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张文碧将军
2003年9月29日，从老红军钟发生将军家采访结束，根据钟发生将军提供的信息，我同战友单开鹏前往相距几十米远的颐和路18号,找到了老红军张文碧将军家。值勤战士听说我们的来意后，请我们在客厅等候，他上楼去请张老下来。
我见张老走下楼来,他个子不高，手拄一根拐杖，看上去身体不是很好。他简单地询问了我来的目的,并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并说:“我没有参加长征，一直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我忙说：“你是老前辈，老革命，我们应该来看望你”。
张老在客厅靠窗的长沙发上坐下，接受我的采访和拍照。
张文碧将军1910年出生在江西省吉水县，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留在闽、浙、赣苏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建黎泰军分区司令部特派员、独立师连政治指导员、红七军团营、团特派员、红军北上 抗日先遣队师特派员、挺进师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江南指挥部苏皖支队政治部调查统计科科长、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军法处主任、新四军第一师南通警卫团政治委员、浙东纵队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第五十九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七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文碧将军谈起了他从苦难童年到参加革命时的经历：
我记得一次母亲在池塘里洗衣服，她要我扒在边上的尿桶上玩，我不小心掉到水里去了，她都不知道，在边上洗衣服的人把我捞上来后，她才知道。我三岁时母亲去世了，五岁时父亲去世了。
父亲去世时，大家都在哭，我说：“你们不要吵他，他睡着了”。父母去世后，剩下我和哥哥两兄弟，家里什么人也没有，哥哥比我大七岁，他读过私塾，闹革命时，他在区委当过宣传部长，是共产党员，后来被反动派杀害在山里，现在家乡纪念馆还有他的名字。
我八岁帮人家放牛，11岁就学会了耕地、插秧、割稻子，我打长工的那家人家有个媳妇，也是寡妇，八岁那年我从山上打柴回来，挑了一担柴火，足有四十来斤，八岁人挑四十来斤不容易，她用手提了提却说：“不要吃饭呀，吃大便还要掺砂子。”意思是我挑少了，这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几十年都没有忘记，实在可怜。
红军打开吉安后，我和其他青年人一道参加了工农红军。1933年方志敏奉中央命令率领红十军到达中央苏区，调到中央苏区后改为红七军团，我调到红七军团。
1934年七月份，我们先行离开中央苏区开始北上抗日，部队走到安徽境内转了几大圈，方志敏又率领新十军与老十军（红七军团）合编在一起，方志敏同志我接触最多，他人最好，最谦虚，脾气也好，他当年患有心脏病，打了仗在山上下不来，我在保卫局工作，派人扶他下山，他是被叛徒出卖被捕后，国民党在南昌将他杀害了。
我们坚持在闽、浙、赣打游击。在这三年游击战中，我总结为“生活艰苦，环境恶劣，斗争残酷。”
1935年9月，粟裕、刘英各自带一部分队伍到闽浙边境寻机作战，命一纵队纵队长王屏、政委杨金山、供给部部长刘述云和我带领六十多名精干战士去浙东寻找党组织，开辟新的游击区。
队伍到达天台山后，刘述云和我带领的队伍在八宝山上被敌人围困六天，没有粮食，靠野果充饥。第六天遇上暴风雨，我们几个人曾被雷打得昏了过去。离开八宝山后，我得知王屏带的队伍被敌人消灭了，我带领10个人一直隐蔽在山区，1936年4月才找到了粟裕。
1936年6月，我担任二纵队政委。1937年1月，部队与敌军遭遇，队伍被打散。我当时身边只剩下一名战士。后来我找到刘英，刘英交给我11个人和14支枪，我们就在深山坚持斗争。有一次敌军来搜山，我们躲在一个大瀑布里，让瀑布做门帘，敌军始终未发现。
1938年改编成新四军，我带着这11个人下山参加了新四军。粟裕任师长，离开浙江北上抗日。我任新四军保卫股长、锄奸科长、军法处长、团政委。
