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中国革命》（1930）——是托洛茨基一篇有关中国革命早期的史实性专论，其中的史学价值无与伦比。以下，我们截取几节拿来分析思考、怀古鉴今。
一、事实与文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大流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中国革命事变中，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斯大林，把他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人为的原因，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文件，已经散落，消失和被遗忘了。有些则被精心地封存起来，以防止被群众看到。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要藉助于斯大林及其亲密助手们的文章和讲话，藉助于他所授意的许多共产国际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此，我们要引用苏共党内反对派档案库中所藏的原始文件。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当权派干部其塔罗夫（注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后来也被当权派藏匿起来，以便不让党内更多的人看到。读者们会自己看到其塔罗夫的证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职业官僚，跟着斯大林路线爬上来的投机分子。他曾是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现在已经是少年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重温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经过，对读者是非常有用的。
二、斯大林心目中的革命前途
蒋介石在领导革命，斯大林把他当盟友；革命的前途，在斯大林看来，是怎样的呢？底下是他那众多相关讲话中之最不丢人现眼的一部分（那最可耻的部分，从未公开发表过）：
「中国的革命军（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它的中国走狗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也因此会得到集会、罢工、出版与组织的自由。」（「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页）
蒋介石的军队，据斯大林说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那么，为使革命成功，需要什么呢？很少：
「青年学生（革命的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假使能让他们都从属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之下，那么，所有这些人就会化作一股巨大力量，推动革命飞速发展。」（同书第五十五页）
这样说来，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把工人和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相反，是怎么样更好地把他们附属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在斯大林这篇文章写成和发表的日子里，蒋介石正在用苏联援助的军火，率领着从属于他的工农，「飞速地」走向……上海大屠杀。
三、斯大林与蒋介石
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那时我们的报纸对此避而不谈），共产党就沦为国民党彻头彻尾的附庸了，当时，中共还签订了一纸誓约，保证不批评三民主义。然后，蒋介石——好一个精彩的细节！——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做它的正式支部。在准备作工农刽子手的同时，蒋介石需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给他作掩护。他得到了这种掩护。蒋介石与胡汉民领导下的国民党，终于以列席的资格被共产国际批准加入了。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筹划反革命政变时，他也没有忘记和斯大林称兄道弟，比如说，互赠像片，以示友谊永固。作为这种友谊的象征，苏共中央委员，当权派的布勃诺夫（注二），曾专程来中国拜望蒋介石。顺便说一下：布勃诺夫到达广州的时候，正赶上蒋介石发动的三月二十日事变。布勃诺夫有什么反应呢？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并且保持安静。
上海大屠杀之后，共产国际上上下下的负责干部，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企图否认刽子手蒋介石曾是共产国际的一员。这些大人先生甚至脸红脖子粗地断言，国民党压根儿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政治局就此事表决时，以压倒性多数（托洛次基一票反对）批准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同志」参加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那次会议正好谴责了左翼反对派，而在邵力子的与会发言中，却有这么几句话：
「蒋介石同志在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指出，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成功一定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奋斗的目标，不是在中国国民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如同西欧当年所建立的资产阶级统治一样，或是如同现在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们都相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一定会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记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三到四○四页。）
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体会议的真实情况。在这以后，共产国际的一员，「蒋介石同志」，就是那个发誓要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解决一切历史任务的蒋介石，真地解决了一个历史任务：血腥镇压革命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第七次全体会议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预测，已经被最近的一切事变，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证明了，并且是完全正确的。假使这是黑色幽默的话，发明它的人一定是个天才。不过我们决不可忘记，这种幽默浸满了上海工人的血。
四、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
对共产国际对在落后国家的任务，列宁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常常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对类似的企图，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补注1]
