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北京城头上，大明、大顺、大清的旗帜轮番飘扬，故宫的宝座上，三个皇帝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见证了崇祯皇帝身死社稷，见证了大顺军队盛极而衰，见证了大清政权入主中原。

不过这一年所有的故事也许都聚焦在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崇祯皇帝为什么不跑？

史学界不少观点认为，崇祯皇帝极好虚荣，缺乏担当精神，患得患失，因此屡屡错失延缓败亡的时机。这一点在是否南迁的问题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早在1643年，崇祯就有迁都的意愿，先是命给事中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师士马之数”。继而在崇祯当年十月，天津巡抚冯元飏“密陈南北机宜，谓道路将梗，当疏通海道，防患于 未然”，为来日南迁作准备。

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顺后，崇祯在德政殿召见左允中李明睿，征询“御寇”之策。李明睿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崇祯也表示认同，“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虽刚愎自用却又优柔寡断，死要面子却又怕担责任，虽对李明睿表示“朕志决矣”，却耻于亲自决策南迁。

但是这位爷的性格可是杀人不眨眼。朝臣们服侍这位皇帝十六七年，也看明白了，给他担责任的臣子几乎没有好下场，兵部尚书陈新甲就是前车之鉴。所以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朝臣公开表示让皇帝南迁，南迁之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不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思路。朝臣们为什么不建议南迁？有没有可能，他们觉得真能守得住？

首先，明朝这里，北京城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兵临城下了。自打崇祯上位的十几年来，清兵多次绕道蒙古兵临京畿地区，北京城的部队们对守城这件事可谓驾轻就熟。他们只需要坚守一段时间，山海关的吴三桂部队就能勤王救驾。另外，前有于谦保卫北京城的历史经验，要说朝臣们对守城这件事毫无信心，大概也是无稽之谈。

其次，李自成真的有战斗力吗？大顺部队进入北京城时号称雄兵百万，而他1640年再次起兵时，不过1000多人。大顺部队扩张得如此迅速，离不开其宣传攻势。他们提出了出了“割富济贫”、“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剿兵安民”和“开仓娠贫”等口号，史书记载“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如此迅速地扩张，基本上来说，除了少数精锐部队以外，就都是各地灾民为了讨口饭吃组成的乌合之众了。当初攻打仅仅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可见部队战斗力真的不怎么样。

更为让人困惑的是，李自成在兵临城下后，居然派人向崇祯提出了议和条件：“议割西北一代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原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如果是唾手可得的胜利，李自成何必多此一举？

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攻城的前一天，攻守双方都认为北京城牢不大可能简简单单就被攻破，他们对局势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误判？

所以，“攻破”北京城的凶手另有其人？

他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所不在，他的名字叫——瘟疫。

虽然中国的史书几千年来不曾间断，但是一如既往地惜墨如金。特别是遇上传染病大流行，往往一句“大疫死者十之八九”一笔带过。但是我们依然能在史书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风雨飘摇的大明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

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 崇祯十年，山西大疫，十六、十七两年发展至高峰。 崇祯十三年，河南、江苏多次发生疫情，零星爆发持续时间长达四至五年。 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大疫。 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大疫，并扩散至北京。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北京疫情进入高峰期。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闯军兵临城下。北京本来就人口众多，战火之下，大量老百姓涌进城内，人满为患，更是加重了疫情的流行。深处宫闱的皇帝和百官们可能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在老百姓和士兵中间，瘟疫已经快速流传起来。

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突然出现了死亡率极高的瘟疫，对于相信天人感应的古人来说，在这敏感时刻出现百年不遇的天灾，传达的只有一个信息——大明王朝已经被上天抛弃了。

人们从瘟疫中看到了天意。于是，已经失去战斗力的城防军放下了武器；于是，被上天抛弃的崇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最终只在一个太监的陪同下自缢身亡；于是，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进入了北京城，接收了大明王朝留下的一切遗产——包括北京城中的瘟疫。

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指出，大顺军进入北京城以后，快速的腐化堕落了，把已经到手的江山白白让给了满清。

从进入北京城到出城仅40天，经过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顺军溃不成军，直至灭亡前夕，居然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战役。这样的堕落速度也着实太快了一点。也许北京城中的瘟疫才是最好的解释。

人们常说，上天给予的馈赠其实早已标好了价格。大明朝亡于瘟疫之手，其实也兴于瘟疫。

1340年，时任元朝皇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扳倒了权臣伯颜实现亲政，他的心情异常的舒畅。虽然各地的蒙古汗国并不承认元帝国的共主地位，但他看起来怎么也不像一位亡国之君。

登上皇位后，妥懽帖睦尔也算是励精图治，他勤于政事，任用脱脱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史称“至正新政”，包括颁行法典《至正条格》，以完善法制；颁布举荐守令法，以加强廉政；下令举荐逸隐之士，以选拔人才。然后，就开始倒霉了。

1352年正月，翼宁、保德州大疫。夏天，龙兴大疫。 1353年，黄州、饶州大疫。年底，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 1356年春，河南大疫流行。 1357年，莒州大疫。 1358年，汾州大疫。“两河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京师，重以饥疫，死者枕藉”。 1359年春夏，鄜州、莒州和广东大疫。 1360年，南方疫病流行。 1362年春夏，全国再次出现疫情，仅元大都就掩埋了20万尸体。

最终，元朝对地方治理的忽视，元帝国上层间的不断内讧，在连续多年大型瘟疫，导致尤其北方地区十室九空的推波助澜下。1368年，由朱元璋同志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几乎是唯一一次由南至北的统一进程。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天道也许从未饶过谁，大明朝也一样。

作者：肖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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