在解放战争中，我已任师级干部，参加了宿迁战斗，豫东战斗，莱芜战斗，孟良崮歼灭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的战斗，参加淮海战役后渡江解放了上海，我们作了准备随时打台湾，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
1950年10月，我们部队进驻朝鲜，当时走得匆忙，没有作好准备，部队都没有棉衣、棉裤，我当时穿一条毛线裤，一件毛衣，脚冻得发肿还不晓得冻木了，又没有饭吃，在朝鲜二年后，奉调回国参加学习。
智擒伪县长的老红军刘国保
2003年9月23日上午采访邹衍将军时，邹老提供另一位兴国老红军刘国保的情况，并安排司机带我老红军刘国保，邹老司机开车在前面走，小崔开车跟在后面。到达刘老家后，我们与刘老简单地聊了几句，刘老有午休习惯，我们不便打扰，约好下午2点30分后再来采访，请刘老准备一下。
中午在宾馆休息了一会，我同小崔2点30分准时前去刘国保老红军家，下午3点到达刘老家，他正在等候我们的到来。
刘国保是1915年11月2日出生在江西兴国县社富乡溪源村， 1931年4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红军，被编入“兴国模范师”。1934年10月随红三军团第十六师从兴国出发开始长征。
先后担任通信排长和张爱萍、陈赓、邓飞的警卫员。长征中参加过湘江保卫战、四渡赤水、娄山关战役、遵义战役，抢渡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参加了攻打腊子口战斗。在六盘山下吴起镇参加了与陕北红军大会师，随后参加东渡、西渡黄河。
攻打遵义时，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大腿，他是拄着棍子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1936年调入红军大学学习后，调总政治部任保卫干事。专门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保卫工作。后任中央军委工业局巡视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东北协助接收敌伪物资，后在丹东参加工业建设，1961年任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后当选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委员。 1982年离休。
刘国保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社富乡一个偏僻小山村普通的贫苦农民家里。家里兄弟姐妹多，只有两亩多贫瘠的农田，收成不多，生活很苦，吃不上饭。从幼年起，刘国保就随父母下地干农活。
1932年，刘国保参加了红军。兴国是著名的红军县，当时兴国有23万人口，其中有8万贫困农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刚开始，刘国保被分配到前线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当通信员。不久后，第四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开始，在宜黄、乐安一带，红军击溃了敌人的两个师。打了大胜仗，后方人员也上前线收拾战场、救治伤员、收缴武器。
由于山陡，下雨路滑，加上敌人的飞机又在头顶扔炸弹，当时，正在抬担架的刘国保也不清楚是炸弹还是石头，落在了头上负了伤。等苏醒时，他已经在后方医院躺了两天。
三个月后，著名的“兴国模范师”从后方医院路过，伤口未完全愈合的刘国保想参加这支由家乡人组成的部队，于是偷偷跑出医院，顺着“模范师”走过的地方往前走。
两天后，刘国保在黎川追上了队伍。当时的第十七团团政委看这个“小鬼轻伤不下火线”，于是把他留在团部当通信员。
刘老说：“1934年1月，我参加了在福建沙县的战斗，当时，敌人死守县城，红军久攻不下，敌人利用城墙顽抗，第一次红军用炸药炸开了三丈多宽的城墙，我们有一个排冲进去了，敌人利用两个城堡交叉对进攻的红军进行射击，红军伤亡很大。强攻不行，红军采取地下挖地道方法，地道一直延伸到城门楼下。
大约清早4点来钟，红军在城门楼下引爆了炸药，冲锋号马上响起，总攻开始了。大部队红军冲进城里，将残余敌人压在城南角，被我们全部消灭了。清点战物，团长说：“县长不在，大家去找，我找到一栋楼房前，房间内很黑，我也不敢进去，我在门口对里面喊：“屋里的人出来，不出来我就开枪打死你”。