列宁去世以后，国民党用「在中国不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空头允诺，竟也被准许加入共产国际了。莫非这就是在执行列宁战略？显然，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很明显的是，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联合，藉以欺骗和出卖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比如农民与城巿小巿民）民主运动，而是与聚集在形形色色组织和派别里的群众进行联盟，以反抗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联盟，照列宁看来，究竟是怎样一种方式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写的大纲上，做了答复：
「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能与它混为一体。即使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也一定要无条件地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补注2]
斯大林命令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然后又批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所有这些，都是打着执行列宁主义的的旗号干的。
五、蒋介石政府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一年后，对蒋介石政府是怎样占计的呢？从政治局委员们的公开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加里宁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
「中国的各个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对于中国的所有阶级来说，广州政府就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集会上，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
「鲁祖塔克同志，在谈到中国形势的时侯，指出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所有阶级的通力支持。」（「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类似的话，伏洛希洛夫也公开讲了不止一次。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从小资产阶级"理论"垃圾中清理出来，真是徒劳无功。不肖门徒们在很短的时期内，竟拿双倍的垃圾把它掩盖起来了。迟至四月五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圆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留在国民党内，而且他还否认这个同盟者有什么叛变的危险。他说：「鲍罗庭在那儿干得不错，没啥可担心的」。他演说一星期后，四一二上海政变就发生了。
六、上海政变是怎样发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一份特别有价值的证词，那就是其塔罗夫在联共第十五次大会的发言。他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目覩者。从中国回来时，正赶上党代会，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报告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在公开发表时被删掉了，其塔罗夫本人也同意这么做：真实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因为它证明了反对派对官方路线的一切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怎样，还是听听其塔罗夫的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国革命的第一道大伤口，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号对上海工人的屠杀。关于这个政变，我会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党内很少有人晓得它。在上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个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但是，这个共产党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虽然蒋介石早已在准备政变，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
首先，在很长的时间中，这个共产党政府都没有开始工作。它一会儿说，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不愿工作而且怠工；另一会儿又说，武汉政府并没有承认上海巿政府的成员名单。这个政府的全部活动，便是颁布了三个命令，而其中之一，就是筹备盛大仪式欢迎快到上海的蒋介石。这时候在上海，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尖锐。例如，大家知道，军队（托洛次基按：也就是蒋介石的军官们）眼看着工人流血牺牲，而不肯伸出援手。军队早就逼近了上海，但在市郊停了下来，坐山观虎斗，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正在与鲁军作战。他们希望工人的力量在起义中被消耗掉，所以故意延迟进城。进城以后，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一个师是同情工人的左派——那就是广东军的第一师。师长薛岳与蒋介石的关系很糟，因为蒋介石知道他同情群众运动。薛岳出身于社会下层，他最初是一个排长，后来才作师长。
薛岳来找我们的上海同志，告诉他们，一个军事政变已经准备好了。他说，蒋介石把他召到司令部去，极冷淡地命令他带领全师离开上海，到前线去。薛岳决定不再到蒋的司令部去了，因为怕被诱杀。薛岳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希望我们配合他反抗蒋介石的命令（注三）。他已准备留在上海，并且打算与上海工人共同作战，以对付酝酿中的军事政变。对于这个提议，中国共产党的负责领袖们（陈独秀同志也在内）表示，他们已经知道在准备政变，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蒋介石作过早的冲突。这样，第一师便调出了上海，他们的防地被白崇禧的第二师占据了。两天以后，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杀。」
为什么要把这种真实而且生动的陈述，从公开发表的记录中删去呢（三十二页）？因为刨根究底起来，该对这一后果负责的不应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工人没有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主动决一死战。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不能发展得太快的。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盲目地投入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当可以避免的时候），就等于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斯大林这一段演说，题名为「反对派的错误」。在上海的悲剧里，斯大林竟也能把"错误"的大帽子扣到反对派头上来。实际上，当时反对派还不知道上海的具体形势。就是说，还不知道三月到四月初，形势仍然对工人那样有利，虽然在这之前，共产国际的领导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与罪恶。从其塔罗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那时的形势，还是有救的。上海工人取得了政权，他们的一部分已武装起来，而且有巨大的可能，更广泛地武装他们。同时，蒋介石的军队并不可靠，有一些部队，甚至高级军官，也倾向于工人。但是一切的一切，都被上面既定的方针路线束缚住了，动弹不得。中共党人不是准备与蒋介石作殊死的斗争，而是鸣锣打鼓开欢迎大会向他庆祝胜利。斯大林从莫斯科坚决要求中共：不仅不要抵抗“盟友”蒋介石，相反的，你们要向他表示忠诚。怎样表示呢？躺下来装死。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上，斯大林仍然为他让上海工人不战而降的政策狡辩，他说这是出于现实的战术考虑，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投降战术”，已经让上海的无产阶级和革命运动被当头一棍砸得半死了。半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斯大林在上海问题上干脆一言不发。大会代表延长了其塔罗夫发言底时间，让他有机会做完对中国事件的报告，因为报告的内容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不过，对付类似的小麻烦，史大林自有一定之规，就是把其塔罗夫报告中最关键的段落，从公开出版的大会记录中删去。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把这份堪称历史性的文件全文发表出来。
