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雄浑的声音从天安门城楼上传遍世界，从此，新中国的时代开始了。

开国大典

然而，就在开国大典结束后不久，当举国上下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时，毛主席却神情凝重地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叫在身前，对他说：

“如今革命成功了，很多英烈却没有等到今天，有一件事在我心中悬了18年，你要彻查18年前巨额黄金失窃大案，给因此牺牲的同志们一个交代！”

毛主席口中的“事”，是指1931年顾顺章叛变，致使党中央组织在上海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地下党员被捕，苏区中央政府倾其所有，收集所有黄金首饰，熔铸了12根大金条，并制定绝密运送计划，准备用其营救上海被捕的同志，然而巨额黄金刚到上海，秘密交通员就和黄金一起离奇失踪了。

因为这批黄金没能送到党组织手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错过了最佳营救时间，使9名被捕同志壮烈牺牲；预先布置好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活动”流产；3名身受重伤的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4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这件事情一直在深深刻在毛主席心中，让他耿耿于怀了18年。

在那么绝密周详的计划下，这批巨额黄金是怎样丢失的，究竟是谁犯下了如此罪孽滔天的黄金大劫案？案件能最终侦破吗？让我们穿过历史的迷雾，去了解那段泯灭在历史长河中的秘密往事……

1931年9月，正值毛主席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反击30万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关键时期。

同时在上海的第二个临时中央，也正处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被捕后突然叛变革命，他供出所知的一切中共机密，致使上海的临时中央遭受重大危机。

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红色特工钱壮飞及时送出情报，在上海的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但是，仍有很多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一些优秀地下党员惨遭逮捕。

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因缺少经费无法正常工作，连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营救同志的资金更是缺乏，他们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只好向中央苏区张口要这笔钱。

当时中央苏区的资金也非常紧张，但为了全力支持临时中央，毛主席还是安排林伯渠倾其所有，将战斗中缴获的金银首饰全部融化，制成12根十两一根的“大金条”，放在一个专门制作的白铜盒子里焊封好，作为特别经费秘密运往上海。

这笔钱对中央苏区政府来说，几乎是全部的家当，就算放到现在，也是一笔巨款。

为了确保这批巨额黄金能顺利的从江西转运到上海临时中央手中，林伯渠想了一个周密细致的计划，为了完成此次护送黄金的任务，还选了7名非常可靠的地下交通员。

林伯渠亲自书写了一个银元大小的“快”字，请刻章店用硬木刻成一枚象棋大小的印章，然后根据笔画破解成七件，每个交通员拿一件，同时带上一把钥匙和一把锁具，到达预定交接地点时，凭暗语和印章交接，上一位交通员拿着下一位交通员手中的印章复命。

但根据保密规定，那七个交通员和接头的地方，林伯渠是不知道的。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一般收到款后都会有电报传递过来，凭证只是为了预防意外，然而不幸的是，这笔中共历年来拨付金额最大的经费，却恰恰出了事，这无疑给处于低谷时期的中国革命，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一个月连续发了五封催询电报，中央苏区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苏区只收到前六个交通员的印章，证明黄金是到了最后一站上海，才突然消失无踪的。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中央苏区想去上海详细调查此事，那简直比登天还难。中央苏区请上海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特科秘密查了很久，可由于保密级别太高，连秘密交通人员的姓名、地址都没有查出来，也没有发现相似的案件出现。

至此，黄金丢失已经过去了三个月，鉴于当时革命面临的困境，已经无法再去追查这笔黄金的去向，这也成了中共革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痛失这批黄金，损失极其重大，后果极其严重，这也成了深埋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中的一根尖刺，每次回想起都痛心不已。

以至于建国之后，对此耿耿于怀了18年的毛主席下令，让公安部长罗瑞卿彻查此事。公安部最后决定将此事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同时下达给上海公安局的，还有另外五起历史悬案。

毛主席与罗瑞卿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任务后，抽调了一批精干侦查员组成了名作“悬案调查办公室”的临时办案机构，负责调查黄金失窃大案的是第三组组长蒋文增，成员有徐立鼎、胥德深、邬泓三名侦查员。

1949年12月9日，四名侦察员抵达北京，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他们向林老询问当年的黄金丢失案，林老介绍了他知道的一些情况，并有些遗憾的说，如果邓发1946年不牺牲，他知道的最清楚。