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穿旧长掛的人，我问他干什么的，他说是老百姓，我说：“我们不会打老百姓”，我上前摸他身上有无武器，摸到腰间发现有一个硬东西，拿出来一看，是县印，我将县印扣下来，将他押出来走。
走到厕所边，他说要小便，我说你进去，快点出来，过了很久不见他出来，我赶紧进去，一看，他正在爬窗想逃，我端起枪对着他说：“你下来，不下来我打死你”。他吓得掉了下来，原来他就是伪县长卢兴邦，我将县长押到了团部。
此时，我们的兄弟部队已经控制了敌人的无线电台。在活捉县太爷（同时兼任国民党守城部队的指挥官）卢兴邦后，红军就利用敌人的电台，用敌县长的名义要求蒋方支援，运送救援物资。敌人上了当，三架飞机绕着小小的沙县城扔了许多枪支、弹药、布匹，好多物资都扔到城外了。
攻下沙县后，刘国保参加了著名的广昌保卫战。战斗很惨烈，好多战士受了伤，得不到及时救治牺牲了。在江西泰和的沙村、兴国的新圩，战斗持续着。他回忆说：“晚上，敌人的信号弹一个接一个，机关枪声突突响起，一直到天亮。”
1934年10月，刘国保所在的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七团接到命令，往江西于都进发。
三天后，在于都部队突然发了新装备。发新军装、帽子、衣服、裤子、绑腿，都是新的。更奇怪的是，子弹也发的不少，以往一个战士身上最多五排子弹，这次休整后，带了20排子弹甚至更多也行，只要你背得动。手榴弹也一样，过去一人最多两颗，这次最少一人四颗，多了也给。
1934年10月17日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团出发了。当时天气还可以，没有下雨。浅浅的于都河中从南向北拉起了一条棕绳，一寸多粗。我们团顺着绳子过河，水没过了腰身，我们把背包、枪支弹药都扛在了肩上，团长也是趟水过河的。
过河后，当地百姓和部队的炊事员架起了六七个大锅，锅口足有二尺多宽。他们烧水煮姜辣汤，每个指战员至少喝一大碗，防止感冒。
从于都出发时，刘国保不知道最终要走向哪里，只是知道部队要转移。
红军渡湘江，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
过湘江时，我们遭遇了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队堵截。当我所在的红三军团过江时。仗打得非常苦，我们没有时间吃饭，只好拿出生米在嘴里嚼，捧着沟渠里的水喝。到后来，生米都吃光了，战斗还在继续。
在广西兴安的界首，我们一天之内和敌人遭遇了五次。
那次，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好不容易摆脱敌军纠缠，稍事休息后开始行军。走出不到十里地，前面枪声大作。“冲过去！”继续前进。又走出不到五里地，在前面一道陡峭的山峰上，又出现了堵截的敌人。他们居高临下，疯狂扫射，面对枪林弹雨的我们没有退路，只有冒死向前。
就这样，一天之内，部队经历五次恶战。有病在身的师长躺在担架上。战友们拼死与敌人鏖战，好多战友牺牲了。”
在娄山关，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就在此时，担任通信班班长的刘国保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受伤，但他还是咬着牙关坚持，最终赶上了大部队。
那次，刘国保所在的团驻扎在娄山关，忽然听到红三军团军团部所在地（遵义县一个村子）方向枪声大作。团长彭雪枫试图与军团部联络，却联系不上。于是派刘国保和一名参谋、一名通信员去军团部探听情况。
那天天黑雾大，走了大半夜快到目的地时，前面仍有枪声。不能再往前走了！他和两名战友在道边的草棚等到天刚亮，他们走进军团部附近一个村子，发现那里新杀的一头猪还没褪毛，背包等到处都是，临时挂的电话线没有收起来，却不见我方战士。
这时，旁边稻田里出现一个大盖帽（国民党军官）向我们招手，意思是“来了就好”。他以为我们是来投降的！刘国保说，我们随即就向他们开枪、撤退，大批敌人追了上来。
他顺着小山坡往来时的路往回跑，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腿，钻心的疼让他差点倒地，他咬紧牙关继续跑，肚子里像开了锅一样烧。幸好，在一处山坳，遇到了红十一团的经过。在作了简单的包扎后，向导背着刘国保向后方撤。
回到自己所在团后，刘国保随部队继续走。头三天，团长让他骑着自己的黄骡子。但考虑到首长要指挥部队打仗，了解部队情况，离不了坐骑。于是，他就坚决要求自己走。部队担心刘国保掉队，于是让他在寄居当地百姓家养伤。
待大部队走后，刘国保拄起棍子，拖着伤腿追赶大部队。