关于其塔罗夫的报告，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发言中，尽可能把中国事变的进程说的含糊不清；实际该对失败负责的的最高决策者们，也被他掩盖得很好。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其塔罗夫便挑出陈独秀的责任问题，大做文章。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苏共中央的多数派一直在保护陈独秀，回击苏共党内反对派对陈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陈在忠心耿耿地执行他们的指导方针。当陈独秀同志不再愿意作那缄默的替罪羊，而是渴望光明磊落地讨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的一切写作班子，所有的秀才们，就全都扑上来围攻陈独秀。这并不是因为他对革命犯了致命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不愿继续欺骗工人，不愿再作斯大林的挡箭牌。
七、斯大林·国民党·“新鲜血液”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大约是上海政变三个星期以前写道：
「国民党的领导层，由于缺乏带有革命性的工农热血，正在生病，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帮助它得到这些新血。到那个时侯，形势就会有根本的不同。」
真是一语成谶！国民党需要「工农热血」，而中共的「帮助」是不遗余力的。1927年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与汪精卫，得到了太多太多的工农热血……当谈及斯大林政策中对蒋介石的态度时，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宣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中国革命上一个阶段，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的成绩而论（！），它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性的证明……。」
北伐的成绩！斯大林很喜欢这类带血的幽默，不过，血通常是别人的。北伐的确成功了，只是有一个小仳漏：成功的北伐意外地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讨伐，仅此而已。上海工人的头颅和热血，不能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大人先生们，有任何的警醒。不仅如此，他们还费尽心机，想把别人的眼睛也蒙起来。
八、斯大林的新试验：与汪精卫合作
其塔罗夫的演说，还删去了下面一段极重要的文字：
「上海政变以后，每个人都很清楚，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这一点所有的同志都承认了，并且立刻公开下了结论。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却没有看到。那就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都不想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不了解这种情况，他们对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工农民主专政的典范、标准模式。」（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在大会记录中三十三页）「上海政变以后，很显然，资产阶级是在背离革命了……」。
假使事变不是那样悲惨的话，这倒是令人发笑的事。斯大林解除了工人的武装，然后蒋介石砍瓜切菜一般把他们屠杀了；再然后，我们党里的事后诸葛亮们，总算是「懂得了」资产阶级在「背离」革命。但是，斯大林虽已承认他的盟友蒋介石已经背离，他还照常命令中共依附于那个武汉政府，按照其塔罗夫的报告，武汉政府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的。不幸「我们的同志都不懂得这一点」。哪些同志呢？是不分日夜忙于阅读和执行斯大林电报指令的鲍罗庭吗？其塔罗夫没有举出任何名字来。他是个聪明人，懂得“革命诚可贵，乌纱价更高”的道理。
这里，让我们再听听斯大林怎样说吧：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现在南方会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这就是说，武汉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它会在实质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知道，"工农民主专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了！
斯大林继续说：「因此，在现阶段，在国民党内部，推行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密切合作的政策，具有特殊力量与特殊意义。……没有这样的联合，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不与反革命匪帮——「左派」国民党合作，「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斯大林一步步地——在广州、在上海、在汉口——"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法。（略）
【评析】：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是一篇纪实性的史料和史实，它生动描述、记述了中国革命发轫之艰难。在当时苏联及共产国际的话语权、语境权、规则权之下，刚刚诞生的中国党的懵懂幼稚、无助无奈，可以说，中国党的成长和成熟是用鲜血滋养而换来的。从上，我们通过这段历史的真实和画像展示，可以得到很多启迪性的反思和展望。在这里，我们看到国民党进入了共产国际，共产党被排挤打压，历史的玩笑真是天方夜谭般令你匪夷所思。也就是说，国民党蒋介石哪个时候，还差一点点就取代国民党了，如果蒋介石及国民党愿意的话。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1日），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工农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38年组建第四国际，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由于官僚极权对信息的封锁，后人常常根据极端偏颇的材料而认为托洛茨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文人，其实他文武双全，且谙熟军事指挥艺术，还曾亲临战场。正是他作为十月革命的最高军事领袖（十月革命期间他与士兵一起在战壕里作战），并且在1918年缔造并指挥苏联红军，无疑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国内战争期间，他甚至坐装甲列车冒着枪林弹雨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托洛茨基专列），差点被炸死；当反革命军队进攻彼得堡时，当时的彼得格勒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被吓得半死，托洛茨基却从容不迫指挥作战。