不过林老还是提供了一条线索，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当年在中央苏区鼎鼎有名，曾当过红三军团政委。四人立即赶到沈阳，拜见担任中共中央晋察热辽分局财经委员会书记的高自立。高志立告诉他们，那个警卫员叫秦朴，现任十三兵团某师副师长。

四个人又马不停蹄的赶到了某师驻地南宁，见到了秦副师长。当年秦师长对外的身份是瑞金城“盛福饭庄”的跑堂，他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物品，也不知道接头的人是谁，等到侦查员找到他调查此事，他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那箱东西很沉的，原来是黄金。

他对这个特殊使命记忆犹新，他告诉侦查员，自己骑马从瑞金到南平走了五百里，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秦朴并不认识他，只知道他对上了暗语，又拿钥匙开了他手中的锁，他确认无误后收下对方的凭证，回到瑞金交给了组织，这趟绝密任务就完成了。

侦查员根据线索，又去南平找到了那个秘密交通员，同时通过上级协调调取了当年中央保存的绝密档案，找到了18年前那条运送黄金秘密交通线的前6名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可唯独没有上海那位交通员的信息。

第六名交通员叫刘志纯，当时对外的身份是“茂福竹行”的伙计，他接到的任务是带着上一位交通员送来的东西，到上海松江县火车站的“汉源客栈”，交给下一位交通员。

12月3日晚上，他在约定地点见到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这个人穿着黑色棉袍，戴着黑色线绒帽，一张脸被风寒风冻的微红，两人对上了暗语，对方掏出钥匙打开了刘志纯带的锁具，两人交接完东西，刘志纯带着这位的印章，那位交通员提着盛放黄金的箱子，两人没再多说一句话，擦肩而过消失在夜色中。

刘志纯他们分手不到五分钟，国民党的特务就找到了客栈，他们看到刘志纯手里的箱子，认为他是个肥羊想要讹诈他，刘志纯离开时目睹了这一幕，心里不禁冷汗直流，差一点就被敌人一窝端了。

专案组终于摸到了当年运送巨额黄金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松江那个穿黑色棉袄的男子拿了货去了哪里？为什么连人带货一起失踪呢？

中共地下党（影视资料）

专案组立即赶到松江县公安局，松江县公安局派熟悉当地情况的警察老马帮助调查，最后查到了刘志纯当年入住的“汉源客栈”的账册，证实了刘志纯确于1931年12月3日在客栈住过一个晚上，但这对寻找其下线并无帮助。

事情又回到了原点，这个黑衣男子到底住在了哪里呢？侦查员在松江城调查了十几天还是一无所获，只好准备打道回府。

这时，松江军分区司令部参谋杜复明给侦查员胥德生打电话，请他们到军分区去吃饭，两人是老乡，第三组的人员都被邀请过去了！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做饭的厨师老柏，无意间向侦查员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松江保安团司令部内曾经设立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对内营业，招待来松江川出差的保安团军人，床铺有空闲时也对外开放，不过外人入住要有保安团军官的担保。

第二天一早，侦查员就去了专区公安处翻阅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七年来的全部住宿人员登记资料，一查不要紧，还真查出了三个非军人旅客。

其中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12月1日入住，4日离开，他的出现引起了侦查员的高度关注，他会是那名神秘的地下交通员吗？

这个上海来客是“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

于是几人马上赶到上海，在上海卫生局查到了这个“祥德源国药号”的老板名叫孔钟生，药店在法租界金神父路119号。

经调查得知，梁壁纯确实是这家国药号的药工，也是本事最好的先生。孔老板将为人谦恭、手艺纯熟地梁壁纯视为第一心腹，连进货这样的商业机密之事也交给他来办。

可是梁壁纯去松江“余天成”谈明年成药订货事宜回来后，只给老板打了个招呼后，就消失无踪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调查员在祥德源药工师傅李小庆那里，获得了一张1931年祥德源中秋团圆饭的大合影，合影其中就有梁壁纯。侦查员将这张照片带往杭州请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认出了梁壁纯，确认他就是那个在松江与自己接头，并将巨额黄金带走的地下交通员。

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这显然与他所完成的任务有关，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发现所运送的东西竟然是黄金，从而起了贪婪之心，决定侵吞黄金，然后远走高飞；另一种可能是他在送货的过程中出了事，被劫了或是被捕了。