在贵州土城，准备渡赤水的红军战士们继续经历生死考验。 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妄图阻止我们前进。中央最后派干部团往前冲，终于制止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一仗，我们损失不小。战斗结束后，红军架起浮桥过了河，每个战士这时候最少背两支枪。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上级决定扔掉烈士们的枪。我们把枪栓取出来，扔到一处。枪身则丢到深水处。扔掉的枪支在河里架在一起，沉不下去。有的战士就跳到河里把枪捞起来，往河里更远处扔。
过雪山时，刘国保腿上还带着伤。更苦的是，找不到粮食。组织上有时候给每名战士一天发两穗苞米棒子，很小，不煮也不炒，就拿着生吃。后来，连生玉米没有了。一次，连队伙食管理员找来一种以为是小米的东西给大家吃，其实是大烟籽，根本没法消化。
过雪山时，另外一个考验是寒冷的天气。爬第二座大雪山时，下起了大雪，战士们身上带的所有衣服都披在了身上，根本无济于事。棉衣早已经在路过云南时送给了当地老乡。幸好那时候年轻，挺了过去。
过草地时，我们都吃青稞麦。青稞本应该磨碎了吃，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而是直接煮熟了吞进肚中。煮熟后的青稞，外面有一层像塑料皮一样的薄膜去不掉，吃到肚子里一点不消化，还容易生病。在前面队伍走过的地上常会留下一粒粒的青稞粒，有的堆成一小堆，我们拿水再把那些青稞洗干净，当粮食吃，这些青稞实际是在前面战士们肚子里走过一遍的。
草地的环境异常艰苦，红军战士一脚水一脚泥地行进在漫漫无际的草地里，好多人脚都烂了。有时水没到膝盖，草比人高，无边无际。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走到哪里就会陷入沼泽地。
我的一个战友，大家都叫他小勇，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拔草根充饥时陷入了沼泽。一个战友看到了，赶紧伸手救他，可自己也陷了进去。我就在旁边，眼睁睁看着这两个战友陷入泥中却无法施救……在这块草地上，不知道有多少个战士和他们一样永远地留在了那里！很多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没有牺牲在战场，却倒在了草地上！
刘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吴起镇、直罗镇战斗，东渡黄河后，打败了阎锡山的一个师，缴了四门山炮（一门坏的），邓飞调去炮兵营当政委，他调去红军大学三科学习。
从刘老家出来后，我同小崔在沈阳广场拍了几张纪念照，天已经黑了下来，在回宾馆路上，我请小崔开车弯到火车站去购买了第二天上午八点去大连的火车票。
回到宾馆，干休所领导又在等我们回来就餐，在吃饭时，得知我已采访结束，王所长说:“明天我陪你去沈阳几个游览点参观”。我告诉他已买好了明早八点去大连的车票时，王所长说：“你怎么这样匆忙，第一次来沈阳都不去游玩，太敬业了”，下次如来沈阳一定要与我联系，如不告诉我，你就不是朋友”。
(刘国保2007年7月给我来了一封信，并邮寄十张老人重走长征路的照片。得知老人在儿子、女儿、女婿陪同下，于2005年11月9日九十一岁时,从沈阳回到江西，从家乡兴国出发，到了瑞金、于都，开始重走长征路。他按红一方面军原路线走，途经：南昌、井冈山、湖南、贵州、云南、遵义、大渡河、四川、爬雪山（纪念碑）、过草地（纪念碑）、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北、辽宁。计十二个省、市、自治区，2006年3月5日回沈阳。)
海军航空兵的组建者老红军胡炜
2003年9月25日早上起床后，在服务台结完账，服务员协助我打电话通知一辆的士到招待所接我去轮船码头。上车后，我与司机聊起了天，得知码头在城市的另一头西边，正好与之相反，以前久闻大连城市建设的美丽，新型现代，我这次初到大连，又没有时间去游玩，请司机开车沿市中心几条大路和知名的几个广场穿行去码头。
汽车在市区约摸走了50来分钟到达码头，下车后，我购买了立即登船的票，这条船是挪威进口的长40多米，宽14米，排水量480多吨的快速客船，
船离开码头不久，天下起了雨，风也越来越大，船上下起伏，左右摇晃，使我有些头晕了。经过4个小时的航行，轮船在山东烟台港口停靠。我背上40来公斤重的行李，在出站口的小餐厅吃饭，调整了片刻。走了约200多米来到了汽车站广场，看到前往青岛的快巴很多，我乘上了最早出发的一辆依维柯，于下午17点20分到达了青岛火车站广场。
