心。

郭宝昌的童年充满了矛盾的情感。一方面，他享受着大宅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他却在这种优越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孤独和不被理解。他经常独自漫步在宅子的长廊和庭院中，默默观察着那些成年人的世界。他看到了他们的欢笑，也看到了他们的阴暗。

“别人家的小孩还在院里捏泥巴的时候，教我打拳的王师傅经常带我们去逛街，买大刀、花脸，逛天桥、喝面茶、剃头、洗澡。”郭宝昌回忆道。这些丰富多彩的童年经历，让他早早地接触到了社会的多个层面，也让他在这个特殊的家庭环境中，培养出了一种独立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他的“姑妈”知道，这个小男孩在家里没有地位，他是一个外来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但她也知道，这个孩子有着与众不同的锐气和倔强。她教导他，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要去掉各种各样的奴性，要做一个真正的“爷”。

郭宝昌的心中，早早地就埋下了一颗种子——要证明自己，要超越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他在那些复杂的眼神中，看到了社会的残酷和不公，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的未来。

郭宝昌从小热爱戏曲,总让老仆人给他讲述古装戏的剧情,然后学着念几句。他也会跟着游唱艺人,认真学习唱腔。如果有戏班子来宅院表演,他一定会混进去观摩,然后对着镜子模仿打样。

“我要在戏班混出一番事业!”这个梦想郭宝昌从小便抱定。为了实现它,他还跟着一位叫王师傅的镖师学武。王师傅一边教他“把子”的技巧,一边讲述江湖上的种种不平事。这让郭宝昌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多年后,当郭宝昌拍摄了改编自自己儿时经历的电视剧《大宅门》时,他才明白那些看似无聊的老故事竟蕴含着那么多人生启示。那是这个古老家族最后的绚烂与消逝,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郭宝昌的青年时期，是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1959年，他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这本应是他人生中光明的一段时光，但命运却并没有如他所愿。在学院的五年级时，他被划为“反动学生”，这个标签让他的生活陷入了一段黑暗的岁月。他被送到农场进行了四年的劳改，再经历四年的监管劳动，那是一段生死存亡的岁月。

在电影学院的日子里，郭宝昌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他的心灵在电影的光影中找到了表达。他学习如何通过镜头讲述故事，如何通过影像捕捉生活的点滴。然而，当他被标记为“反动学生”并送往农场时，他的艺术之路突然被打断。在农场的日子里，他经历了人生的另一面——艰苦和绝望。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生活的多面性，也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我站在东华门，不知道该去哪里。”郭宝昌回忆道。劳改回来后，他的家已经不再是他的家，前院后院已经被造反派占据。他的母亲和其他家人都下落不明，他只能在街头彷徨。

在广西的岁月里，他听到了政策开始逐渐落实的消息，抄家的物资和存款也逐渐被发还。但那些年的痛苦和折磨，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中。

电影学院的日子，本应是他最愉快的时光。那时的他，觉得前方是一条光明大道，鲜花铺满了道路。但命运的巨轮却让他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失去了最基本的人的尊严。直到《大宅门》的成功，他才再次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

但那些年的伤痕，已经无法抹去。他写道：“我这辈子痛哭过四回，最难受的就是田风去世。”田风，他在学校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是那个愿意为他打保票，愿意为他承担责任的人。那会儿田风是学校导演系的主任，他对学校打保票：“我是工农阶级出身，我来改造他（郭宝昌）”。当时的郭宝昌正在写《大宅门》的小说，写到三分之二被没收，罪名是为资本家著书立传。一边等待学校的处理，一边干刷厕所、扫剧场、称煤球的活儿。有天下午他从煤球厂出来，和田风老师撞见，两个人都低着头。田风已经瘦得脱了相，没想到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情感上，郭宝昌多年来不只是内疚、自责、愧悔，而且是一直处于绝望、无助、无所适从、无可皈依的惶惑之中。对于“平反”他真的高兴不起来，因为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再多的言语和行为也补偿不了心中对老师的愧疚。田风当时给他特殊的培养，给他开小灶，包括他因为郭宝昌做了错事，而承担了他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些真是让郭宝昌后来痛不欲生。后来他再做所有的事情，就是要为田风老师争气，不能辜负他对郭宝昌的期望。

郭宝昌的青年时期，除了在电影学院的学习和后来的劳改经历，还包含了一段他至今仍深感愧疚的往事。那是一段关于母亲的往事，关于他在年轻的冲动和时代的热潮中，做出的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在南口农场劳动改造的那段日子，为了摆脱资产阶级的出身标签，郭宝昌逼问母亲，询问自己的真实身世。当得知真相后，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农场的组织。他还逼迫母亲交出全部财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革命立场，减轻自己的出身带来的处分。

“我拿起破书包就走了，伤透了她的心。”郭宝昌回忆道。他的母亲，那个曾经给予他生命和关爱的女人，在他的逼迫下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和伤害。而郭宝昌，也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母亲的信任和亲情的温暖。

这一段经历，成为了郭宝昌一生中无法抹去的痛。他每天都在对着母亲的照片忏悔，每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她道歉。那些年的愧疚和自责，成为了他创作中的一种情感基调，也让他在以后的生活和创作中，更加珍惜亲情和人性的真实。

改革开放后,郭宝昌重新返回电影创作岗位,执导了多部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影视作品。他不再局限于阶级叙事,而是展现人性光辉。

但他心中始终悬着一块石头——那是对家族往事的挥之不去的思念。20世纪80年代,在母亲、养父相继去世后,郭宝昌终于决定拍摄一部反映旧社会风貌的电视剧。这就是改编自他儿时经历的《大宅门》。对于郭宝昌来说，《大宅门》不仅仅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他对那个时代、对那段历史的一种回望和反思。他通过这部作品，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一个家族的兴衰。

1988年,《大宅门》在中央电视台首播。这部电视剧轰动一时,收视率高达93%。观众们不仅被家族兴衰史的宏大叙事吸引,也被其中包含的人性思考打动。剧中那些仆从、小丫头、庶子们,成了真正的主人公。他们平凡而倔强的生命,点亮了一个旧时代的光与影。

在观众心中,郭宝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传承者。于是,更多的大宅门后人主动与他联系,提供家族史料,讲述自己的故事。郭宝昌把这些资料整理编著,出版了《大宅门人物真实故事》。

随着年岁增长,郭宝昌更多次重返大宅门。他在怀念逝去的母亲、恩师之余,也在反思年轻时的行为。那个曾幻想可以肆意抹煞历史的郭宝昌,已经在历史洪流中明白,记忆才是人最宝贵的存在证明。

于是他无私地和新生代合作,把家族故事改编为舞台戏剧,在全国巡演。他还推动老宅的保护工作,让这座百年古宅成为北京的文化历史遗产。对郭宝昌来说,记忆不是过去式,而是未来式。这些故事值得被传承下去,而不是隐藏和遗忘。

不管新时代如何变迁,郭宝昌始终笃信,只有扎根历史,才能开创未来。或许,这才是他通过一生的艺术创作对我们的回响吧。

郭宝昌的一生，是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一段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他的艺术创作，不仅丰富了中国电影电视的艺术宝库，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作品，如《大宅门》等，已经成为了中国电视剧的经典，被无数观众所喜爱。

郭宝昌的艺术追求和个人品质，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楷模。他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勇于面对生活的困境，用自己的作品反映社会，探讨人性，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艺术家的生平，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也反映了一个艺术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艺术追求和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