当时党组织也曾考虑过被捕的可能性，动用了法租界、公共租借以及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里的所有内线进行秘密调查，都没有发现他被捕的消息，因此侦察员们倾向梁壁纯侵吞了这笔巨额黄金。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找到梁壁纯才行，在上海查了很久，没有查到梁壁纯的资料，侦查员就到梁壁纯的老家嘉定去查，在一个中药堂老前辈陆积福那里，得知梁碧纯正是老前辈的大徒弟，家住嘉定南门外，妻子叫陈孝贞，是黄渡镇人，婚后两人生育了三个子女。

侦查员又到黄渡古镇，却扑了个空，在镇派出所的帮助下，查出陈孝贞于1942年一天深夜带着全家搬走了，是悄悄走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这种作风显然不是一个女人能做出来的，颇有当年梁碧纯的行事风格，难道梁壁纯在与家人中断九年联系后，忽然回来把他们接走了？

在后期的走访侦查中发现，陈孝贞果然被其丈夫梁壁纯接到了上海浦东，现在就住在浦东洋泾镇，他现在是一名钟表修理匠，改名叫申继谷。

很快，侦查员就将梁壁纯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他们搜查了梁壁纯的住处，并无任何黄金，只从灶膛里挖出了一个藏于陶瓷药罐中的文件，是曹家渡一家旅社为梁壁纯出具的证明。

梁壁纯告诉侦查员，自己当年在老板表弟郭斗昌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为党组织圆满完成了很多次情报交接的任务，后来他成为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

接到运送“特费”的任务之后，他并不知道自己送的竟然是黄金，临行前上级严肃的叮嘱他：人在物在，物丢，就要掉脑袋。

秘密交通员

梁壁纯于1931年12月1日清晨离开上海前往松江，到了松江之后，他拿着保安团营长（药堂老板的侄子郭洪顺）的担保书，在火车站对面一家茶楼二楼正对出站口位置，包了一个雅间，此后三天，他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四点都在这里喝茶、抽烟、算账，等着上线到来。

12月3日早上七点多，刘志纯从火车站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被梁壁纯盯着了，他知道上线来了，于是下楼跟着刘志纯，一直跟到汉源客栈门口。

当天晚上，两人在汉源客栈完成了交接，梁壁纯第二天一早带着货物离开了松江。

由于之前上级安排梁壁纯走水路返沪，他立即买了一张前往上海的轮船票，梁壁纯不知道他此刻面对的是一趟危险之旅，12个小时之后，他的人生将出现巨大变故。

当时苏州流往上海的吴淞江是强盗出没之地，梁壁纯在船上时刻警惕，但却没有遇到危险，可是他注定逃不过这一劫，到了终点曹家渡码头后，他提着箱子上岸叫了辆黄包车，在去往法租界住处时，他就在一个桥上遇劫了。

有两个年轻人窜到黄包车旁边，他们突然拿出一团散发药味的纱布，蒙住了梁壁纯的口鼻，梁壁纯立即失去了知觉。

等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从房间的装饰来看，应该是个客栈，这时闪进来一个伙计，对他说：“先生您真能睡，从早上到现在一口气整整睡了18个钟头。”

梁壁纯正迷糊间猛的清醒，他那个随身携带装有“特货”的小皮箱，已经不翼而飞了。梁壁纯一阵急火攻心险些晕倒，据他的经验，那箱丢失货肯定是黄金，上级说货在人在，现在货不在了，自己肯定会被上级怀疑当做奸细处置掉。

于是他连唬带吓，让这间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乐书秋给他出了一个证明，证明他是被劫匪暗算之后，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丢失了那个重要的皮箱，他还嘱咐乐经理，日后如有人询问此事，若非自己所托或者没有说暗语“念漆”，请闭口不谈，免遭祸事！

大旅社旧址

梁壁纯离开“祥德源”后，就躲到浦东洋泾镇一间庙里当了两年的居士，庙里待他很好的住持老和尚去世后，他化名申继谷在洋泾镇上开了一个钟表修理铺，之后把妻子和女儿秘密接到了洋泾镇定居。

1950年3月5日，侦查员前往曹家渡大旅社调查，他们见到了乐经理，试了一下，发现果如梁壁纯说的那样，乐经理一直装迷糊，直到他们说出“念漆”那个暗号时，乐经理才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侦查员。