下车后，我电话与北海舰队政治部小徐（江西九江人，刘高平介绍）联系上，他在北海舰队第三招待所等我，我不熟路，只好打的士过去，由于车辆交接班时间，没有一辆的士停下，我租了一辆电动三轮沿着青岛市海边一路向盐城路北海舰队第三招待所前去。
小徐详细地询问了来的目的、要求，并查看了各种介绍信、证件后，与江西籍老红军宋景华作了汇报。宋老答应明天再定。
2003年9月26日我在招待所等小徐，一直到9点多钟小徐才来，来后讲了很多采访老红军宋景华不成的原因。我即去北海舰队老干部服务处，值勤的战士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联系好后，带我找到了北海舰队干部处，干部处转批给机关干休所，干休所又要老干科接待，当找到老干科时，老干科干部全体去体检了，值班同志要我下午再来联系。
乘着这个空隙，我乘车去游览了青岛海边和栈桥及海边标志性风景点，再去了新建的“五四”广场参观。11点30分赶回招待所结帐后，打电话给老干科，于干事约我下午2点30分过去。
利用中午的时间，我打的到长途汽车站寄存了三个包，购好了晚上8点50分去南京的快客车票，解决了午饭问题。
下午2点50分，我赶到北海舰队老干科，科长接待了我，并请示处长同意，派车准备送我去老红军宋景华家，先行电话联系，又被他家属推诿了，我看见老干科长的尴尬表情，只好说：“你派辆车送我去北航采访老红军胡炜，车到北航已是下午3点30分，在老干办联系后，他们指我去南京路干休所。
我乘上366路汽车，汽车在南京路站停靠后，我急忙下车，一路沿街找去，走了近一个小时，将近17时才找到南京路35号北航干休所。老红军胡炜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聊了一会，天渐渐在暗，我请胡老下楼到院中拍照，胡老很配合地同意了。
胡老告诉我说：“1918年我出生在江西瑞金桃阳区青山下村（现泽覃乡安治村），参军之前是三个字的名字，参军后改名为康灵。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党，刚参军在军委任战士，国家保卫总队任班长。
1934年从瑞金出发参加长征时任排长。先后担任周恩来、李维汉、张浩的警卫员。遵义会议后又下到部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调去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毕业后调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第一团任特派员。
抗战开始，我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九团第二营任教导员。1942年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学习，日本鬼子投降后，中央组织一大批干部前往东北接受日本投降，我分到沈阳负责接收煤矿。
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向解放区进犯，当时我在辽宁军区政治部任保卫科长，战争开始后，我调任第一六三师任团副政委，参加解放本溪的战斗。在参加平津战役中我任第一六五师团政委，解放北京后，我留在卫戍部队任团政委。
解放后，初建空军，我于1951年奉调空军航空第九师任团政委。1952年，中央军委组建海军航空兵，从空九师调人，当时，刘亚楼司令员通知我到北京，他亲自找我谈话说：“海军要建航空兵，你带一个团去海军建海军航空兵”。
我不愿去，提出了很多困难，刘亚楼司令员说：“不行”。我说：“初建海军航空兵我担不起这么重大的任务，最好不去”。
刘亚楼司令员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你把现在的团全部带到去海军，到上海虹桥机场集合”。这样我只好说：“我是共产党员，服从命令”。
初起家的海军命名为“海军航空一师”就是在我带去的这个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当年任海军航空兵第一师第十团政委，后任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1983年6月,在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军职顾问离休。
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最后，胡老要我带几句话给家乡人民：“希望家乡在“三个代表”指引下建设的更好，家乡人民走上小康社会，人民富裕，生活美满。”
