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视角：幕城|叔本华|幕城|时代|民族|罗马|风俗

伯伦，“生命正带着他们走在满种荆棘与鲜花，又被凶狠豺狼和善歌夜莺包围的羊肠小道上。”浅滩的纯洁，走向深处所有的海都是黑的。印度的打狗棍法，甘地是藏着棍子来的。

“无数代人，像出没墓地的群狼一样飞闪而过”。墓地门前，即是深渊的路标。

善于爬行的矮子的洞穴，修筑于腐朽的永受诅咒的地下。蒙面的生命刺客钻进白色帷幕中，化作以病续命的冥王的仆人，“即使剪去了指甲，也是伪善”，面纱后面伸着柔软而恶毒的能敲骨吸髓的舌头，拯救的刑具在舌头的舔舐中吱吱作响。

纪伯伦，“记忆揭去遗忘的幕帘”，露出偶像的黄昏。

美式斗兽场，"大角斗场矗立，罗马便会存在。大角斗场倒塌，罗马就会灭亡。"

利希滕贝格，“公认的见解和人人都认为早已经解决的东西，最值得去研究”。

生活像自缢的绞绳，戏弄生活的信徒。纪伯伦，“背朝自己无力把握的整体，一心倾注在自己所喜欢的局部”。“你若看见一个熟睡的奴隶，千万不要叫醒他，也许他在梦想自由。”待救之人在残羹的挥霍中，先过了一把救世主的瘾，在伪善的拯救世界中把自己留给隐秘的死刑。

“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且江河日下，人鬼颇同，不则幽冥之中，反是圣贤道场，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日日八股礼制，岂能有此箴言？

叔本华：越低级的物种，越没有个体化的差异。论声响的共同特点，听声音就知道是什么物种，异口同声成为新物种的标识。

比蛆虫还要低等的物种的本能就是它的性格，请原谅并宽容腔肠动物随时随地释放象征领地意识声响的不能自控的排泄本能，意图延长从退化中获得野蛮的特权：在动物界已无路可退。

没有童年的自然纯真而只爱孔雀羽毛的价值，这样从小培植起来的高贵玩偶带着粪池的高雅臭气。蛆爱粪池，池爱烂蛆，与文明的秩序毫不相干，只剩一些矫揉造作的奴隶道德之爱。

当理念作为厨刀下评论时，不能要求它同时既切萝卜，又磨刀。在主次不分的时候，人们常要求它同时实现这两种行为，否则便是无效。简明扼要，专注于一，岂能分析于二，同时并列与前后相继不可兼得。

文明与文化作为两个发展的比较的概念，从何而来？为何而来？

在此不讨论形而上的文明形式：历史文明、现代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工具文明、地域文明等等，这种讨论将使人陷入辩证法的游戏。

文明象征着人类的命运，是人类生存实践出的一种社会形态，包含着人对生存形式的类型和要求，它是一个整体概念，若进入微观的个体化的罪恶之中考察，那么人类便始终是充满兽性的自然界里的动物而没有任何文明可言，这文明对于依赖于生存本能的自然动物毫无价值。

文明具有工具属性，人的修养与行为受到文明程度的制约，而自然动物不需要这件多余的工具。

不是此在的此时此刻需要文明，而是服从根植于固定的东西的未来的秩序与价值需要文明。文明的进化没有改变人的食欲，使服务于进食的烹饪的方式多样化现代化，任何时期的现代化的问题都可引用尼采的总结：盲目、扭曲和过度，这是文明先天的病理缺陷与后天的有意驯化养成的。

没有失败的实践便不会有恰好的成功，人为了铸造成功的纪念碑牺牲舍弃的太多：包括人自身。若文明之下没有人的痕迹：作为人的那一点在概念裁缝那里所剩无几的残存的意志，而只有机器的理性与喧嚣，没有人的回声那将是巨大的恐怖。

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一个文明之中的生产力所造之物，生成许多文化的修饰符号，每一件物类都需要一件文化的藏污纳垢的华丽衣服以保存并提升自身的估价，反向对立的文化则用于丑化贬低。文明像一间放置工具的房子，若里面放着石头，文化就美化石头；若放着铁器，那么它就美化铁器；若里面放着金子，它会委婉的美化金子施法的罪行。文明的隐秘核心：暴力牺牲，人性的权力扩张在文化的衣服上伪造良善与纯真的图案。

民族国家这个概念首先是一个用于分化的工具，其次才是一个学术概念。新加坡人需要这个概念在马来西亚立国，马来人需要它从印度尼西亚脱离。

试问一下，当今世界有几个民族国家？名义上有韩国和日本，实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立宪国。

研究共和国家要比研究民族国家，有摈弃祸乱的良善之心。

强调民族国家带着隐秘的目的，等说教者把它最终研究明白需要一个前提：研究明白的时机在于给祸乱之花的绽放提供合适的土壤，到那时，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和国家便都分崩离析了，表面上是在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实则包藏分化瓦解之心。

民族国家作为一个专有概念来研究是可笑的，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教育程度不足的中东欧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制造理论病毒并最后结出分裂之果。欧洲的碎片化；乌克兰问题；车臣战争；南斯拉夫的前车之鉴，分之又分可见于塞尔维亚与科索沃问题；按照民族国家这个模子刻出来，印度尼西亚分出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制造问题利用问题的前提是制造概念产生混乱，这是资本寡头深化全球市场的手段，制造民族国家概念有利于资本教士操纵这把手术刀化繁为简的窃取硕果。在巨人那里得不到的，就握着带血的手术刀从矮人那里得到。

民族与国家，是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组织形态。民族利益的表达让位于党派，民族在发展中从权力符号变化成一个等级符号，国家包含多数个此类符号。

国家是先验的实践的，后来的人为制造的民族国家概念所作的总结不能否定国家作为历史事实的发生。

民族是水，国家是容器。不同政体的容器造型各异，在同一个容器中民族多元融合、共生共存。容器之间常常以民族问题作为突破口来碰撞发生事端，来为野蛮的抢夺做合理的辩护。

有的路只要亲身走一次，看见尘土乱石的破碎之路就知道路边的商贩有多么自私。贩卖概念价值的商贩叫卖的既不是民族也不是国家，而是他们自己。

解释者挣脱不了不可解释的黑洞，解释概念要比制造概念更低一级，解释者领受任务与命令，在不可解释的场所也要生拉硬扯的解释一些匀称自洽的东西。

“模仿着，矫揉造作的人，效颦的东施，奴隶般的家伙，这些人在艺术中都是从概念出发的”，“营养品是什么颜色，它们就是什么颜色”。

善于写一些为时代泡沫服务的小册子，在时代流逝之后很快就会成为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

基督教的三个分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在讲述“天主教跟基督教的斗争”，这部分表述不清，看到这里就全当做通俗读物，对于失误的对话现场未觉察指正，后期制作方面更是广而告之像是引为正经。

天主教本身作为基督教一部分，完成自己反对自己的斗争，这显然不恰当。

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始于1517年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尾声高潮，资产阶级利用新教挣脱王权与教权的联合压制，人对上帝的仆人有了说“不”的底气和“因信称义”的权利。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持到拿破仑战争催生的维也纳体系，伟大的人物助产改变世界秩序的体系。期间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随后的工业革命把人带入现代社会。

进入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时代人物与神性划清界限，围绕人与财产权的归属问题讨论理性、政府形式、社会契约、法的精神，在精神层面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标志，把人从王权与教权相互依存的火刑裁判所的残酷暴力、庄园与天国的阴柔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从一个洞到另一个洞，人像鼹鼠一样在流浪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