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在1927年底“蒋汪桂”三派的武林大战中，蒋介石大施纵横捭阖的绝招，先是与汪派联合，使桂系在政治舞台上知难而退，随后在张黄事变后助攻桂系攻击汪派，再借助为求自保的汪派复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广州起义后桂系盟友李济深攻击汪派第四军时，蒋暗自送军费给李济深，待四军被打得半残惶然没出路时，蒋再在适当的时机出面邀请，将四军收入麾下，一度还让四军将士们感激涕零。
不过平心而论，四军与粤桂联军在五华潭下墟酣战时，蒋介石并不清楚其已现败迹。蒋发出电报（邀请四军北上参加三期北伐）的时间是在1月15日（潭下墟大战的第二天），因为这天是四中全会结束之日，他复任总司令的流程已走完。
而且前回已说过，四军在潭下墟战败的核心军事因素是吴奇伟的十二师因追击先败的陈济棠、陈铭枢部队，脱离主力过远，没赶上参战。李济深后面也承认，当时若吴奇伟师赶回潭下墟了，那对他来说战局是十分危险的。而这些战场细节，蒋发电报时并不清楚的。
四军的失败，意味着这一时期汪系的彻底垮台。四军开赴东江时，陈公博和张发奎并没有走远，他们在香港等消息，计划一旦击溃了李济深部，他们随即重回广州开府，可惜没等到好消息。张发奎后来表示懊悔，他认为自己不应该担心张黄事变的影响而离开部队，繆培南的威望远不如他，主指挥官是否在场，对战局影响太大了。
东江大战后，李济深夺回广东，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重新打起第四军的番号。为了这个番号，陈铭枢和陈济棠还曾有过一番争夺，陈铭枢认为他北伐有功，理应继续这个代表着“铁军”的荣誉，并斥责陈济棠在东江大战时首先撤退，进而影响他的十一军崩溃（在南京的白崇禧曾以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广州，要求为此事惩办陈济棠）。
陈济棠则认为陈铭枢已是十一军军长，自己的十一师在剿“叶贺”部队有功，理应扩编为军，接第四军的番号。
很明显，陈铭枢的资历深，且北伐有功，他的部队继承四军的番号更为合理。但有元老给李济深建议，说陈铭枢是军人政客，野心勃勃，应支持伯南（陈济棠字）。这也正中李济深意，遂决定将陈济棠师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第四军的番号并没有取消，时有两个四军番号）。
部队整编后，李济深将全省划为四个善后区，陈济棠任新编第四军军长兼西区善后委员（西江及五邑地区），所辖三个师：余汉谋的11师， 香翰屏的12师，陈章甫的13师。
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兼南区善后委员（高雷琼崖钦廉地区），下辖蔡廷锴的第10师，黄质胜的第24师，戴戟的26师。
李的铁杵亲信徐景唐略施小计后，继邓彦华接任第五军军长兼东区善后委员（潮梅汕地区），下辖云瀛桥13师，邓彦华15师，李务滋16师。
打四军时桂系出了半数力，这时也分得一块地盘，由王应榆出任北区善后委员（南韶连地区。桂系本来想让王应榆出任第五军军长，李济深没答应）。
张发奎第四军退出广东后，经江西开赴北伐前线，于四月初达到蚌埠、宿州一带，仍整编为四个师（除战亡的许志锐外，其余四个师长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黄镇球不变，后李汉魂离队，由谢膺白接任师长），对上报称全军约三万五千余人，言在东江大战损失约六七千人。
这个数应略有夸大（适当的虚报数额多拿饷是行规），莫雄回忆，他在途中就收容了有四千多人，凌仲冕则回忆东江大战后四军尚有两万多，另一方面比较多的说法是双方死伤合计两万左右。综合判断，此时的第四军人数应该在三万左右，实力依然强劲。
四军撤出广东后，张发奎等一行汪派人物从香港转到上海活动，李济深对张极为嫉恨，甚至想办法要置他于死地，李曾联合黄绍竑和陈铭枢等，对外发表时局声明，称“张发奎、黄琪翔等践踏D国原则，因给以逮捕，判处死刑”。为防止张被暗杀，蒋介石不得不出动上海帮会大佬杜月笙、张啸天保护他。
蒋介石要保护已下野的张发奎，除了张能牢牢控制第四军外，还在提前谋划着未来的一步大棋，这点将在后回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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