从各方提供的证据来看，梁壁纯所说的是真的，他应该是被劫匪截道了！

怎么才能才能查出这宗18年前的悬案呢？想来想去，只有找建国前上海的那些老警察、老巡警帮忙。侦查员在上海公安局召开了座谈会，请了18名老刑警。

他们在一起分析案情，认为当年这个案子应该不像黑道、帮会干的，而像半路打劫的小毛贼干的，手法比较简单，因为当年很多小混混干这个，后来由于日军侵华，麻醉药价格翻了很多倍，又很难买到，这样的劫财手段才慢慢消失。

以前干这个的，很多都有前科，老刑警们建议侦查员到上海提篮监狱里去查查线索，那里关了很多建国前的罪犯，什么人都有，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本来侦查员对这个不抱什么希望，谁知提篮桥监狱里还真的找到了关键线索。

提篮桥监狱

当侦查员向罪犯们说起了这件事，又向他们承诺有谁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就可以立大功，还能受奖减刑。

在减刑的诱惑下，还真有人向侦查员提供了线索。这个人是个旧社会的富二代，名叫冯宝安，那年35岁，他的父亲冯飞以前是开机修厂的，家里很有钱，冯宝安自小娇生惯养，纨绔好玩，最喜欢招惹新媳妇、大姑娘，建国后被人以强奸罪告发，在提篮桥监狱关了半年，听说最近就要判刑，而且刑期最少是14年。

冯宝安一听急了，判14年，出来还玩个屁呀，想潇洒也没那个激情了，听说提供曹家渡黄金大劫案的线索可以立功减刑，他想起当年自己跟着玩的表哥，很可能就是那个抢劫犯。

他向侦查员提供这个线索并不是出穴来风，当年自己经常跟表哥吉家贵屁股后面玩，吉家贵这个人家庭条件不太好，经常在表弟冯宝安家借住，吃、用、玩都让冯宝安花钱，但他有个优点，只要表弟冯宝安在外面受欺负，他总是第一个把替表弟报仇。

冯宝安说，那时候父亲有一辆黄包车，表哥吉家贵和两个狐朋狗友刘阿古、庄克一起玩黄包车，玩了两个月就很像样子了，特别是刘阿古，拉车的活学的特别像，说话动作就和真的车夫一样。

可是玩黄包车一段时间之后，吉家贵三人就把黄包车洗干净还了回来，从此也很少和冯宝安玩了，冯宝安从朋友口中得知，吉家贵好像发了横财，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南货店”，后来生意很好，又在城隍庙开了一家分店。

想到侦查员说的黄包车和三人作案，冯宝安向侦查员详细说了他知道的这些事情，并肯定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侦察员当即带着警察去抓捕吉家贵，他们在吉家贵家里发现了那个白铜盒，经梁壁纯与刘志纯辨认，就是当年装巨额黄金的那个盒子。

吉家贵交待道：“当年他和刘阿古、庄克准备劫财在租界开店，谁知第一单就劫了个聚宝盆，整整120两黄金，他们哪见过这么多的黄金，每人分了四十两黄金之后再无联系，他们知道这是杀头的大罪。”

侦查员又去抓捕另外两案犯，方克当年拜了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为师，并参加了戴笠组织的“抗日别动军”，第二年与日寇作战时牺牲，侦查员对其住房进行搜查，其父母向侦查员交出了两个“大黄鱼”，后来经当时中央苏区的金匠鉴定，正是苏区所融制的那批黄金。

另一案犯刘阿古，在上海北京路开了一家五金店，侦查员虽未搜出十两一个的大黄鱼，但是找了到14件克重很大的首饰，是用那些黄金打造的。

至此，这件让毛主席耿耿于怀了18年的“中共巨额黄金离奇失踪案”成功告破。

案犯吉家贵、刘阿古被判处死刑，以告慰当年因此牺牲的革命先烈，冯安宝因检举有功，半年后被释放，而丢失黄金的秘密交通员梁壁纯，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因当年确实是无心之失，判刑后就立即释放了。

几个小混混想不到，他们简简单单就得到了普通人几辈子也积累不了的财富，却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他们因此享受了18年的荣华富贵，却也因此丢了性命！

正所谓：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已先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