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从1966年至1976年，中国发生了特殊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出现了许多红极一时，权力极大的风云人物，如康生。

康生1898年出生，1925年入党，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在秘密战线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是一个老革命，党内资历很深。

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康生就搞了一出“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新中国成立后，康生一度淡出核心权力圈。1966年，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能再度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

特殊时期，他和江青、林彪等人相互勾结，干了不少坏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迫害了一大批无辜群众和干部。

1975年12月，康生病逝，悼词中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遗骨还被葬入了八宝山公墓。1976年10月，“王、张、江、姚”集团被粉碎，平反冤假错案的事情也被提上了议程。同时，一大批的老干部们也纷纷复出参加工作。

1977年初，在华国锋的提议下，中央党校得以恢复办学，华国锋亲自担任校长。当务之急是选定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

华国锋为了让胡耀邦出来工作，亲自登门拜访3次，胡耀邦终于答应出任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

胡耀邦1915年出生，曾参加过秋收起义，也是一个老革命了。特殊运动时期，曾受到迫害，1975年复出后，再度受迫害。

1977年3月，胡耀邦到党校走马上任。中央党校之前长期属于康生分管的单位，各大造反派头头占据着各级领导岗位，很多教职工曾遭受迫害，积极性不高。面对此种状况，胡耀邦依然信心满满地说：

“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

胡耀邦从外部调来一个得力助手冯文彬到党校任副教育长，两人同心协力，将一大批曾经深受迫害的老干部们解放出来，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

这批老干部们走马上任后，敢于对那些造反派头头们作斗争，那些人的罪行也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运动”中的遗留问题的时机逐渐成熟。嗅到危险信号的造反派们却将责任推到了死去的康生头上：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经康老同意的。我们执行的是康老的路线，不是‘王、张、江、姚’的路线。”

这就是造反派们狡猾的地方，康生当时还没被批判，康生临死前通过揭露“王、张、江、姚”的一些罪状，及时与他们划清了界限，也使得他死后获得了极大的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造反派企图利用康生来保全自己，1977年9月3日，在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有人大声质问主持会议的冯文彬：“康生和曹轶欧，到底能不能批批判？”

冯文彬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请示胡耀邦。胡耀邦意识到不揭露康生的罪行，就无法使党校工作不如正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胡耀邦公然表态：

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第一，提意见必须实事求是；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第三，不贴大字报；第四，我们将大家的意见如实向中央反映。

广大教职工得到这样的肯定后，纷纷写出“小字报”张贴出来揭露康生、曹轶欧的罪行，并进行猛烈批判。

单位内外前来看“小字报”的人络绎不绝，日夜不息。党校揭批康生问题轰动一时，外单位的人也纷纷写出批判材料，邮寄给党校。

胡耀邦经过调查核实，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材料编印成册，报送中央。华国锋看后，善意地提醒胡耀邦：“康生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也曾有一些贡献，中国人讲‘死者为大’，就不要再追究了。”

胡耀邦反驳说：“不追究康生的罪行，中央党校就不能彻底清查那些与‘王、张、江、姚’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无法深入开展下去，也就无法平反冤假错案”。

他还补充说，任何人对中央党校的任何领导，无论是死去的、下台的，还是活着的，在任的，有意见，都可以大胆提出来。

在他的坚持下，康生诬陷600多名无辜干部和群众的罪行被详细整理出来，并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年10月，康生曾经的悼词被中央宣布撤销，被开除党籍，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宝山公墓。正义会也许会迟到，但才不会缺席。