带伤追上队伍的老红军颜文斌
2003年9月24日下午从曾思玉将军家采访岀来，离曾老家不远处是江西籍老红军原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叶荫庭的家，叶老司机是江西樟树人，在大连当兵好几年了，听说我从江西来，忙请叶老爱人出来接待。叶老爱人得知我的来意，很抱谦地说：“叶老身体十分不好，无法接受采访和拍照,谢谢你”。我只好告辞，又来到了住在黑石瞧西村2号的老红军颜文斌家。
颜老身体不是很好，见我到来很高兴。
颜老是江西永新县人，1915年9月出生。1931年3月参加红军，1934年4月入党。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平型关、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39军团长、师参谋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抗美援朝时，任第39军第115师副师长、师长，率部参加了一至五次战役。
战争年代十次负伤，多次立功。后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第39军、第40军副军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参与领导了北大荒的开发和天津抗洪抢险工作，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颜文斌自己常说：“当年参加革命，为了让自己不受苦，加入革命队伍后，在部队受到的教育和亲身经历，使我认识到当红军不光是为了让自己不吃苦，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多数穷人不受苦，革命是为了带领穷苦人翻身打天下！”
我出身贫苦，7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我和5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实在活不下去，不得不到村里的一户地主家靠放牛、拔猪草混口饭吃。可是地主不把穷人当人看，从小我们吃的是残渣剩饭，睡的是牛棚，还经常无缘无故遭到地主的打骂。
有一次，实在饿急了，从猪圈里的食槽中捞出一小团猪食，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去，就被地主发现了。地主劈头盖脸痛打了我一顿。被打得遍体鳞伤，晚上躺在牛棚里，觉得自己命这么苦，还不如地主家的一头猪。
1931年，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正处于高潮，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能吃饱饭”，我毫不犹豫离开了地主家，报名参加了红军。
参加红军后,我坚定了跟着红军走的信心，我的这条命是红军给的，我要舍生忘死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我每次在战斗中，勇敢地和白匪拼搏，缴获了好几支枪。不论参加什么战斗，从不退缩，永远冲在最前边。
1935年11月，为了摆脱国民党130个团的大“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决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前夕，医生给伤员们做了最后一次检查，能出院的人随部队转移，不能出院的人，留在老百姓家隐蔽。当时我在龙家寨红军临时医院养伤，由于大腿根部的伤口仍在溃烂，不能随部队转移，组织上发给几块银元，安置在一户老乡家里养伤。就在当天夜里，这个村子闯进一群土匪，我的行囊被洗劫一空，多亏老乡挺身相救，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清晨，我拄着双拐站在村口，望着源源不断走过去的队伍，一种生离死别之感涌上心头。
上午，我所在的红十七师开过来了，我们营长见我后，劝我留下来好好养伤，并再给了一份钱。这时我坚决要求跟在大部队后边走。连里的战士走过来，大家想争着背我、有的战友要抬我，被我拒绝了。我对战友们说：“你们先走，我会慢慢赶上的。”战友们把亲手编的一双双草鞋塞给我，当时大家是含泪告别。
我拄着双拐，背着一串草鞋，随着浩浩荡荡前进的大部队，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着。队伍的行军速度快，我跟不上，沿途有不少好心的同志劝说，老表，不要再跟了。可我还是不停地向前赶，每天坚持走五六十里路。部队宿营休息的时候，我仍往前赶十多里路。