在列宁逝世前后，是他第一个举起反斯大林的旗子，自此以后，他同斯大林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斯大林把他的主张概括成“托洛茨基主义”，还加上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定语。这就使托洛茨基从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立足之地，把他永远革出了教门。多伊彻说得对，如果托洛茨基像列宁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初去世，那么他在苏联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领袖，赢得国内战争的英雄，使世界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红军统帅。但是他那时没有战死，没有病逝，这就注定他要扮演一个重要的悲剧角色——以少数人去反对羽毛丰满的斯大林以及他的党机关，最后被他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权流放到当时的不毛之地阿拉木图，尔后又被驱逐出境，成为有国难回、有家难归的流亡者。他的一系列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及其体制的著作，是最早出现的分析和剖析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著作，其达到的深度是同时代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我们以为，托洛茨基是苏联除列宁之外最具深度和影响的实践理论家，他热烈拥护列宁的主张，曾被人安上绰号“列宁的棍子”。他在一九三零年撰写的《斯大林与中国革命》共计十八个章节，史料史实可靠翔实，离中国革命有关事件的发生也才三年时间，尤其是分析和判断是出自这样一位杰出的理论家视野，其中的历史和价值含金量毋庸置疑。那么，我们今天把它当作史料来阅读，究竟可以得到哪些启迪呢？这个启迪就昨天来说，只是一段历史的回顾和缅怀，然而，其中的苦涩是那样地令人唏嘘。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发动大屠杀，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而在这之前国民党与共产党是相互帮助、联合一起的，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等共党高层人士都在国民党里任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孙中山思想飞跃的主要标志。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在与中共代表和苏俄代表商讨中，逐渐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这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该政策的贯彻和坚持，保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发展，成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然而，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看到——当时的苏共与国民党之间，相互利用和交易的成分颇重，国民党是想借船出海、壮大实力，苏共是想借国民党来扩大共产国际的势力范围，至于秉承苏联衣履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苏共和国民党之间只是一个配角和帮衬，也就是说，苏共从其国家利益和意志出发，可以随意指挥、驾驭中共的一切——从理论到行动、从理想到生命。一九二七年，由于国民党对革命的叛变，国共开始分裂，彻底走上了对立的道路，而八一南昌起义，则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不过，直到遵义会议，中共才成为组织性、思想性、行动性、政治性真正独立完整的党和军队，才算彻底摆脱苏共及共产国际的控制和影响。经验和教训，在中共党史里是那样异常的惨痛和悲壮，为什么呢？
因为，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共产党即是在共产国际的引领和引导下成立的，一切规矩规则、理论模式、行动纲领等等，都由苏共领导并指挥的共产国际颁布、传达给中共去付诸实施，一句话，中共需要且必须顺葫芦画瓢——全盘接收、全面执行。好比一个刚刚学艺的徒弟，在师傅面前必须言听计从，对的也好、错的也罢，徒弟也不知道、也分不清，总之，对错由师傅说了算，师傅决定一切。话说，作为徒弟的中共，当年就是这样把身家性命全交给了苏共这个师傅，所以，在面对国民党屠杀的时候是被动的、麻木的、不知所措的、糊里糊涂的，许多中共党人由此牺牲葬送了性命。随后的岁月，共产国际通过王明、李德之流给中共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更是罄竹难书，这些都在中共党史上刻下了斑斑泪痕。
究其原因背后的原因，即是我们的思维模式、语境模式、规则模式、评判模式、行为模式等等，被绑架、被控制、被洗脑了。即如现在，美帝经常说的那句话——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什么规则呢？美国订的规则，这个规则强加在国际秩序头上，由此要别国遵从，实质就是要遵从美国的秩序。这完全是强盗逻辑，尽管如此，还大言不惭。为什么呢？因为凭借实力，实力或武力是美帝推行其规则的后盾及保障。对此，我们中国可以不吃这一套。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被洗脑了，有些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规则或模式，我们会不会上钩上套或不经意中默认呢？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和结果司空见惯、比比皆是，那就是从众式的以为当然或必然，因为我们人啊，时常都会“脑盲”。
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人的局限以及时空的局限或限制所致。拿疫情期间的管控来说，动不动就封城、封小区、封楼道，以及种种限制和惩罚等等，现在回头看之前的那三年，许许多多的荒唐、荒诞在那个时空就堂而皇之地发生了、上演了，而当时又有几人认清识透来来去去及事物的本质呢。当然，这一切都是人指挥、策划、实施的，我们大家在这个规则环境、话语环境里动弹不得，只能听之任之、任人宰割，否则，即会头破血流、锒铛入狱。所谓，枪打出头鸟啊。
同样的，近四十年以来，我们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呼应，一些规则、秩序也横空出世，那些在之前年代被批倒的东西又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例如，曾被毛主席点名批判的黑猫白描论又被奉为神明，摸石头过河被当作经典，培养中产阶级被提到议事日程等等……等等，我们所有人都以为当然、都麻木不仁、都充耳不闻、都熟视无睹、都没什么反应，很正常啊，因为我们只是凡夫俗子、普普通通的人。例如，我们殊不知，培养培育中产阶级，就是在哺育中产阶级和资本家的中坚力量，就是在打造中产阶级专政，就是在铸就贫富分化的分水岭，即如过去的年代，屠杀和围剿近在眼前，我们还在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君不见，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模式已经资本造就侵入，我们的许许多多方面被官商勾结的资本及资本家控制了，我们的社会是不折不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如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样，所散发出来的效果和效应。
永远的怀念 我的宝贝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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