离开根据地三个多月后，我终于伤口好了，扔掉了双拐，终于追上了部队。
1936年初，红二、红六军团渡过了金沙江，当时我已经担任了连长。由于频繁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队伍大批减员，我连只剩下一半战士。部队开始缩编，将两个连和一部分机关干部合编为一个连，我担任合编连的副指导员。
不久我们开始过雪山、草地，在这里，残酷的自然环境又夺走了更多红军战士的年轻生命。
在横断山脉以南的中甸地区有一座大雪山，这座山虽说不很高，但是却很陡峭。我们从清晨出发，连续爬了一天一夜也未见山顶。次日上午，气温骤然变冷，冰天雪地。下午，终于登上了山巅。这时，空气非常稀薄，上来的人不得不拼命大口喘气，一个个只觉得头昏眼花，双腿站不稳，队伍中不断有人倒在雪地上。
有的人只觉得力不从心，想坐下来歇口气，可是，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我在后面不停地招呼前边的人不许停留，赶紧下山。谁都知道，在这时候停下就是死亡，前进才有生存的希望。有几个将要倒下的战士，硬是被大伙连推带拉着跑下山去，才得以活命。下山后，合编连从上山时的一百三十多人只剩下八十多人了！
翻过雪山不久，便进入了人迹罕至、一望无边的水草地。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苦的阶段。当时，我所在师担任殿后任务。沿途补充粮食困难，甚至连野菜也几乎被前面的部队挖光了。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次，部队已经断粮三天，天天吃野菜根，吃得脸发青、眼发花，浑身像面团一样软。连里的干部比战士断粮更早些，因为有一丁点粮食都是先给战士吃。连队干部除了我之外，全部都在草地牺牲了。
最后我也觉得挺不住了，我不愿连累搀扶的两名战士，便把驳壳枪交给他们，说：“你们先走吧，我肚子疼，休息一会儿再走”。战士们都明白放下就是牺牲，他俩哭着说：“指导员，要死，我们死在一起！”“不行，你们是革命的种子，一定要坚持走出草地！我硬是把他俩撵走了。
两名战士走后，我躺在草地上，心情异常平静，好像睡觉一样等待着死神来临。不知道过了多久，传来一阵马蹄声，有人在我耳边说：“喂，老俵，起来走哇！”之后有两个人过来把我扶起，当时连站的力气也没有了，一下子又栽倒了。
只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首长从马上跳下来，关切地问道：“你是饿的吧？”我点了点头。那位首长便从马背的干粮袋里倒出仅有的一碗炒面，送到我的手里，亲切地说：“吃吧！”我望着这碗比黄金还要贵重的炒面，眼泪刷地一下夺眶而出：“不，不，首长，我吃了，您怎么办啊？”首长笑笑说：“我们都是阶级兄弟，生死要在一起啊。”
他见我还是不肯吃，又说：“快吃吧，是王震政委派我们来的，王震同志带头吃野菜，他说多省出几口粮食，就能多救活几名掉队的同志！”听了这话，我激动地哭了起来。吃完了用泪水和着的这碗救命炒面，顿时浑身有了力气，当天就走到了有人烟的地方，赶上了部队。
1936年的秋天，即将走出草地的红六军团全体将士集合起来，只剩下3000人了。我所在的合编连也只剩23人。
在这即将走出草地的时候，大家难免有些伤感。但王震政委的一番话，好像在每个战士的胸中燃起一团火，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同志们，都打起精神来！我们红军的骨头比铁硬，什么艰难困苦也压不倒我们。再有几天我们就要走出草地了，走出去就是胜利！”他鼓励大家咬紧牙关，不要掉队，坚持走出草地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
这时，师长贺庆积告诉大家，王震政委为了使同志们走出草地，带头吃野菜。现在，他把心爱的坐骑也杀掉了，把肉分给同志们吃。”
老人平时活动很少，沉默寡言，但见我的到来，性情开朗了，谈吐也多了，他女儿却说：“今天，我父亲是近几年来显的最高兴，言谈最多的一次”。
从颜老家采访岀来，天渐渐黑了，我在海边放松散步，海风吹来，显得格外的清爽，我走到大连星海广场，漫步参观海边夜景。回到招待所已是深夜，脱下鞋、袜，发现昨天换上的新袜子底下已有一个大洞了。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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